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邑制度的混乱和被破坏，实际上正是16世纪末叶以来遍及整个奥斯曼帝国社会政治与经济变革的一种反映。一个完全由当地显贵和峡谷地区地主组成的阶级，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手段，取得了对以前采邑的控制。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势力在巴尔干地区和安纳托利亚部分地区不断发展壮大，对当地的政治与经济有着极大的影响。他们当中有些人还私设军队，建立起封建割据的小王朝，向帝国中央政府施加压力，以获得帕夏的封号，掌握当地的政府大权。虽然他们也不时地聚敛钱财，但比起任期短暂的总督或纳税农场的包税人来，他们巧取豪夺的搜刮程度还算轻的，因为他们的长远利益毕竟还是同本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这种社会政治与经济的深刻变化，软弱腐败的奥斯曼帝国政府是无力控制和改变的。奥斯曼帝国的采邑制度虽说在名义上一直延续至19世纪，但实际上此时已经基本上土崩瓦解了。
除了采邑制度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之外，地方政治势力设法摆脱帝国中央政府控制的现象也到处蔓延，特别是在一些偏远的阿拉伯地区更是如此。例如贝都因游牧部落的酋长，野心勃勃的总督，黎巴嫩地区的王公贵族以及埃及马木留克王室后裔，都能够轻而易举地向奥斯曼帝国素丹的权威挑战，造成帝国政令不畅通，社会离心力加剧，从而使得奥斯曼帝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蒙受重大的损失。
伴随着这些政治上急剧变化而来的，还有其他一些经济上的变动。例如，一个专门以征服或袭击，在边界之外地区掠取战利品为能事的国家，经过连年不断的战争，付出越来越高的代价，换来的却是接二连三的失败，再也得不到什么战利品，从而加剧了奥斯曼帝国内部的社会矛盾，最后导致祸患无穷。
3.帝国经济膨胀无度
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经济，是一种受到控制的经济，帝国各级政府严密监督市场，如度量衡、进出口、价格和利润、行会和原料等，都在政府的严密监视之下，并且政府也是制造商和消费者之间的仲裁者，调解两者之间的相互利益。此外，帝国政府在许多重要的商贸路线上派有重兵，严加防范盗匪们的侵袭，保护商人的生命和财产。帝国政府之所以想要控制和保护国境以内的所有商贸路线，其目的在于增加关税收入，防止敌对方得到必需的战争物资，并保证自己所需要的主要商品能够稳定地流通。因为帝国政府也是这些商品的最大消费者之一，尤其是对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庞大的宫廷机构和军队而言更是如此。另外，为了对国家的财政有利，奥斯曼帝国政府长期实行两种价格体系：一种是市场价格，另外一种是政府规定的价格，后者一般都低于前者25%左右。在1580年以前，奥斯曼帝国的市场和物价一直都相当稳定，但此后，为了供养更多的常备军，供养一大批开支浩大的官僚集团，国家急需现金。特别是由于大批政府官员行贿受贿、盗用公款以及素丹们挥金如土供养一批爱享受、会花钱的嫔妃，从而造成国家财政困难日益加剧。尤其是奥斯曼帝国从16世纪中叶似乎就已经开始，后来变本加厉的通货膨胀现象，对于帝国整个困难重重的社会和经济更是雪上加霜。例如，奥斯曼帝国粮食之类的某些生活日用品价格，在整个18世纪明显地大幅度暴涨。这一方面是城市商品市场发展竞争性需求的一种反映，同时也是美洲新开采的白银源源流入奥斯曼帝国的一种反映。由于白银的大量流入，在18世纪后半期引起了整个奥斯曼帝国的物价飞速上涨，破坏了商品市场的稳定和发展。
长期以来，奥斯曼帝国的铸币都以白银为基础，而当时由于用白银换取黄金比较合算，从而使得奥斯曼帝国国库里的白银开始大量地流失。对于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奥斯曼帝国政府束手无策，有几次采用了使帝国货币贬值的办法，可到头来，则更加速了通货膨胀和市场物价的螺旋形上升速度。这样就使得那些靠固定薪俸过日子的官兵们和政府官员们，由于生活开支剧增而大受其苦。这也就是为什么造成奥斯曼帝国近卫兵团暴戾恣睢，搞副业捞外快，军纪松弛，军心涣散，以及政府官员在官场中索贿受贿成风的一个主要社会原因。
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经济不仅受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影响，其他方面也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例如，在整个16世纪，奥斯曼帝国一直是欧洲贸易的中间商，靠转售东方丝绸和香料而获利，但是16世纪以后，这种商贸利润就逐渐地减少了。其主要原因是，延续了多年的奥斯曼人与波斯人之间的战争，严重地妨碍了商贸的安全，于是英、法、荷等西方国家都把希望寄托于远绕非洲的海路运输线。到了17世纪中叶，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已经能够把印度的货物经过非洲的好望角运至伦敦，然后再出口到奥斯曼帝国的各大城市，即使这样，商品的最后出售价格也比奥斯曼帝国的商人设法直接从印度运来的商品价廉。因此，奥斯曼帝国与欧洲之间的商品交换、贸易往来，得利的一方总是欧洲。因为欧洲的商品本身物美价廉，再加上新签订的、范围一再不断扩大的不平等条约，也为这些商品进口到奥斯曼帝国提供了便利，从而造成了奥斯曼帝国贸易入超现象日趋严重。另外，在同欧洲的商贸过程中，帝国的许多非穆斯林臣民又从欧洲外交官那儿搞到保护证书，可以享有免税的好处，由此而造成的偷漏关税的混乱局面，到头来倒霉的还是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经济。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工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技术工艺落后，这一方面既是由于西方商品竞争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奥斯曼帝国政府对于工业行会采取一系列限制措施的缘故。
此时奥斯曼帝国的农业生产也遭受了严重的伤害，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例如，采邑封建领主与农民之间的契约关系瓦解，造成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到头来都被纳税农庄的包税人剥夺走了。另外，奥斯曼帝国政府开展改良耕作方法和在边远地区建立新农庄的尝试也遭受到了彻底的失败。而同一时期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与俄国人，则在这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事实上，就村落发展的情况而言，奥斯曼帝国是与日新月异的西方背道而驰的。许多历史学家在描述当时这方面的情况时一致指出，奥斯曼帝国的农村人口日益减少，许多村庄荒无人烟，农民们不胜苛捐杂税的重负而被迫离开土地从事盗匪活动，是奥斯曼帝国那一时期的普遍社会现象。
随着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普遍下降，以及奥斯曼帝国政府岁入的不断减少，安纳托利亚许多地区多次发生通常夹杂着伊斯兰异端教派色彩的农民运动或农民起义。巴尔干地区的农民以及由巴尔干地区移居他乡的农民，也纷纷行动起来，后一类农民的起事，则反映了基督教农民对穆斯林地主的不满。一位密切关注这些农民起义的西方观察家，在1605年就对奥斯曼帝国的衰亡做出了这样的预言：“既然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民众，发现他们可以通过武装反叛挣脱奥斯曼帝国长期以来一直紧套在他们身上的奴役性枷锁，那么奥斯曼帝国内部很快就将会出现极大的混乱。”
奥斯曼帝国衰败的原因，除了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崩溃之外，它的社会道德观和文化价值观，也同样经历了一个逐渐崩溃的演变过程。那一时期，形形色色的西方观察家在他们的著书撰文中，对奥斯曼人抱有一种极端的蔑视态度。他们更多的是强调奥斯曼人邪恶的一面，而不是他们的美德，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已经看到了奥斯曼人的品德在堕落。尤其是奥斯曼人的酗酒、鸡奸、卖淫以及流氓恶棍和伊斯兰教异端的歹徒们在咖啡室等社交场所的聚会，为他们的看法和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虽然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的许多有识之士的自我批评，也与上述的某些观点和看法一致，但他们的批评矛头是更急切地指向上层社会的腐败、贿赂和对奢侈生活的追求。他们认为这些社会现象的出现，是传统制度和传统价值观念崩溃的一种反映，也是耽于“世俗利欲享乐”的一种反映。但面对整个社会道德水平下降的问题，他们又感到束手无策。
4.文化与道德的崩溃
另外，奥斯曼帝国道德与文化崩溃的具体表现，也体现在这一历史时期帝国乌里玛集团确实显示出学识水平在下降，并且还带来了许多不幸的社会后果。例如，许多身居高位的乌里玛成员一心追求物质利益，面对从事的学问不感兴趣。尤其是奥斯曼帝国经学院开设的课程陈旧狭窄，使得乌里玛成员中能够接受新思想的人愈益减少。因此，除个别人之外，乌里玛的整体学识水平普遍都不及以前。这种平庸腐朽的经学院教育，实际上是奥斯曼帝国社会文明进步的一大阻碍。
在奥斯曼帝国，乌里玛的首要职责是高举神圣的伊斯兰教法规，维持社会的道德秩序。所谓社会的道德秩序，对于他们来说，无非就是传统的道德秩序，而维持好传统的道德秩序，也就是主持了社会正义。不学无术、孤陋寡闻的乌里玛成员在履行其职责时，必然是按老规矩办事。所以，在奥斯曼帝国这个具有伊斯兰文化传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改革创新向来遭人侧目，被认为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在西方的专家学者中，有人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认为素丹塞利姆一世和苏莱曼大帝镇压了帝国境内的什叶派异端，平息了他们的武装叛乱，虽然巩固了奥斯曼帝国的政权，但从长远的社会利益来看，这是很不幸的，因为这意味着正统的伊斯兰教无须经受见之于咒骂和对话的挑战，就能够稳坐第一把交椅。而在西方，咒骂和对话司空见惯，是人们正常表达自己观点和看法的一种形式。例如在西方，天主教与新教之间宗教信仰和政治观点不大相同，对抗也非常激烈，但在思想与言论自由的社会氛围下，谁也吃不掉谁，长期和平共处。所以，长期位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教正统位置上的逊尼派，尽可不用动脑筋，就将新思想拒之门外，而其思想僵化之后，对异教西方文化知识的进步不是无动于衷，便是嗤之以鼻。
如果把奥斯曼人在学识上固步自封、排除异己的普遍现象完全归咎于乌里玛，那也有失公允。因为在奥斯曼帝国，上至素丹、大臣、总督、近卫兵团等形形色色的集团，下至一般的平民百姓，全都抱有固步自封、排除异己的顽固偏见。他们认为伊斯兰教世界，完全优于西方的异教世界，所以向西方学习，充其量也只是搞来一些技术以及发明创造罢了。尤其是这种偏见在奥斯曼人昔日的成就中可以找到依据，这也就成了压在奥斯曼帝国未来改革家头上沉重的精神枷锁，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造成奥斯曼帝国社会新因素的发展十分缓慢，对社会进步所造成的危害极大。
相对于奥斯曼人头脑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这一时期的西方社会则正在突飞猛进。虽然在奥斯曼帝国的社会中，也有一些善于接受新思想的有识之士，乌里玛成员中也不乏这样的人物，但他们毕竟是些例外，要他们在普遍的世俗观念面前力挽狂澜谈何容易，更何况奥斯曼帝国当时这种停滞不前的局面，又似乎最能够满足那些上层统治集团成员的个人私利。
以上罗列的奥斯曼帝国社会制度衰败的种种原因，勾画出了一幅几乎根本无法缓解的黯淡画面。但我们也必须时时记住这一点，奥斯曼帝国社会制度的整个衰败过程是十分缓慢的，长达两百多年之久。有时这种颓势被对外战争的暂时胜利制止住了，有时由于改革与进步而又有所缓解。这一切都可以从1566至1792年间奥斯曼帝国所经历的战争和领土的变化中，得到部分的证明。因此，一些西方历史学家认为，这一历史时期的奥斯曼帝国既是以失败也是以胜利揭开帷幕的。
三、科普鲁卢家族执政时期的复兴
1.拯救帝国的大维齐
虽说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及社会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但毕竟社会秩序还未彻底瓦解。在社会统治集团的大部分成员耽于骄奢淫逸的现象下面，仍然存在着一些对奥斯曼帝国非常忠诚的人，以及相当一部分训练有素、耿直能干的政府官员。处于惨淡昏暗年月的许多有识之士的奥斯曼人，希望通过励精图治，扭转时运，重振奥斯曼帝国往日之雄风，再现昔日之风采。其中最杰出、最有才干、最有作为的要算17世纪末叶出身于科普鲁卢家族的几位大维齐。通过出身于科普鲁卢家族的几位大维齐专心致志、呕心沥血的努力，奥斯曼帝国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一定的元气，暂时度过了严重的社会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