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米克的政治理论大多来自欧洲启蒙学家孟德斯鸠和卢梭。他的有关政治实施的各种想法，则皆来自英国和法国议会。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一书，是对纳米克的政治思想具有最深刻和最持久影响的著作之一。1863年，他开始发表该书的译文。后来他不断发表文章，设法把孟德斯鸠的思想解释成为是与伊斯兰法典的原则相符合的。在纳米克看来，伊斯兰法典的各项贤明而公正的法则，与孟德斯鸠所说的自然法毫无二致，同时，作为法律产生根据的“万物之本质”，也可以说指的就是那个多少带有泛神论概念的真主本身。虽然纳米克并不是第一个在奥斯曼帝国谈论人权和议会政府的，不过他是第一个把它们相互联系起来，并且对于法律上的自由和自治有着清楚看法的人。对于纳米克来说，国家的首要责任是要持之以公正。不过他同时对于公民根据公正的原则，而要求国家必须予以尊重的政治权利，以及对于能使这类权利有所保障的各种方法也有着他清晰的看法。他曾经把这些来源于西方的思想，看成是与伊斯兰法律中的各项原则相等同的东西。
19世纪下半叶，当素丹以及大臣们日趋严厉的血腥专制，开始使青年奥斯曼党人感到厌恶，顽固不化的老一辈开始阻挡他们前进的时候，不论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反抗与革命的技术方面，他们已不再感到缺乏指导了。他们提出了计划，要求及时制定现代化的方案和社会与政治改革的方案，不打算等待两个世纪再赶上一个假定说是停滞不变的欧洲，但是他们完全低估了实行这些方案将会遇到的困难。青年奥斯曼党人认为社会进步需要靠自由的制度来促进，自由的制度要靠公共舆论来维持。因此，他们开始着手在奥斯曼帝国建立和培养一种像在西方那样起作用的公共舆论。
作为实现他们这种希望的主要媒介之一便是报纸，而报纸在西方世界所具有的重要性，很快便被他们意识到了。第一种突厥文的非官方定期刊物是每周出版的《新闻报》。1840年由威廉创办。1846年威廉去世后由他的儿子接办。该报虽然采取了官方报纸的形式和体裁，但其中国际形势所占篇幅较多。该报初创期间，曾经遇到过一些困难，一度被迫停刊。后来才又恢复发行，而且似乎还领有一笔政府补助。靠了这笔补助加上日益增长的广告收入，才使得该报能够维持下去。但也像官方报纸一样，它并没有做到定期出版。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给该报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采访战争进行的情况由《新闻报》用副刊的形式予以发表，从而使得渴望得到新闻的奥斯曼帝国的读者，对于现代国家所办报纸的作用和价值，获得了一个新的深入的认识。为了不脱离日益扩大的读者圈子，《新闻报》的编辑们开始简化报纸文字，逐渐放弃了过去和官方报纸共同采用的那种累赘的、公文程式的文体，采取了更加简单朴素的文字。除新闻外，该报还发表文章和特写，往往连续登载，这样就使得许多奥斯曼帝国的文人们初次得到了新闻文艺锻炼的机会，其中也包括邢纳西等人。
除平淡乏味的官方报纸以外，由私人创办的《新闻报》实际上垄断了突厥文报纸达20年之久。在这段时期内，它起到了创始者的重要作用，帮助广大读者熟悉新闻和特写，训练了这一代的报人，包括印刷者、发行者以及作为报纸业必不可少的其他附带行业的人们。1860年，《新闻报》终于不可避免地碰上了西方新闻界的另一特点：竞争。在这一年，一个帝国贵族家庭的子弟、中央政府翻译室的高级官员埃芬迪，开始创办一种新周刊《解说报》。与他合作的是青年奥斯曼党重要人物、该报的编辑和撰稿人、诗人兼现代作家邢纳西。为了应付竞争和挑战，《新闻报》改为日报，每周出版5天。在一段时期内，这两种报纸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然而不久，新出版的《解说报》便遇到了困难。在19世纪60年代，奥斯曼帝国日益趋向专制的气氛下，官方政府认为邢纳西及其同伙们的言论和行为，已经超出了他们被允许的自由范围。不久，《解说报》被勒令停刊，从此开创了奥斯曼帝国政府封闭报馆的先例。
邢纳西的言论自由受到了限制，因而在《解说报》被勒令停刊之后，便脱离了该报，而于1862年6月开始另外出版发行他自己办的《舆论解说报》。这份报纸所采取的政治立场又略微前进了一步，尽管它的进步性主要表现在文化方面，而不是政治方面。不过，邢纳西对于政治也是非常关注的，而且还不时地提到财政和法律改革的必要性。在办报方面步其后尘的，是比他更加出名的信徒纳米克。纳米克在新闻界初次露面，是1863年3月在《镜报》上发表文章，该报因发表生动有力而耸人听闻的文章触怒了帝国政府，所以一共只出版了三期就被勒令停刊。此后，纳米克便开始为《舆论解说报》撰稿，并于1865年邢纳西去巴黎之后，接任该报主编。从他开始，该报也就变得比较直言不讳地谈起政治来了。不久他的有关国内外问题的犀利评论，便引起了帝国政府的高度关注。
相比之下，在论调和内容上更为激进的是《通告者》，该报创刊于1867年1月1日，同年3月8日出了最后一期，此后办报人集体逃往欧洲。有一段时间，该报继续在伦敦出版。同时，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又出现了几家其他报纸，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祖国镜报》。该报创刊于1867年1月14日，它是第一个带有插图和采用祖国名称的突厥文报纸。报纸数目激增，言论日趋激烈，引起了帝国政府的注意。自从1861年素丹阿布杜尔·阿齐兹即位以后，帝国政府变得日益专制。1865年1月，一项新闻法令开始生效，这在奥斯曼帝国还是首创。法令就有关报纸经营事项订立了严格的条例，还规定在帝国政府内设立新闻委员会，以协助警察法庭执行法律。
由这些措施起，奥斯曼帝国便开始了一个严厉镇压的历史时期，以致后来有好几家报馆遭到查封，许多比较著名的报刊撰稿人也都纷纷逃往欧洲。在此后的数年中，一些非常重要且有影响的突厥文报纸全部都是在伦敦、巴黎和日内瓦等流亡地出版的。用其中一家报纸伦敦版创刊号上的介绍语来说：“《通告者》找到了一个不禁止人说实话的国家，并且重新问世了。”奥斯曼帝国的官员们面对这类新问题，也不得不去研究关于如何影响报纸和如何控制报纸的技巧。但是，奥斯曼帝国的新闻界也在一段十分短促的时期内完成了他们由报道到评述，由评述到批判，由批判到反对，由反对到挑战的演变过程。
3.帝国内专制与自由的斗争
关于奥斯曼帝国自由主义者反抗极权统治的历史，按一般的习惯都是以1859年的被称作库勒利的事件开始。在那一年，一小撮同谋者策划推翻或在必要时刺杀素丹阿布杜尔·麦吉德。不幸的是，预谋被发现，主谋人作为要犯被流放到了叙利亚。欧洲的一些政治观察家把这次未获成功的预谋事件，说成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第一次企图实行立宪及议会政府的尝试。实际上，自由主义和立宪思想在若干年以前便已经为奥斯曼帝国的人们知道。尽管这类思想是很不明显的，但仍曾对素丹阿布杜尔·麦吉德和雷什德倡导的改革有过一些影响。1845年，素丹阿布杜尔·麦吉德曾经试行召开过一次全国地方乡绅大会，希望批准他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但会议开得并不成功。
在奥斯曼帝国，完全按照自由主义方式对政府的行为提出批评以及提出一些宪政改革方案，是19世纪60年代的事情。1865年6月，一些反对帝国专制统治的自由主义者，试图组织一个确定的秘密团体。关于它的最初方案很少有人知道，只是据说作为发起人之一的阿耶图拉带着两本重要的书籍参加了第一次会议。一本书是关于意大利烧炭党的，一本书是关于波兰的一个秘密团体的。后来他们决定采取的行动方案，似乎便是根据意大利烧炭党而来的。这个团体很快得到发展，不久便号称拥有245名成员了。奥斯曼帝国王室的两位亲王，穆拉德和阿布杜尔·哈米德对这个团体都表示有兴趣，但到后来才弄明白，阿布杜尔·哈米德对这个团体从一开始便抱有敌意。
尽管帝国政府通过谍报人员的报告，也了解这一团体成立的有关情况，不过一直都没有对它采取任何措施。1867年，这个团体大量印发致素丹的公开信，在信中提及关系到奥斯曼帝国情况的一些冷酷的实情，并且建议立即实行宪法及其他方面的改革。这封信使奥斯曼帝国自由主义者极大振奋，但也引起帝国政府的恐慌。帝国政府迅速而又不声不响地采取了行动。这个团体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如齐亚、纳米克等人都被流放到了安纳托利亚。
但正是在这个时候，这个秘密政治团体得到了正式命名。1867年2月初，比利时报纸《北方报》登载了一则关于费萨尔亲王在奥斯曼帝国开办银行的消息。费萨尔亲王在为更正这项错误报道而写的信中，提到在奥斯曼帝国支持他的人，并称他们为“青年奥斯曼人”，这一名称无疑是从几十年前便已经在欧洲出现过的青年意大利、青年英格兰、青年法兰西、青年德意志等得到启发而采用的。这个名称被齐亚、纳米克等奥斯曼帝国自由主义者看中了，他们最后决定用“青年奥斯曼人”作为他们的政治组织和出版物的名称。1871年奥斯曼帝国宣布大赦，随后，许多青年奥斯曼党人由流亡地返回国内，通过新闻活动，继续从事他们反对专制统治，要求自由和宪政改革的活动。
19世纪70年代中期，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情况急剧恶化。庞大的军费开支，素丹的荒淫无度，再加上大臣们漫无止境的借款，使得帝国的财政陷入一片混乱。尤其是农作物的连年歉收所带来的苦难，使得广大民众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变得普遍而强烈。1875年10月，大维齐尼迪姆宣布奥斯曼帝国所负的债务一律折半付息，这使得奥斯曼帝国政府在欧洲的地位和信贷受到灾难性的打击，全国各地处于一片混乱之中。1875年7月，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发生了不满帝国专制统治的群众起义。不久，这一事态迅速蔓延到了保加利亚，在那里，奥斯曼帝国的军队采取了血腥的镇压，以致引起了全欧洲各地一致发出的愤怒抗议。特别是1876年5月6日，在萨洛尼卡发生了杀害法、德等国领事的事件，使得奥斯曼帝国政府同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水火不容。从此，欧洲各国听任奥斯曼帝国走向破产，丧失信誉，并让它独自去应付北部地平线上正在酝酿着的战争。
1876年5月10日，奥斯曼帝国内部不满情绪终于达到了顶点。帝国京城里几所著名神学院的学生们，在帝国中央政府的外面举行抗议示威，要求撤换一些腐败无能的政府官员。神学院的学生举行抗议示威，这在奥斯曼帝国并不是一件新奇的事情。自从16世纪以来，他们就已在奥斯曼帝国的国家政治事务中，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有时又危险的角色，并且也是这个国家社会发展史中有重要意义的一种现象。然而，神学院的学生想通过示威游行，来达到改换帝国政府要员的目的，这倒还是一件新鲜事。这种久已成为欧洲一些地方的传统，如今传到了奥斯曼帝国，并且为以后，特别是在那些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继承国里一再发生的多次此类事件，树立了先例。
素丹阿布杜尔·阿齐兹在神学院学生们的巨大压力下被迫让步，两天后，他免去了腐化和保守的大维齐尼迪姆以及野心勃勃、胸怀狭窄的总法典官埃芬迪等人的职务，任命了以米德哈特为首的一批致力于社会改革的政府高级官员。然而，由于立场和观点相左，在素丹和他的新大臣之间，完全无信任可言，一切政治摊牌已迫在眉睫。1876年5月30日，以具有改革精神而著称的米德哈特为首的大臣们，凭着由帝国总法典官署名同意废黜素丹的判决书作为武器，并以适当的政治和军事准备为后盾，正式宣布年迈保守的素丹阿布杜尔·阿齐兹不再执掌朝政，而另立他的侄子、思想比较开明的穆拉德五世为素丹。老素丹泪流满面地写了一封让位给他的继承人的信后，一声不响地离去了。新即位的素丹立即下诏，要所有的大臣一律留任，并准备进行奥斯曼帝国新的社会改革。
穆拉德五世的登基，似乎是奥斯曼帝国自由主义者的一次胜利。穆拉德五世在过去一直与青年奥斯曼党人保持着联系，并且一直对他们所从事的事业表示同情。现在，青年奥斯曼党之中有许多人接受了宫廷的任命。纳米克做了穆拉德五世的私人秘书，另一位青年奥斯曼党人的重要成员萨杜拉担任了宫廷秘书大臣这样一个重要的职位。然而，自由主义者为他们的新素丹所感到的高兴，只是昙花一现。穆拉德五世曾是一位极有才智的王子，他博览群书，特别是对于欧洲的文学、科学技术以及欧洲政治事务均颇感兴趣，也颇为了解。由于他思想开放，并一直和青年奥斯曼党人保持着联系，素丹因而对他越来越不放心，从此，他在监视之下过着一种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孤独生活。这种生活给予他的心理压力以及经常借酒浇愁的不良习惯，对于他那已经变得神经不正常的性格来说，都是致命的。所以在等到他登基的时候，穆拉德五世已经朝着神经错乱的方向在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