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泛突厥主义的政治影响主要是通过报刊杂志而实现的，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突厥民族主义的思想乃是报刊杂志的产物。因为对于奥斯曼帝国的突厥人来讲，突厥民族主义的宣传作用主要表现在文化启蒙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奥斯曼帝国关于突厥语言改革思潮的广泛兴起，许多突厥知识分子开始利用突厥语在报刊杂志上写作，从而使得用突厥语印刷出版的各种报刊杂志进一步推动了突厥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突厥民族主义运动主要是依靠报刊杂志在奥斯曼帝国的大众当中激起一种荣誉和牺牲的情感，从而唤醒突厥民族传统与宝贵理想的意识。也就是说，奥斯曼帝国的报刊杂志在突厥民族主义运动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就是通过把讲同一种语言的人们整合成为社会公众，并让报刊杂志赋予这些社会公众一种共同的民族意识。因为民族意识一旦在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公众中产生，就会很容易地向其周边传播，从而引起突厥民族的道德生活、语言、文学，以及政治与经济生活的复兴，增强突厥民族的团结、牺牲和斗争的情感，最终唤醒社会公众对奥斯曼帝国忠诚与支持，起到凝聚民心的积极作用。
为了更好地实现突厥人的联合这一伟大的政治理想，1911年底，优素夫·阿克储拉与他的一些挚友们发起创办了一份颇有影响的杂志——《突厥故国》。这份杂志一面世就变成了一种更加系统化和更加具有政治性的突厥主义组织的机关报，并成为1912年创建的突厥民族主义团体“突厥之家”的喉舌。优素夫·阿克储拉等人创建“突厥之家”这一突厥民族主义团体的政治目的，不光是为了致力于普及和提高突厥人的语言和文化，还为了可以自由地鼓吹泛突厥主义，从而有针对性地团结起中亚的突厥人，试图把他们从俄国沙皇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突厥之家”的各种政治活动不仅宣传了突厥人的所谓“民族文化”，而且还把作为一场文化思潮的突厥主义诉诸于政治实践，从而为奥斯曼帝国突厥人的民族觉醒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此后，“突厥之家”成为当时奥斯曼帝国最为活跃的民族主义组织，在帝国各地都设有分支机构，其影响一直持续到土耳其共和国时期。
在奥斯曼帝国，突厥主义从文化思潮被诉诸于政治实践，即真正演变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在土耳其青年党人执政时期。1908年，奥斯曼帝国的青年军官们发动政变，迫使素丹恢复了1876年的宪法，这在历史上被称之为“青年土耳其革命”。1909年，借镇压叛乱之机，青年土耳其党人废黜了素丹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其秘密组织“团结与进步委员会”也宣布为政党，彻底摆脱了过去地下秘密组织的身份。从此以后，“团结与进步委员会”便成为了奥斯曼帝国的真正主人。虽然青年土耳其党人是一个主张突厥民族主义的政治群体，但实际上他们的民族主义特征更主要地表现在其执政的后期。青年土耳其党人在成立初期，曾经明确地反对把自身定位为突厥民族主义者。因此，那些信心百倍的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上台以后，并未对当时非常严峻的帝国时局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特别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在帝国境内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分裂主义力量，更没有研究出一个具体的办法来有效解决这些重要问题。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内心深处他们仍然不自觉地把自身当成奥斯曼人，他们的理想就是为所有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制定一部温和的宪法。他们天真地认为，只要在帝国建立一个代议制政府，那么所有的分裂主义活动就会随之而消失了。然而，正是这种迷药般的梦幻，使得青年土耳其党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肩负着反对国家分裂的重大责任，而是昧于当时欧洲与本国的政治情势。
在青年土耳其党人早期的执政过程中，所实行的基本国策是三种政策的杂糅，其政策的侧重点也随着帝国现实情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例如，当青年土耳其党人主张奥斯曼主义政策的时候，是为了维护奥斯曼帝国对欧洲残存领土的吸引力，缓解非穆斯林的离心力；当青年土耳其党人实行伊斯兰主义的策略时，是为了取悦帝国境内广大的穆斯林，并希望赢得顽固保守的乌里玛阶层政治上的支持；而当青年土耳其党人采纳泛突厥主义政策的时候，一方面主要是受到当时日益强烈的世界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在认识到前两种政策已经不可能再产生什么有利于社会统治效果的前提下，不得不认真地考虑把泛突厥主义政策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政治方案。
青年土耳其党人曾于1908年颁布过一项法令，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禁止按民族或种族组织任何政治团体。青年土耳其党人颁布的这项法令，一般被人们看作是积极实践奥斯曼主义政策的具体行动。然而，随着巴尔干地区民族主义分裂活动的日益高涨，使得奥斯曼主义成为一种空想。青年土耳其党人奥斯曼主义失败的标志性，是1912至1923年的巴尔干战争。巴尔干战争不仅断送了青年土耳其党人作为实际行动学的奥斯曼主义，更为重要的是唤起了奥斯曼帝国伊斯兰主义的情绪，使得奥斯曼帝国开始更加强调其伊斯兰特征。1911年10月，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的帝国政府通过一项决议，其主要的内容是：坚决压制新形成的政党，坚决压制其他的宗教宣传，坚决阻止新的“自由思想”的出现，使得奥斯曼帝国成为一个真正的伊斯兰国家，使得伊斯兰教的影响在奥斯曼帝国占据绝对的优势，否决其他族群的组织权，以维护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体制和传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以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恩维尔为首的帝国政府强调泛伊斯兰主义的策略，宣布对协约国进行伟大的“圣战”，希望利用伊斯兰教来煽动英、法、意等国家穆斯林殖民地的反抗。但是这种策略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特别是对协约国进行的“圣战”不仅没有激发起奥斯曼帝国境内泛伊斯兰主义的日益高涨，反过来还沉重打击了泛伊斯兰主义运动。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帝国主要的穆斯林臣民阿拉伯人对“圣战”不仅没有响应，而且在伊斯兰宗教圣地麦加阿拉伯人的首领沙里夫·胡赛因的领导下，阿拉伯人还与英国政府缔结了秘密协定，以求在战后建立新的阿拉伯民族国家。这样的情形对于青年土耳其党人来说，伊斯兰世界的团结就成了幻想，导致泛伊斯兰主义在维护奥斯曼帝国的实践中遭到彻底失败。
随着泛伊斯兰主义的彻底失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后期，以青年土耳其党人为首的奥斯曼帝国政府实行一种日趋明显的突厥主义政策，并针对俄国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开始在高加索等地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泛突厥主义民族解放运动。此后，在奥斯曼帝国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民族政策当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其内在的突厥主义逻辑来。
1916年，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的奥斯曼帝国政府颁布了语言法，规定在帝国境内商号的账册和往来的所有函件必须使用突厥语，并且还企图把突厥语强加给阿拉伯人、阿尔巴尼亚人以及其他非突厥人的穆斯林。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期，以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的帝国政府规定，在帝国境内的阿拉伯地区所使用的火车票不能再用阿拉伯语印刷，一律要改用突厥语和德语印刷。在黎巴嫩地区还建立了一个突厥人的军事法庭，用以逮捕与审判大量活跃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分子，试图把日益觉醒的阿拉伯民族意识扼杀在摇篮中。特别是以青年土耳其党人为首的帝国政府，为了强化突厥人在帝国境内占多数的比例，大量迁徙国外的突厥人定居在帝国的中心地带——安纳托利亚，并且分发给他们土地，让他们参政议政，有意识地提高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从而壮大突厥种族在奥斯曼帝国的比例与影响。总之，突厥主义首要的政治目标以及最为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唤醒突厥人具有一个共同命运的民族意识，并依靠这种民族意识去促成突厥人的团结，希望突厥人不要再沉迷于奥斯曼帝国的梦境和伊斯兰团结的幻想之中。
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统治的后期，突厥主义在奥斯曼帝国政治生活中的兴起，是奥斯曼帝国现实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表明奥斯曼帝国为了生存与发展，只能建立在一个由共同语言统一起来的民族基础之上，以此来推动和普及一种突厥民族的意识，从而激发起突厥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热情，形成一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因此，突厥主义对于维护与延长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以及日后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都起到过积极的影响作用。然而，对于突厥主义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政治作用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评价，要历史地理解突厥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所以应该看到它的在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政治作用还是非常有限的，这也是为什么直到奥斯曼帝国瓦解之后，突厥主义也并未完全取代奥斯曼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主要原因。
长期以来，奥斯曼帝国境内的突厥知识分子之所以对伊斯兰教以前的突厥历史与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主要是为了寻找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民族——突厥人的文化与种族起源，但是这并未削弱他们对奥斯曼主义和伊斯兰教的忠诚，力图调和国家、宗教与种族之间的矛盾。因此，在奥斯曼帝国的晚期社会政治生活中，奥斯曼主义、伊斯兰主义和突厥主义一直是交错并行的，从而也导致三者之间的区别并不清晰。因此，对于奥斯曼主义者来说，不管他们如何自我表白，在他们的政治纲领当中还是可以看出，他们并不准备让广大的非穆斯林人获得真正的社会平等。突厥主义者在其政治纲领当中也明确表示，他们理想中所要组建的突厥大家庭，仅限于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人，而坚决排除其他人。因此，就这点而言，不管是奥斯曼主义者还是突厥主义者，他们同时也是伊斯兰主义者。
三、年轻有为的塞利姆三世
1.提倡“欧化”改革
素丹塞利姆三世登基时年仅27岁。他颈长鼻高，满脸胡须，由于从小习武，所以体格魁梧。他秉性刚直，急公好义，多少有些愤世嫉俗，是一位个性较强的人。同长期以来其他许多走出奥斯曼帝国皇宫王子阁笼的人相比，他的能力更强，知识更广，阅历也更丰富，是一位博学多闻，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素丹。尤其是他不讨厌西方社会的异端思想和生活方式，对于欧洲各国的事务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当他还是王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通过私人使臣，同法国的国王路易十六有过书信来往，希望法国人能够帮助奥斯曼帝国抵御俄罗斯人。
塞利姆三世即位之初，对奥地利和俄罗斯的战争束缚住了他的双手，但是此后的法国大革命分散了欧洲列强的注意力，使得奥斯曼帝国从欧洲列强的巨大压力下获得了几年宝贵的喘息时间，从而使得新素丹塞利姆三世乘机可以计划、并部分地执行一项规模巨大的改革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方案，其目的是要把落伍的帝国军队在技术装备、军事训练和战略战术等方面，迅速提高到西方国家军队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帝国军队的战斗力。所以这个意想不到的大好时机，为年轻有为的塞利姆三世提供了一个充分显示他治国才能的机会。
塞利姆三世登基不久，即在西方国家的首都设立了第一批大使级常驻机构，试图通过外交方面的改革，打开帝国学习和了解西方的窗口。直到18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在国外一直没有设立常驻外交代表。有时为了一些特殊的事情，帝国政府会向这个或那个外国首都派遣一个临时外交使团，即便这样，在截至1792年为止的整个时期内，有案可查的这类外交使团，总共不过二十多个。在同其他国家的正常交往中，奥斯曼帝国政府更喜欢同那些派驻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各国大使们打交道，而不愿意同外国政府直接打交道来处理国家之间的争端。
塞利姆三世在西方国家的首都设立外交机构，此举有三重用意：其一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外交协商，使得奥斯曼帝国的外交政策同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保持一致，为奥斯曼帝国赢得一个和平宽松的国际环境。其二是让那些驻外使馆的官员们不断汇报西方国家发展的状况，及时准确地得到有关欧洲国家军事动态的更直接、可靠的情报，以便更好地学习西方，处理好各种国际关系。其三是在国外训练培养奥斯曼帝国的年轻政府官员。塞利姆三世首批派往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员，大多数是奥斯曼帝国宫廷或是宫廷秘书处的一些不懂西方语言和思想观念保守的旧式人物。从他们发出的公文信件里便可以看出，多数人对于派往西方国家的情况了解甚少，并且对于所了解到的情况也不十分重视。但是他们不是独自一人去上任的，他们还带有年轻的秘书、译员等人，这些人的任务是研究欧洲国家的社会制度，了解当时在欧洲各个国家中间流行着的某些政治思潮，精通一种欧洲语言，特别是法国的语言，以及学习有关西方社会生活方式的某些东西。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在回国后便成了帝国中央政府的官员，并且正像陆海军实行改革后，在奥斯曼帝国军官中出现了一个具有西方价值观点的少数派一样，这些人也都成了帝国中央政府中具有改革精神的一个少数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