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布杜尔·哈米德的统治下，虽然帝国在教育、法律和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还是有所进步的，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奥斯曼帝国的危机年代里，反抗与不满的浪潮还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兴起。一个反对派起源于非奥斯曼民族日益增长的独立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尤其是在那些受过现代教育的阿拉伯人中间，通过阿拉伯文化复兴培植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意识，因此，在许多地区都产生了要求自治的政治主张。甚至连阿尔巴尼亚此时也开始发展了类似的地方主义倾向。马其顿和克里特的希腊人则希望和他们已经独立的希腊同胞结盟，希腊自然非常怂恿这类政治活动。亚美尼亚人现在受到本民族文化复兴的鼓舞，也萌发了民族独立的新意识，革命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由于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的民族意识要高于阿拉伯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因此，他们打算用武力取得他们在柏林会议上未能获得的自治。由于他们所居住的地区更靠近奥斯曼帝国的中心，这便引起了阿布杜尔·哈米德的极大关注。19世纪90年代初，他组织了所谓的哈米德兵团，由非正规的库尔德边境部队组成，来全力对付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由于这些分裂主义运动的存在，奥斯曼帝国在1894到1897年期间，一直面临着一个国内国际的头号危机。
3.附属民族的反专制斗争
从1894至1897年，尽管城市上层分子和普通农民都不同意，亚美尼亚革命组织还是发动了连续不断的抗议示威和武装起义，但接踵而来的便是大屠杀，使得许多无辜的亚美尼亚人丧生。与此同时，克里特岛上的希腊人也揭竿而起，要求与希腊合并，其结果是奥斯曼帝国军队大肆屠杀基督教徒，以致希腊民众怒火中烧，雅典当局派兵声援起义，并在1897年向奥斯曼帝国宣战。虽然奥斯曼帝国军队取得了打败希腊人的辉煌战果，但在欧洲列强协调行动的压力下，奥斯曼帝国军队不得再向前挺进或实行领土的吞并，迫使帝国政府承认克里特岛在希腊王子乔治管辖下的自治，而赢得战争胜利的奥斯曼帝国仅得到了一笔赔款。
反对派的另一起源，是那些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的奥斯曼青年人对阿布杜尔·哈米德血腥专制统治的不满。黑暗的君主专制统治，并不能阻挡民主与自由等反对专制的破坏性观点在帝国军校学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传播。这些作为未来奥斯曼帝国的军人和行政官员的青年们，虽然接受的是帝国所能给予他们的最先进和最现代化的教育，但他们以及他们的教师，在关于怎样对于他们所服务的那个国家进行管理的问题上，迟早会得出一些较为激进的结论来，那都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第一个有组织反抗阿布杜尔·哈米德专制统治的团体成立于1889年，正如一位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在法国大革命100周年的时候，发起人是四名医科学校的学生。同年5月，他们在坐落于旧皇宫和火车站之间的军医学院的花园中开会，开始密谋反对阿布杜尔·哈米德的专制统治，实行帝国的社会改革。新革命组织很快成长起来，并从政治学校、陆军学校、海军学校、医学院以及伊斯坦布尔的其他高等院校赢得了信徒。这些新谋反者也像他们的前辈——1865年的青年奥斯曼党人那样，效仿意大利烧炭党的办法，把人员编排为若干编号的小组，同时每个人都有一个号码。
这时，流亡国外的人士在巴黎也成立了一个有组织的革命团体。当阿布杜尔·哈米德解散议会以后，一小群奥斯曼自由主义者便一直居住在那里。其中一名是前奥斯曼帝国议会的议员加尼姆，他在巴黎主持出版了一种叫作《青年土耳其人报》的报纸，公开批评素丹以及专制政权。采用这个名称，无疑是要有意识地唤起人们对19世纪60年代青年奥斯曼流亡者的回忆。国内的谋反者通过加拉塔地方的法国邮政局，一直和巴黎的革命团体保持联系。
1889年，奥斯曼帝国布尔萨教育局局长艾哈迈德·里扎获准前往巴黎参观博览会，他一到那里便加入了反抗的流亡者一伙，并成为此后青年土耳其党人中始终如一和无所畏惧的中心人物。艾哈迈德·里扎的父亲曾经任第一届帝国国会议员，后因反对阿布杜尔·阿米德的专制统治，被流放到伊尔京，不久死于该地。他的母亲是一位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奥地利（或匈牙利）的贵妇。他早年进入帝国加拉塔萨雷学校学习，后又被送到法国去学习农业，学完归国后被任命为布尔萨教育局局长。在法国，他深受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影响，西方实证主义变成了他的主导思想。1895年，他伙同其他流亡者一道在巴黎开始出版《梅什韦雷特》半月刊。这个名字原系阿拉伯文，取自《古兰经》，意思是协商。在这里体现为早期关于协商式政府的争论所引起的一种共鸣。大概是由于受到西方实证主义所主张的秩序和进步的影响，当时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革命组织，把原来奥斯曼同盟的名称改为团结与进步委员会，欧洲人称之为青年土耳其党。不久，它的领导人之一穆拉德向阿布杜尔·哈米德呈递了一份奏折，其中列举必须予以推行的各项社会改革，并公开批评素丹及其政权的专制统治，然后便逃往英国统治下的埃及。阿布杜尔·哈米德马上采取了报复性措施，逮捕了穆拉德在帝国都城的许多朋友，并流放了各反对党派的知名领导人。但是奥斯曼帝国的革命者远不是能轻易被消灭掉的。相反，他们开始由理论转入实践，准备在1898年8月举行旨在废黜素丹的武力政变。但是由于事情不慎泄漏，阿布杜尔·哈米德立即采取了行动，将所有的谋反者几乎一网打尽。
尽管第一次企图推翻素丹专制统治的尝试失败了，但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帝国京城的宣传与组织工作，特别是在广大学生中间，还在继续加紧进行着。居住在国外的流亡者也积极支持配合，他们出版的革命刊物通过外国邮局在奥斯曼帝国广泛地流行。尤其是逃往法国的前帝国陆军大学教师艾哈迈德，秘密地同他过去的一些学生通信，并在陆军大学成立了两个革命小组。有意义的是，这两个革命小组的领导人分别是过去参加废黜素丹阿布杜尔·阿齐兹政变中的陆军大臣和陆军大学校长。尽管阿布杜尔·哈米德采取了逮捕、拘禁、流放等一系列镇压手段，但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的革命运动还是以惊人的速度在发展。当阿布杜尔·哈米德发现反对他专制统治的革命运动的策动力主要来自国外流亡者时，于是他采取了一种和解的新手段，试图分化瓦解这些革命组织。
在国外的流亡者中，由于他们的家庭背景与社会地位以及其他方面的差异，使他们在反对素丹专制统治的革命运动中出现了不同的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到1896年底，因穆拉德由埃及迁往欧洲，同艾哈迈德·里扎互争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权而使这些分歧更加严重。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阿布杜尔·哈米德开始向流亡国外的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进行拉拢。1897年8月，阿布杜尔·哈米德派出的钦差使团，终于在日内瓦说服了穆拉德，使他放弃了反对素丹专制统治的斗争，并回到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当上了帝国国务会议的委员。穆拉德被阿布杜尔·哈米德利用，以及他的一些同仁更加明目张胆的背叛，曾经使革命运动，特别是在国内带来了一股有损士气的浪潮。尤其糟糕的是，穆拉德这个作为革命运动中的英雄和偶像人物，给后来的人们树立了妥协和屈服的不良榜样。
在革命的低潮时期，艾哈迈德·里扎及其追随者们，在巴黎坚决不受阿布杜尔·哈米德及其派出的钦差大臣们的威胁利诱，继续坚持出版和发行几乎已经成为当时唯一维护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事业的机关刊物《协商》。1899年12月，正当青年土耳其党人无论是在帝国境内，还是在欧洲似乎都处在前途最黯淡的时刻，有一小批意想不到的主力军，戏剧性地由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逃到了法国，从面使得反对素丹专制统治的革命运动突然之间又变得活跃起来。
4.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活动
杰拉莱丁是一位大臣的儿子，素丹马赫默德二世的外孙。他的妻子是阿布杜尔·哈米德的妹妹，因此，他和阿布杜尔·哈米德有着双重亲戚关系。他和他的两个儿子萨巴赫丁与卢特富拉出走法国，是对阿布杜尔·哈米德的沉重打击。这些皇室成员叛逃的到来，自然给青年土耳其党人增强了很大的实力和声誉。然而在另一方面，也因他们向革命运动的领导权提出挑战，促使青年土耳其党人之间更加分裂，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和立场，并且使得在奥斯曼帝国灭亡以前，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之间也始终是分裂的。
青年土耳其党人之间的政治分歧，具体表现为奥斯曼民族主义和奥斯曼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当以艾哈迈德·里扎为首的一派奥斯曼民族化越发激进的时候，以萨巴赫丁为首的比较国际化、自由化的另一派却越来越觉得必须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吸取欧洲国家政治上非中央集权和个人创造性的优点，并努力去发展联邦化、地方分权式的奥斯曼国家观念。认为所有奥斯曼帝国中各个不同的民族和团体，都可以从各个地区的当地政府那里，从摆脱了集体或政府管制的公共生活中，来满足他们的愿望，保障他们的权利。
以萨巴赫丁为首的一派的政治主张，尽管在革命的最初阶段获得了一定成功，事实上却注定要失败。因为众叛亲离的民族主义和欧洲列强给奥斯曼帝国的完整性带来了日益严重的威胁，所以，地方分权如果不是一种自杀性做法的话，也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在反对素丹专制统治的革命运动中，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具有日益显著的作用，这就使得革命运动越来越倾向于注意组织性和专业性，以致不可避免地给革命运动灌输一种权威性的中央集权主义精神。不管个人主动也好，地方分权也罢，对于这些受到过普鲁士精神训练的奥斯曼军官来说，都是没有多大号召力的。
在1902至1906年，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革命运动不断有着新的发展，在欧洲各地出现了更多的新革命团体，甚至在帝国京城的军校和政治学院中，也再度出现了许多革命组织。随后，革命开始有了真正重大的发展，表现在带领帝国军队的军官中也成立了革命小组。这类第一个组织，似乎是由在大马士革的、后来被称之为土耳其共和国之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内的一小批军官，于1906年成立的“祖国与自由协会”。他们还在驻扎在雅法和耶路撒冷两地的帝国第五军团军官中间成立了支部。大约在同一时期，由在萨洛尼卡的帝国第三军团军官们所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是更加具有永久性的革命组织，穆斯塔法·凯末尔和大马士革的革命小组，对于它的最初发起起过一些积极的推动作用。
1907年，反对素丹专制统治的革命运动又有了新的迅速发展。帝国军校的学员们如今都已经当上了尉官和校官，掌握着军队和武器。由于帝国军队装备的现代化处境比较困难，加上地方割据和外敌入侵的危险与日俱增，以致任何一位具有爱国之心和胸怀大志的青年军官都会认为，当前国家最迫切的任务便是要设法改换政体。这些人都属于占统治地位的上层社会成员，他们所受的教育就是要把自己培养成为帝国军队的指挥人员和国家的管理人员，而在素丹的专制统治下，他们却时常抱怨英雄无用武之地。他们的政治主张是比较简单而原始的，那就是：自由与祖国，宪法与民族。
1907年12月，青年土耳其党人采取了行动，试图促成反对阿布杜尔·哈米德专制统治的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团结。他们在巴黎举行了大会，萨巴赫丁和艾哈迈德·里扎等主要领导人都出席了会议，萨巴赫丁被推选为大会主席。这次大会所关心的是如何立即做出具有实际意义的决定，而把理论性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搁置一边，并就当前行动的一项计划达成了广泛协议。在有关意识形态问题上，对立的两派只有一件事情取得了一致，那就是在艾哈迈德·里扎的倡议下，帝国的自由主义派和民族主义派一致肯定了哈里发和素丹的权利。
然而，此时革命形势发展的真正中心已不再是这些国外的流亡者，而是那些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军官们，他们在马其顿和安纳托利亚又新成立了许多革命组织。1907年9月，以青年军官为首的萨洛尼卡革命组织，同在巴黎的团结与进步委员会实行合并，从而给后者增添了新的活力和声望。然而，萨洛尼卡的军官们在处理他们的政治事务中仍然是非常独立的，他们同巴黎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的合并，只是为了便于开展革命活动，而对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种问题，他们是不太关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