16世纪初期，奥斯曼帝国的人头税为每人20至25阿克切（奥斯曼帝国的货币单位），到了17世纪初时，则猛增至140阿克切。暴戾成性的税吏们还要从中进行勒索，他们甚至把税额增加到400至500阿克切。老百姓除了要缴纳人头税外，还要负担土地税、什一税、牲畜税、冬夏季牧场税等，并还要服各种官府安排的徭役，如修筑道路、桥梁、寺院、宫殿，要为官方的驿站提供马匹、粮秣等。被征服地区的非穆斯林居民还要缴纳双重赋税，在宗教、语言方面还要遭受到强制同化的政治压迫。苛捐杂税，封建徭役，残酷剥削，异族统治，弄得奥斯曼帝国各族人民日益贫困，民不聊生，严重地损害了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16世纪末期以后，奥斯曼帝国内部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农民起义和民族独立斗争风起云涌，不断爆发。
1591年6月，迪亚巴克尔的农民，为了反抗帝国政府追逼欠税，掀起了一次规模宏大的起义，后在帝国军队的残酷镇压下，惨遭失败。1599年4月，在安纳托利亚的中部和东部的广大地区，又爆发了一次由农牧民参加的起义，他们公开武装反抗封建压榨和官僚税吏的横征暴敛，参加人数有两三万人，起义的时间长达5年之久。据有关历史资料记载，17世纪初年，光在小亚细亚地区的农民起义军，就有将近百支队伍，大约二十多万人，他们声势日隆，影响甚大，有时把奥斯曼帝国政府派去镇压他们的军队打得一败涂地。1608年6月，基督教的神职人员詹普拉德·奥格鲁领导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人民举行起义，他们赶走了奥斯曼帝国派驻那里的总督，击溃了奥斯曼帝国的驻军，要求脱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正式宣布独立。接到消息之后，奥斯曼帝国政府向那里派去了20万大军前去血腥镇压，并采用恩威兼施的手段，收买了一些起义军的异己分子，从而迅速平息了这次武装起义。在奥斯曼帝国军队的血腥镇压中，共计有十余万人惨遭杀戮，数不清的村庄被夷为平地。
1616年3月，伊拉克南部沙漠地区的阿拉伯各游牧部落，因不满奥斯曼帝国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的民族政策，联合起来共同发动了一场反对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大起义，在他们强大的骑兵攻势下，奥斯曼帝国军队官无战心，士乏斗志，节节溃退，土崩瓦解，纷纷弃城而逃或投降，他们一鼓作气攻占了奥斯曼帝国的军事重镇巴士拉，并以此为首都建立了独立政权。与此同时，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欧洲巴尔干地区，因不满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也不断爆发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民族独立斗争，给予了奥斯曼帝国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冲击着帝国日益腐朽、摇摇欲坠的封建制度和反动统治，使得奥斯曼帝国从此陷入了社会危机的万丈深渊。
二、社会制度的崩溃
1.皇权与军权的腐败
奥斯曼帝国皇权的腐败与懦弱，以及宫廷内部勾心斗角，相互残杀，不但滋长了任人唯亲的腐败社会风气，而且助长了行贿受贿、卖官鬻爵的歪风。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一位在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专门撰文评时论事的英国人这样写道。此人也许曾经听到过奥斯曼人同样意思的一句俗语：“腐鱼发臭从头起。”没过几年，这句充满哲理的俗语就被奥斯曼帝国著名的诗人维西写进了他那生动有力、充满幽默亮点的教诲诗篇里去了。这位著名的诗人用他那饱含理性激情的笔，尖刻讥讽地写道：“从前奥斯曼帝国行政管理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任人唯贤，而如今任人唯贤倒成了鲜为人见的社会现象了。”对奥斯曼帝国统治集团内部的腐败行为给予了猛烈的抨击，表达了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渴望。
由于任人唯亲、行贿受贿、卖官鬻爵的社会风气盛行，所以对奥斯曼帝国政府各级官员的任命晋升，当然也免不了要受到这股社会腐败之风的影响。出钱买官位，意味着当了官之后，总得设法把花的钱捞回来，并还得为将来的前途积攒点资本。于是，从行贿受贿谋官位，到假借收税榨取额外钱财的这一恶性循环就不断加剧了。再加上官位频频更迭易手，所发生的一切情况就越发糟糕，甚至连伊斯兰教高级阶层的乌里玛也受到了这股腐败的社会之风的严重影响。一些训练不当、不学无术的乌里玛之辈，他们出钱买下官位，然后另雇替身代他们催粮纳款，搜刮民膏。在奥斯曼帝国统治集团内部，特别是司法的腐败更为严重，法官个个贪赃枉法，中饱私囊，有钱就能打赢官司，没钱请别进来，整个社会根本无公平、正义可言。
奥斯曼帝国这种江河日下的社会衰败趋势，所造成的后果是可怕的、灾难性的，尤其使得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征兵制，以及由帝国皇宫学校培养训练出来的基督教青少年新兵们，也受到了这样世风日下的社会影响。因为在金钱和恩宠面前，骁勇善战的基督教青少年新兵所获得的战功与荣誉已经不再起作用了，而且他们还时时受到社会上各种不正当竞争势力的排挤。这种竞争主要来自帝国政府内部臃肿庞大的官僚队伍。到了17世纪末期，这些官僚们似乎已经成功地打破了奥斯曼帝国政府要职皆由基督教青少年新兵出身的行政官员把持的传统局面。到了18世纪，甚至有更多的笔吏和乌里玛成员当上了帝国的帕夏（将军），统治着过去由基督教青少年新兵军事集团管理的一些省。此后，虽然帝国皇宫学校仍然继续存在，传统的征兵制度却被彻底地废除了。培养基督教青少年新兵这一征兵制度的废除，是与奥斯曼帝国近卫兵团的日趋腐败涣散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而近卫兵团的腐败涣散，也正是奥斯曼帝国逐渐衰败的最明显也是最令人吃惊的迹象之一。例如，关于帝国的近卫兵团的士兵必须终生独身不娶的这条规定，早已失去约束作用，后来则干脆废除掉了。在素丹塞利姆二世统治时期，帝国政府就已经允许近卫兵团的子弟们应征入伍，要是在以前这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它严重破坏了奥斯曼帝国的征兵制度。因为这些应征入伍的子弟，根本就不是基督教青少年，而是穆斯林自由民。由于有了先例，因此其他穆斯林自由民也如法炮制，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千方百计地进入帝国近卫兵团，依靠特权攫取利益和好处，搜刮民财，欺压百姓。尽管帝国近卫兵团力图让自己的子弟独占这块地盘，极力地排挤其他人员加入近卫兵团，但在金钱的交易中和权势的胁迫淫威下，帝国的近卫兵团也无可奈何。所以到了17世纪中期，近卫兵团的人数已高达二十余万，成为了帝国财政的负担和累赘。虽然帝国政府迫于财政的窘困和压力，也一度做过大量裁减近卫兵团人员的尝试，但在帝国近卫兵团不满的对抗情绪中，帝国政府被迫放弃了这一尝试，所以近卫兵团的人数不但没有裁减下来，反而又增加了更多的人员。
虽然帝国近卫兵团的人数在不断地增加，但其战斗力却在不断地下降减弱，完全丧失了往日骁勇善战、不怕牺牲的雄风。有些近卫兵团的士兵根本不执勤，不出征打仗，尤其是不太愿意前往遥远的地方去经受长期作战的严峻考验，而只想在商业和贸易方面搞经营，赚取大笔钱。因此，要派他们去打仗，他们就开小差，到时候只是凭着手中的军人证件去领军饷。并且这些近卫兵团的士兵们领取军饷的证件，不久在他们的手中，也变成了可供买卖的一般商品，外人完全可以通过钱把它买下来，然后按每个季度凭证到有关政府部门去取军饷，就像凭息票去领取钱一样方便。
纪律的败坏，士气的涣散，使得帝国近卫兵团的士兵们完全无法控制，所以许多近卫兵团的士兵，实际上是持有领取军饷证件的手艺人。这种双重身份的出现，使得奥斯曼帝国军人与民众之间的界线混淆，这种状况既瓦解了军队的战斗力，又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因为士兵和手艺人本来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社会两类人。尤其是奥斯曼帝国社会秩序的破坏和涣散，反过来又进一步削弱了奥斯曼帝国近卫兵团的战斗力。
近卫兵团的腐败涣散，不仅削弱了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战斗力，扰乱了社会秩序，而且也严重损害了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为了支付大量集中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近卫兵团的薪金和经常性的生活开支，国库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奥斯曼帝国的某些偏僻地区，以近卫兵团为首的卫戍部队成为了当地的实际统治者。当他们不能再从对外征服的战争中夺取到战利品时，就在国内肆意掠夺，靠糟蹋国家、鱼肉百姓过日子。1717年帝国一位著名的诗人在他的日记中曾经这么写道：“每当我们经过那些贫困的村庄，看到他们目空一切的蛮横行径时，我几乎情不自禁地要掉眼泪。”此后，这位帝国著名的诗人写了许多揭露统治阶级腐败无能的讽刺诗，严厉地揭露批判当时的现实社会，在人民群众中影响极大，但他也因此被迫害致死。
另外，在国家的政治事务中，帝国军队也越来越多地扮演起了左右君王废立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在17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的中央政府实际上完全控制在横行不法的军人手中。例如，素丹奥斯曼二世执政时，虽说年龄仅十几岁，但他聪明能干，充满朝气，对国势凌夷、政治腐败、民众疾苦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已处处显露出他自己属于奥斯曼帝国少数具有魄力的素丹之列。他试图整顿吏治，力致约束并改造多年来养尊处优、没有战斗意志的军队，不让他们过分飞扬跋扈，残害国家与人民。他曾经制订了一项计划，试图在安纳托利亚地区招募一支由库尔德人和土库曼人所组建的新军队来同专横跋扈、不听政令的近卫兵团相抗衡，并通过不断发动对外战争等手段，来消耗近卫兵团的力量。然而，正是这一计划的实施导致了近卫兵团发动政变将他废黜，随后又秘密将他处死。到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以近卫兵团为首的军队，与其说是对外国军队的威胁，还不如说是对本国政府及百姓的威胁。
2.采邑制度遭破坏
另外，要全面勾勒出奥斯曼帝国衰败的发展过程，也不得不了解一下封建采邑制度的命运。因为采邑制度是奥斯曼帝国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奥斯曼帝国早期以及其后在军事上获得胜利和健全内部行政的最可靠的制度之一。所以，封建采邑制度的破坏是造成奥斯曼帝国萎靡不振、社会衰败的主要原因。16世纪以后，奥斯曼帝国政府加紧把已无领主的采邑变为国家土地，为供养常备军提供财源，但这些努力往往是徒劳无益的。以前的采邑封地有些以纳税农场的形式租了出去，但获得采邑的封建领主缴纳的税金却常常要比预期的少。有些采邑已经一劳永逸地改变成为了纳税农场。这样的一种安排，无疑让原来的采邑封建领主似乎毫不费力地就获得了产业的继承权，通过非法手段，使采邑变成了私有财产，这种情况在过去是根本就不允许的。特别是奥斯曼帝国长期的通货膨胀，对采邑封建领主的经济地位所造成的影响和伤害是巨大的。因为采邑的收入是固定不变的，而帝国政府根本无法增加这些收入的价值，以减少通货膨胀对采邑封建领主的经济地位所造成的影响和伤害。由于在固定的津贴收入和飞涨的物价之间受到压迫，所以许多维持原状的采邑封建领主当征召令下达时，他们往往置若罔闻，根本就不去应征报到。于是采邑就被帝国政府收回，有些人甚至被迫索性放弃采邑。那些受到帝国政府制裁的采邑封建领主心怀不满，纷纷逃往城市，或者参加日益壮大的土匪队伍，在乡间荒野进行抢劫掠夺，强行向城乡居民征收所谓的保护税，蹂躏百姓，破坏治安，造成社会大乱。然而，对收回的和被遗弃的采邑，帝国政府并没有很好地加以管理和利用，而逐渐落入帝国近卫兵团的军官以及政府中有权有势的官吏和宫廷宠儿的手中。甚至有些平民也通过使用贿赂的手段，非法取得采邑。
17世纪中叶，有些近卫兵团的主要军官竟能谋得奥斯曼帝国财务长官的任命，控制了颁发采邑证以及确认采邑所有权证书的机构。这种机构本来是由帝国官僚体系中受过训练的专业官吏负责的，现在让近卫兵团的军官们来执掌这种职务，是一种破坏帝国社会结构协调的恶例。过去一些赐封给封建骑兵的“犒赏性采邑”，现在已经作为“买鞋钱”赠送给了得宠的女眷或是封建骑兵以外的人，其结果是使封建骑兵的规模和战斗力都大大地降低了，从此，封建骑兵已不再是奥斯曼帝国军队中决定胜负的主要力量。采邑制度的破坏，不仅仅使得帝国军队的战斗力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而且还使得帝国军队所需要的军费也这样白白地流失了，造成帝国国库开始出现日益增长的赤字。特别是非军人阶层家庭出身的人进入军人阶层的人越来越多，帝国建立在军人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区分之上的平衡基础被彻底打破了，使得帝国政府和素丹的权威大大地下降，造成全国各地公共治安的不断恶化。
奥斯曼帝国早期一些具有改革思想的政治家们认为，打乱帝国的传统秩序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的衰败和没落。他们希望通过恢复那种曾经造就奥斯曼帝国辉煌时代的传统秩序，如彻底恢复采邑制度的纯洁性，从而兴利除弊，制止奥斯曼帝国衰败的势头，但实践证明这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