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奥斯曼帝国的素丹哈米德二世之所以积极推行泛伊斯兰主义，并不完全是出于把全世界的穆斯林统一成为一个伊斯兰帝国的政治理念，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国内政治需求的考虑，即力图从国内日益增加的穆斯林人口身上汲取力量，利用伊斯兰意识形态牢牢地掌控广大穆斯林臣民对帝国素丹的忠诚，特别是确保阿拉伯臣民的忠诚。为了落实泛伊斯兰主义这一重要的国策，素丹哈米德二世在奥斯曼帝国的学校教育中，加大了宗教课程的内容与比重，强调人们对阿拉伯语的学习。并且花费大量的资金修筑了通往阿拉伯半岛的铁路，这样既可以方便广大穆斯林去麦加朝圣，又可以加大对阿拉伯半岛的政治控制。
3.突厥主义
此后，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崩溃，泛伊斯兰主义得到了精英政治家们的抛弃，一种文化与种族民族主义政治思潮——突厥主义开始活跃了起来。从认同的角度来看，突厥主义极端表现是泛突厥主义与土兰主义，其主要利用的是欧洲的突厥学的研究成果，对伊斯兰教之前的突厥历史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受到来自中亚流亡知识分子的影响。对于那些来自于沙皇俄罗斯帝国的逃亡者和移民来说，泛突厥主义确实是一项伟大的政治纲领。按照最高的政治形式来说，泛突厥主义意味着把在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波斯、阿富汗等说突厥语的各族人民，全都统一成为一个单独的国家。虽然泛突厥主义在最初仅是社会的、文化的和文艺的，但逐渐与政治问题相结合，成为推动奥斯曼民族运动发展的强大动力。
突厥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出现的时间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自19世纪后期以来，随着俄国在中亚以及其他地区的不断殖民与扩张，奥斯曼帝国逐渐成为俄国压迫下的穆斯林鞑靼人的向往之地。许多年轻的学生被派遣到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学习，还有许多人从伏尔加河流域、阿塞拜疆和克里木等地被迫流亡迁徙到了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并永久性地定居了下来。这些流亡迁徙者往往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他们非常熟悉俄国的突厥学研究成果，亲身经历过大斯拉夫主义的政治迫害，并且受到当时俄罗斯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民粹主义和社会革命倾向的影响。他们这些去国怀乡的“外来土耳其人”对故国乡土不仅割舍不断，还抱有一种深深的突厥民族情怀。所以他们自然地把在故乡掌握的一切积极人文因素带到了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起到了一种传播突厥历史和语言的巨大作用，而后又在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政治思潮的影响下，推动了泛突厥主义的全面发展。
奥斯曼帝国在历史上无比辉煌、不可一世，然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奥斯曼帝国已经完全衰落，演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国家，逐渐失去了广大非穆斯林居住的地区，特别是伴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政治与经济中心巴尔干半岛的逐渐失去，导致奥斯曼帝国境内原先的基督教臣民掀起了此起彼伏、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动。正是在这一巨大政治因素的刺激下，伊斯坦布尔变成了帝国的一个非常活跃的思想大舞台。许多知识分子开始日益关注“土耳其民族”的历史、传统、习俗、文化与民族意识等问题，主要探讨土耳其民族出现的历史背景，以及对土耳其民族和民族传统的看法，并且把围绕这些问题出现的民族主义政治思潮称为突厥主义。特别是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德经所著的与匈奴、突厥和蒙古有关的作品，以及英国著名学者亚瑟·大卫打算献给奥斯曼帝国素丹塞利姆三世的《土耳其语法》中对突厥语言的概论，不仅受到了奥斯曼帝国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还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例如，在突厥主义的最早期，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德经的作品就极大地影响了突厥主义的开创者素雷曼帕夏。素雷曼帕夏是奥斯曼帝国第一个根据中国的史料来撰写突厥史的人，他在撰写过程中深受德经的影响，因为素雷曼帕夏在自己的作品中根据德经的资料和一些观点，高度赞扬了突厥人以及他们在遥远的古代通过军事能力所达到的荣耀，并且素雷曼帕夏还在自己的作品中介绍了一些显赫的历史人物，这些历史人物被后来的突厥主义者宣传为突厥种族的伟大英雄。此外，与素雷曼帕夏齐名的另外一位对突厥问题深有研究的人物是艾赫迈德·魏菲克。
艾赫迈德·魏菲克1823年出生于一个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希腊裔达官贵人的世家，曾在法国接受西方教育，精通法文和英文，回国后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历史与哲学系担任历史学教授。艾赫迈德·魏菲克坚决反对西方化与宪政，倡导使用朴实的当代土耳其语，是第一本《奥斯曼—突厥语词典》的作者。他强调说，突厥语是一门包括了数种方言的语言，在奥斯曼帝国统治地区之外，还有很多人讲这种语言，而奥斯曼语只是其中一种，并认为所有讲这种语言的人构成了同一个民族。因此，对于奥斯曼帝国晚期的知识分子来说，突厥学所揭示的关于古代突厥人的历史与文化的知识，使得他们对于自己的集体，特别是对于自己和其他团体之间的过去和现在的联系，以及对于在人类境遇当中历史与哲学所处的地位和基本看法全部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作为突厥民族主义运动的思想导师，素雷曼帕夏与艾赫迈德·魏菲克对突厥人的历史、语言和文化的热衷研究，反映了当时奥斯曼帝国文化领域中一种正处于萌芽状态的突厥民族意识的崛起，这种民族意识的崛起显然是受到了西方社会的影响。然而，素雷曼帕夏与艾赫迈德·魏菲克此时尚未提出一种明确的突厥民族主义思想来。不过，因为他们是突厥主义杰出的思想启蒙家，后来的突厥主义者们都把他们追奉为思想上的导师。直到今日，在世界上许多“突厥人之家”以及其他的突厥民族主义组织中，经常悬挂着素雷曼帕夏与艾赫迈德·魏菲克的全身画像。
总之，奥斯曼帝国的知识分子恰好利用19世纪中后期兴起于欧洲的突厥学研究，并结合近代欧洲出现的种族思想与民族理论，开始关注自身民族的历史和身份，试图发展出一种土耳其民族主义思想，团结起世界上所有的突厥人，共同挽救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因此，突厥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追求建立以共同文化、共同起源为基础的民族意识形态运动，其所关注的主要是土耳其种族（或者说是突厥人）的历史，强调的是土耳其语如何实现国语化。
世界上任何一种政治运动的发展，都需要与之相配套的意识形态的支持，而意识形态的发展亦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资源的支撑。最早对突厥主义进行研究的是那些突厥主义者，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是齐亚·格卡尔普、优素夫·阿克储拉等人。他们既是突厥主义的直接参与者，又曾经对突厥主义的起源与发展演变过程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因而他们是推动近代突厥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重要理论家，而并非纯粹的专家学者。在他们对突厥主义进行研究的民族理论当中，他们一般把族裔作为形成民族的关键因素，认为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在历史上一直都没有形成共同的族裔核心，因而他们极力在政治上批判奥斯曼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说它们完全违背了近代民族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被看作是一种纯粹的民族主义，仅是一种爱国主义，其理论与运动完全是逆时代潮流而动，注定要失败。在对奥斯曼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批判的基础上，他们明确地宣称自己站在当代民族主义潮流的浪尖上，是时代的先锋，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
齐亚·格尔卡普是公认的突厥主义的精神与理论导师，有人将他称之为泛突厥主义思想的祖师爷。齐亚·格尔卡普对突厥主义的理论研究深受西方有关突厥人的学术研究，即所谓的“突厥学”。这主要指的是来自于俄罗斯、法国、德国、丹麦、匈牙利和英国等国家的许多学者所从事的与古代突厥、匈奴和蒙古人有关的语言学、历史学以及考古学的研究。概括而言，西方的专家学者们通过中国历史记录中对匈奴、突厥人有关记载的研究之后提出，突厥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他们散布于亚洲的广大领域，而且突厥人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创建了主导世界的国家和高级文明。
奥斯曼帝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然而在帝国境内众多的人种当中，突厥人的民族主义是出现最晚的。在近代的奥斯曼帝国，民族主义的思想和运动首先发轫于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群体当中，然后才逐渐出现在阿尔巴尼亚人与阿拉伯人之中，突厥人是最后才接受了近代民族主义的政治理念。齐亚·格尔卡普曾经对此问题做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奥斯曼帝国是由突厥人自身创建的，所以对于突厥人而言，奥斯曼帝国本身就是一个已经建立的民族。而近代民族主义的重要理想与原则则是建立在主观意志基础之上的民族。因此，突厥人开始的时候是不愿意以理想来牺牲现实的，这一理念也使得许多奥斯曼帝国的思想家们最初信仰的不是突厥主义而是奥斯曼主义。
齐亚·格尔卡普除了认真解释突厥人的民族主义为什么会出现比较晚的原因之外，他著书撰文评述了当时的突厥主义者对民族主义这个概念的一些基本看法。他亦承认，突厥主义者所鼓吹要建立的“民族”其实就是一个基于“主观意志”的民族，也就是说，为了挽救奥斯曼帝国的颓废，需要构建这样的一个民族，首先这个民族要建立某种统一的“主观意志”，即一种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齐亚·格尔卡普认为，在奥斯曼帝国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帝国境内的突厥人逐渐忽视和遗忘了自己的民族历史和民族身份，特别是对自己原先的世系、语言、民俗等不是很看重与强调，在奥斯曼帝国近代的民族主义者看来，这造成了突厥人民族意识的长期泯灭。
基于此，齐亚·格尔卡普把突厥主义概括为一种文化运动，即通过追溯突厥人的古代文化，从而达到复兴突厥人民族文化的政治目的，最终唤起一种突厥人的民族意识，并以此与奥斯曼认同与伊斯兰教认同相对抗。在齐亚·格尔卡普看来，无论是传统的伊斯兰文化，还是改良派通过学习西方所带来的那种文化，都不能够代表突厥人的民族文化。因此，齐亚·格尔卡普在对突厥主义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强调在信仰伊斯兰教之前，突厥人就已经拥有了民族生活、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而在皈依了伊斯兰教之后，突厥人的民族文化就日渐处于一种潜意识的状态当中。突厥主义就是要把那种处于突厥人灵魂深处的、无意识的民族文化重新激活，努力寻求一种对突厥民族的新认同。
在齐亚·格尔卡普对突厥主义发展演变的总体历史进行系统性研究当中，《突厥主义的原则》一书最为重要，对突厥民族主义运动所产生的影响极大。该书写于20世纪20年代作者去世之前不久。在该书中，齐亚·格卡尔普作为突厥主义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它既清晰界定并认真归纳了突厥主义的基本内涵，又全面梳理了突厥主义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在书中的最后部分，齐亚·格卡尔普还提出了突厥民族主义运动的详细行动方案。严格来讲，齐亚·格卡尔普的这本著作不是一种客观的学术研究，而是作为一个突厥民族主义运动的理论家所提出的某种政治与文化行动方案。
与齐亚·格卡尔普主要是把突厥主义限定在奥斯曼人之中的理论不同，优素夫·阿克储拉作为突厥主义另外一位最具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在对突厥主义的研究中，更加注重种族和语言等因素，强调种族和语言在民族性的界定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强调所谓大突厥世界的联系性。因此，他对突厥主义的研究主要来自两大重要线索：地区与人物。特别是优素夫·阿克储拉在详细介绍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讲突厥语的世界各地区所出现的民族主义者的政治主张的时候，他把“突厥主义”界定为一种以语言、种族和历史为主要关切的民族主义政治思潮，所以其所谓的突厥主义在许多情况下实际上是一种“泛突厥主义”。
优素夫·阿克储拉于1928年在《土耳其年》这本杂志上以《突厥主义》为题发表了一篇颇具影响的长文，后来又以《突厥主义的历史》为名单独成书。在该书中，优素夫·阿克储拉把突厥主义的历史追溯到19世纪后期，但他认为突厥主义并不仅局限于奥斯曼帝国境内，还发生在俄国境内的阿塞拜疆、吉尔吉斯等地区的突厥人当中。因此，优素夫·阿克储拉在书中是分地区来叙述突厥主义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的，强调了地域在突厥主义中的积极作用。
优素夫·阿克储拉不仅是一位突厥主义的理论家，还是一位积极的行动者。1908年底，优素夫·阿克储拉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倡导发起了一个“文化、非政治性的、民族主义运动”。他首先联合几位在奥斯曼帝国颇具影响的突厥学家和一些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创建了一个名为“突厥之家”的政治组织。在该政治组织的章程中，它宣称自己的目的，是要全面地、详细地研究被认为是突厥人的所有的种族群体的过去与现在的遗迹、活动和情况，并把这些研究成果传播至全世界。此外，该组织还积极改革土耳其语。通过分析该组织的章程可以看出，这一组织创立的主要政治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突厥人的联合”这一伟大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