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全世界出现了许多令青年土耳其党人受到极大鼓舞的事件。在远东，一个东方的然而是立宪的日本，曾经在几年前击败了一个欧洲的然而是专制的俄罗斯，同时，俄罗斯和波斯也都承认这是民主制度优越性的一种表现，并且开始实行立宪及议会政治，只不过一个采取了小心谨慎的步骤，另一个则采取了革命的方式。此外，在欧洲，英国与俄国的两国君主，于1908年6月9日至10日，在雷维尔的会晤，似乎预示着奥斯曼帝国这个欧洲病夫的丧礼，所以帝国急需要采取立宪的治疗方法，来结束腐败无能的专制统治。尤其是在帝国境内，军队领不到薪饷，吃不饱，穿不暖，他们不顾死活地起来要求满足一些最起码的人类需求，因而从安纳托利亚到鲁米利亚，兵变的浪潮此起彼伏。这类兵变，在1908年的头几个月里，似乎也传播到了驻扎在马其顿的第三军团。这时，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军官们，深感帝国内忧外患日趋严重，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要把这个没有能力去巩固其国防的政权推翻。
此时的阿布杜尔·哈米德也采取了严厉的镇压行动，下令相继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和惩戒委员会。有一位青年军官引起了他们的怀疑，按照惯例，他被邀请前往帝国京城“述职并接受晋级”，这位青年军官也很机警，他料到这项邀请来意不善，于是便潜逃到了列斯尼山区，这个人便是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恩维尔。
1908年7月4日，当时青年土耳其党人中另外一位更加重要的青年军官尼亚齐少校，也继恩维尔之后逃往山区。不过，尼亚齐不是独自秘密前往的，他还带走了相当一部分士兵、武器军火以及从连队贮藏室窃取的现款。他同时向帝国宫廷秘书处发出通电，谴责素丹的专制统治。启程前夕，他还给他的舅爷、马纳新蒂尔行政区的长官哈基写了一封信，托他代为照顾家眷。尼亚齐后来也成了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这时的兵变，很快蔓延到了马其顿第三军团的各个单位，不久，开始影响到了埃迪尔内的第二军团，甚至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了阿布杜尔·哈米德派来的镇压兵变及反叛者的军队统帅。此时，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治组织团结与进步委员会开始公开露面，收容了大量的变兵和反叛者，并提出明确的政治要求：恢复帝国宪法。阿布杜尔·哈米德最初还企图拒绝这项要求，并拿出已经不起作用的监视、收买和镇压兼而施之的老办法来对付革命运动领导人，但是这次所有的办法都失败了。特别是他派往马其顿负责监视汇报该地军官们是否忠诚的谍报人员被人发觉，这就更加深了军队对于加诸他们的这种无礼和侮辱的愤怒。此时，黔驴技穷的阿布杜尔·哈米德又采取了一系列颁发勋章、晋级和保证补发欠饷的紧急措施，试图拉拢帝国军队的军官们，但还是打动不了反对他专制统治的军官们的决心。
这时萨洛尼卡和马纳斯特尔的驻军，受到青年土耳其党人组织和宣传的影响，已经公开站出来反对素丹，并且还得到了驻埃迪尔内第二军团给予坚决支持的保证。甚至连由伊兹密尔派往萨洛尼卡去的、阿布杜尔·哈米德认为忠诚可靠的安纳托利亚军队，也倒向了革命的一边。1908年7月20日，马纳斯特尔的穆斯林居民举行了起义，并占领了军械库。接着在其他地方也发生了革命暴动，特别在科索沃省的愤怒群众向素丹发出了最后通牒，立誓要恢复宪法，如果素丹拒绝的话，便在鲁米利亚另立皇太子为素丹，同时有一支10万人的武装队伍将向帝国京城进发。经过两天的踌躇和讨论，阿布杜尔·哈米德屈服了，决定恢复帝国的立宪政府，以确保他的王位。7月23日，他宣布帝国宪法再度生效。7月24日，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各大报纸都刊登了将举行议会选举的官方通知，全文总共三行，没有标题。
因对报纸刊物一律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帝国首都的市民们大都对马其顿的兵变事件一无所知，所以当人们看到了这项通知以后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第二天报纸刊登发表欢庆帝国宪法恢复的文章之后，人们才明白了帝国发生了什么事。洪水冲决了大堤，造反变成了革命，欣喜若狂的民众走上街头互相拥抱，欢庆胜利，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的标语口号：自由、正义、平等、博爱。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血腥专制统治的漫长黑夜已经过去了，自由的黎明已经到来，这一时期帝国作品所反映的，几乎是一种疯狂的欢乐，甚至连抱有怀疑态度的欧洲报纸，也在报道中做出了这样的反映。
三、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下的社会改革
1.1908年宪政革命所带来的影响
对于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下的1908年宪政革命，曾经有过许多西方观察家，由于他们的偏见、误解或失望，把它说成是一种仅仅作为点缀橱窗的样品，是又一次为了迷惑西方而做出的一种改革姿态，骨子里却是奥斯曼传统的实际生活永远保持不变。另外还有一些持有政治阴谋历史概念的人，甚至更进一步，把青年土耳其党人说成是同奥斯曼传统毫无关系的东西，是由外国人导演的一出插曲。
事实上，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下的革命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这次革命是帝国历史上奥斯曼人的一次爱国运动，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把一个样样事情都搞不成的无能专制政府撤换掉，而代之以一个能够更好地维护和保卫帝国的政府，以免帝国再度遭受各种危险的威胁。在这次革命运动中起主力军作用的青年军官们，虽然对于像意识形态和救世良方这类事情不感兴趣，但他们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是他们和他们的先辈世代为之服务的那个奥斯曼帝国的存亡，所以他们的行动和立论也都围绕着这样一个中心问题来进行，问题就是如何拯救这个国家。为了这个问题，曾经草拟过不同的解决办法，并且予以试行，也许正是通过这些解决办法，才使得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下的屡遭挫折与失败，但最终胜利的革命，对于奥斯曼现代化的发展，具有如此深远的重要意义。
在紧接着阿布杜尔·哈米德黑暗专制统治被推翻后，而出现的享有自由的第二个帝国宪政年代里，这个古老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讨论和试验的机会。代表言论自由的书籍报刊大量地涌现出来，它们对于一个现代化国家中政治与经济、宗教与民族、自由与忠诚等基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革命后的新议会和行政机构，也都积极地试行筹划，并采用新型的西方式的现代管理方法。尽管随着奥斯曼帝国内外政局的不断变化，对于国家发展前途的自由讨论终于变成了缄默，政体机制的试验也终于导致了一种军事寡头政治，然而新的希望和新的要求已经形成，如果要想无限期地使广大民众得不到这些东西，已是永远不可能的了。
奥斯曼帝国第二个立宪政体一开始，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便像过去作为反对党和在国外流亡时期已经出现的那种发展趋势，又分裂成为不同的两派。一派是自由派，他们主张某种程度的地方分权，并且给予按宗教或种族划分的少数民族一些自治的权利。另一派是民族派，他们变得越来越公开地主张中央集权和由奥斯曼人来控制一切。后者的工具是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治组织“团结与进步委员会”。最初，“团结与进步委员会”还只是不声不响地躲在幕后不肯抛头露面，后来则不顾一切地公开出来争夺国家的最高权力。而自由派则分裂成了许多不同的政治组织，形成了一系列临时的党派。最初，在青年土耳其党人中间，自由温和的政治主张确实占据了优势。宪政时期最初的两位大维齐塞伊德和卡米尔都是国家元老，他们得到青年土耳其党人自由主义者的支持和其他多数人的尊敬。但是不久，不管青年土耳其党人民族派的意图如何，赛义德和卡米尔这两位国家元老几乎立刻遭到来自帝国内部和外部的一系列攻击，致使他们深感愤怒、痛心和沮丧。
青年土耳其党人在1908年革命时期，在承诺和宣布给予人们自由平等时，是诚心诚意的。当奥斯曼帝国的基督教属民及其邻邦正用具体行动，证明一个多民族的奥斯曼国家是行不通的时候，奥斯曼人自己也清楚地显示出由于中央控制权的削弱所引起的一些危险迹象。1909年2月13日，“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由于种种理由而对比较自由开明的卡米尔大维齐政府产生了不满，并设法把他赶下了台，由得到青年土耳其党人民族派支持的希尔米出任大维齐，完全操纵了帝国政府的各项任命。他们还对于政敌进行威吓和谋杀，他们的所作所为日益引起了各方的愤怒，许多自由主义者都变成了他们的反对派。因此，在距离卡米尔大维齐倒台后仅仅一个月，帝国京城便发生了武装叛乱。叛乱虽然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帜，实际上采取了兵变的形式，参加者多数是驻防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第一军团里面的阿尔巴尼亚士兵。他们的叛乱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并且同来自其他军团的叛兵以及一些神学院的学生会师。叛乱者的要求很简单，那就是：“伊斯兰教法典在危险中，我们要伊斯兰教法典。”
青年土耳其党民族派领导的帝国政府在危机中变得手足无措，素丹不得不采取过去对付社会不满情绪所一再使用的老办法，撤换大维齐和大臣，并赦免所有参加这次保卫神圣法典的叛乱士兵。4月15日，帝国政府通令各省总督，着令他们保卫伊斯兰教法典。在帝国议会中，自从革命以来一直担任议会议长职位的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人艾哈尔德·里扎被免了职，另选宗教人士伊斯梅尔接替了他的位置。但是不久，便发生了青年土耳其党民族派对叛乱分子的还击。萨洛尼卡驻军很快接到了关于反对派武装叛乱的电报，一支由青年土耳其党人谢夫凯特将军率领的“救国军”立即乘火车开往帝国京城，他们的参谋长是穆斯塔法·凯末尔。其他随同一路前往的还有尼亚齐和恩维尔，后者在接到消息后，兼程由驻柏林大使馆赶回国。救国军于4月23日抵达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在同叛乱者略事交锋后，次日占领了该城。武装叛乱使青年土耳其党人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于是他们便开始设法来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废黜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这位逃过1908年革命的素丹，如今却落得了一个不体面的流亡下场，最终被送到萨洛尼卡去了。
新素丹穆罕默德·雷夏德平庸软弱，完全听命于青年土耳其党人，后者把宫廷原有官吏全部撤换，把他们指派的人员安插在那里的重要位置上。从此以后，青年土耳其党人便成了奥斯曼帝国的真正主人。他们所谓“不分种族和信仰”的含义，几个月之后，由于8月1日的新“集会法”，以及9月27日“禁止抢劫及妨害治安法”的颁布，变得更加清楚了。其中第一项法律禁止按照种族或民族或以他们的名义来组织政治集会。第二项法律授权陆军组织“追击营”，并为解散和镇压巴尔干分裂分子的组织，制定了强有力的措施。青年土耳其党人还采取积极步骤，第一次招募了非穆斯林的士兵入伍。
不管奥斯曼帝国宪法上的保证实际上具有多么大的诚意，时局的发展不久便使这些保证成为不可能实现的了。由于民族主义在帝国各个附属民族中的蔓延，甚至连奥斯曼人也不免受到这种病毒的传染，从此彻底打破了奥斯曼主义者的梦想，即由各族人民自由地、平等地与和平地组成一个共同体，对于一个多民族、多宗教成分帝国的统治君主共同表示忠诚。
在奥斯曼帝国第二个宪政历史时期，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实行的专制和中央集权政策，决非仅限于帝国的基督教属民。无论是在巴尔干地区或亚洲诸省，以及统治的其他地区，他们都执行着一种使一切奥斯曼化的政策，并企图把突厥语强加于阿拉伯人、阿尔巴尼亚人以及其他非奥斯曼的穆斯林。甚至在帝国都城，他们对待反对派的严厉和无情，也是前所未有的。不管过去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的专制统治是多么黑暗，他却总是不肯对奥斯曼人和穆斯林判处死刑，甚至是在处理反对他本人的武装暴乱案件中，他也极力表示宽大，不愿意让那些统治阶级中的上层分子流血。然而，年轻、爱国、英勇和讲求效率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是不讲究这些的。在紧急平息了1909年9月的反对派暴乱之后，经过军事审判，许多暴乱者和反对派的领导人都被当众绞死。由平息叛乱国军总司令谢夫凯特将军宣布的伊斯坦布尔全城戒严，长达两年之久。当他担任了三个军团总监这样一个有强大实力的职位之后，许多自由主义者把他说成是一个独裁者，乃至一个“类似克伦威尔式的人物”。
2.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内部危机
不过，作为一名军人，谢夫凯特将军主要关心的还是奥斯曼帝国的国防，而不是政治。但由于他的军事干预平息了武装叛乱产生的政治影响，足以使青年土耳其党人先是同帝国老一辈的政府官员与政治家们结成联盟，继而又依靠它在帝国政府里以及幕后的人员，逐渐变成了没有人敢向它挑战的帝国主导政治势力。在数年内，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统治势力始终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动摇，直到1911年它才第一次遇到了来自内部的严重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