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如此类事件的影响下，使得阿布杜尔·哈米德既不愿意受帝国官僚的摆布，也不愿意听命于议会，他巧妙地利用了时局来达到他的目的，把国家大权牢牢地抓在他的手里，实行了一种君主专制统治。在他登基的六个月内，他首先利用帝国宪法赋予他的权力，撤销了帝国宪政改革运动的领导人米德哈特，并流放了他，使得帝国青年奥斯曼党人试图限制君主权力的宪政运动受挫。在此后的六年内，阿布杜尔·哈米德不准在位的大臣们享有不受侵害权，并频繁地更换大臣，使他们的官职任期一般很少达到一年，使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达到西方国家大臣们通常所拥有的广泛权力。直到1882年底，温厚老实、比较保守的赛义德出任帝国的大维齐，才使得阿布杜尔·哈米德总算找到了一位多少可以信赖的人，奥斯曼帝国的国内外局势这时才趋向平静。
自从阿布杜尔·哈米德流放了大维齐米德哈特，并以国家局势危急为借口解散了帝国议会之后，早在“坦齐马特”时期就已经能够看出的朝着毫不受约束的君主专制主义发展的各种趋势，这时得到了实现并达到了顶点。从1878到1908年的30年中，阿布杜尔·哈米德根本没有召集过一次帝国议会而统治全国，尽管他从来没有公开废除帝国宪法，而且继续把它刊列在帝国的年鉴上，但是这30年的专制统治仍然是非法的。因为奥斯曼帝国的宪法特别规定，倘若素丹解散帝国议会，新的议会必须在六个月之内开会；帝国宪法条款不得以任何借口予以中止，而阿布杜尔·哈米德本人也是接受并亲手颁布这个宪法的。帝国宪法中并没有颁布强制素丹行为的条文，相反，它宣布素丹是非责任者。此外，就帝国穆斯林臣民总体而言，阿布杜尔·哈米德的这些行为不一定不得人心。因为在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影响下，议会政府对广大穆斯林根本没有意义，他们所尊敬和拥护的，还是奥斯曼帝国王室的天子后裔。他们大多数人普遍认为专制君主会慈父般地关心和帮助他的臣民。
在阿布杜尔·哈米德统治的头十年，也正像奥斯曼帝国从18世纪开始以来任何其他时期一样，是一个积极从事变革的历史时期，并且完成了许多在过去改革年代还只是刚刚开始或是初步拟定的计划。他与前任两位素丹相比，俭朴而不奢华，饮酒有度，体力充沛，思维敏捷，虔诚笃实。这些优秀的品性使他当时在奥斯曼帝国颇有声名，所以在掌权的早期年代，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一位聪明能干、积极上进的君主，以个人专制和独裁来拯救和改善帝国的统治者。
阿布杜尔·哈米德很注意博得大众的好感，这特别表现在他强调自己作为哈里发的地位，以及重视增进在伊斯兰教旗帜下面的团结。过去帝国政府在意识形态方面主要强调奥斯曼主义，而现在他则逐步强调泛伊斯兰主义，即素丹不仅是奥斯曼帝国的君主，也是全体穆斯林的哈里发，同时又是各代哈里发的继承者。随着阿布杜尔·哈米德专制统治的加强，奥斯曼帝国的泛伊斯兰主义也日益壮大。阿布杜尔·哈米德泛伊斯兰主义的大部分目标，是专门为了确保阿拉伯臣民对他的忠诚。他选拔了一大批具有才干的阿拉伯人充当他的近侍，在阿拉伯地区新建或重建了几所著名的大清真寺，并鼓励广大穆斯林到麦加去朝圣。阿布杜尔·哈米德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潮最令人难忘的物质成果，是奥斯曼帝国从1901到1908年修筑的一条从大马士革到麦地那全长800英里的铁路，而且是完全由帝国资本投入修筑的唯一铁路。此外，为了拉拢和监视阿拉伯民族的宗教领袖，他强令候任麦加沙里夫的侯赛因，住在远离圣城的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阿布杜尔·哈米德强调泛伊斯兰主义，在当时确实在某些方面起到了把奥斯曼帝国的各个部门紧密联系起来的积极作用。
在阿布杜尔·哈米德的专制统治时期，强调泛伊斯兰主义还有两个原因，但不久就很快合二为一。首先，它鼓励外表的虔诚而不让伊斯兰教获得新生的内在活力。因为，使伊斯兰教的教义现代化的重要思潮，主要发源于印度和埃及以及奥斯曼帝国统治地区的边缘地带。而笃信宗教、蒙昧主义和迷信无知，则是帝国首都和主要地区的基本特征。其次，它是反西方的一面旗帜。在欧洲列强向亚洲和非洲不断进行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屈服于西方统治的年代里，阿布杜尔·哈米德利用人们反抗西方侵略的心理，高举泛伊斯兰主义的旗帜，至少赢得了人们在情感上团结在他这位哈里发的周围，提高了他在广大穆斯林臣民心目中的威望和奥斯曼帝国的国际地位。阿布杜尔·哈米德当时首先得到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尊敬和支持，威廉二世在1889年和1898年两次访问奥斯曼帝国，尤其是在第二次访问时曾发表演说，宣称他是全世界3亿穆斯林的忠实朋友。
除了以宫廷为中心的君主专制和宣传泛伊斯兰主义之外，阿布杜尔·哈米德的专制统治还包括使用新闻检查、警察、告密者和流放等手段。19世纪80年代以后，奥斯曼帝国内外局势的不断恶化，使得阿布杜尔·哈米德更是杯弓蛇影，听不进半点来自民众不满的呼声。为此，他颁布了严厉的新闻检查法。这一时期帝国检查新闻的机构主要有两个，一个设在政府，一个设在宫廷，二者互相监督，共同对付持不同政见的报纸。因此，报纸被禁止出版或暂停发行乃家常便饭，尤其是来自国外的报纸和书刊，更是受到重点怀疑和检查。
当然，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不让传播新思想是办不到的，即在阿布杜尔·哈米德专制统治的时代，那些被阉割了和不起作用的报纸，也对于促进奥斯曼帝国的社会进步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至少是报纸和读者的数目在不断地增加，因而使得更多的奥斯曼人养成了像欧洲人那样每天阅读报纸，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西方的知识，尤其是科学与文学方面的现代思想正在广泛传播。因为一旦向西方打开了门户，要想重新关上就不那么容易了。即那些被迫回避政治问题的书刊，继续按照它们在“坦齐马特”时代的方针办事，翻译外国文学，刊登小说、诗歌和其他一些文学作品，传播有用的科学的新思想和新观念。
2.教育与法律改革的推进
在帝国的宪政改革方面，阿布杜尔·哈米德是一位专制的独裁者，但是在教育领域，他却是一位继承了“坦齐马特”传统的改革家。在他统治时期，奥斯曼帝国的教育有了极大的发展，在他看来，教育改革是推进帝国各方面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先决条件，所以他对教育改革做出了最大努力。
这一时期帝国教育改革最显著的成就，是高等教育的极大发展，无论是高等学院或是高等学院的学生，在数量上都有了很大的增加。例如，在1857年成立作为文官训练中心的米尔基耶学院，在1877年经过改组和扩充，特别是在经过修改的课程中增加了现代的科目。此外该学院毕业的人数，也由1861年第一届的33人，增加到了1885年的395人。这个作为奥斯曼帝国新成立的现代高等教育单位中的第一所纯文科学校，甚至在阿布杜尔·哈米德统治后期的高压专制下，也始终保持为知识界的一个重要学术活动中心，同时也是培养新思潮的一座温床。在这所学校的教师中，有像后来成为青年土耳其党人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穆拉德，有著名的诗人兼文艺评论家埃克雷姆，有帝国伟大的历史学家谢雷夫等人。所有这些人，都是才华卓越的，并对当时帝国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像米尔基耶学院一样，奥斯曼帝国的哈尔比耶陆军大学也得到了维持和扩充。另外，军医学院和普通医学院，以及少数其他学校，如炮兵、海军工程、陆军工程等这样一些从过去“坦齐马特”改革派手里遗留下来的学校，此时也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除此之外，阿布杜尔·哈米德还另外新建了不下18所高等及专科学校。在建立学校方面，阿布社尔·哈米德最大的功绩是创办了奥斯曼帝国大学。这项计划实际上早在1845年就经人提出，但由于经费短缺以及筹办人员工作不认真，以致半途而废。最后在阿布杜尔·哈米德的大力支持下，经过长期筹备，后来被称为伊斯坦布尔大学，并于1900年8月正式开学。
奥斯曼帝国一系列教育改革的根本意义，在于它造就出了一大批有文化、有理想和雄心勃勃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具有更加清晰的现实感和历史责任感。因此，在19世纪末期，当阿布杜尔·哈米德以及大臣们日趋严厉的专制使他们开始感到厌恶时，顽固不化的老一辈开始阻碍他们要前进的步伐时，不论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反抗与革命的技术方面，他们都已经不再感到缺乏指导了，他们成了奥斯曼帝国未来社会的改造与发展的强大动力。
在阿布杜尔·哈米德统治时期，另外一项重要的社会改革是法律方面的改革，这实际上又是自“坦齐马特”时代便已经开始的那一过程中的最后终结。1879年5月6日，奥斯曼帝国颁布的四项法律改革，其中的两项关系到司法及法庭组织，另外两项关系到法律的程序。阿布杜尔·哈米德曾经下诏设立司法部，同时授权该部接管各商业法庭。如今又就司法部的职能进行了改组，将所有非宗教性法庭统统拨归它管理。另外一项法律就世俗法庭的条例做了规定，这是几年前为审理穆斯林及非穆斯林之间的诉讼案件而设立的一种混合法庭。
奥斯曼帝国实行这些法律变革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付其他西方国家对于帝国司法的指责，同时也是为了取消或限制根据治外法权条款给予外国人的司法特权做准备。但是在这方面，奥斯曼帝国的立法者做得并不成功。原因是对于判决执行条例和民事诉讼法，各外国使团都是不承认的，因此，这些法律也就从来没有实际应用于混合性的诉讼案件，外国人的治外法权仍然像过去一样固若磐石。当然，在一个日益走向专制及血腥镇压的年代里，奥斯曼帝国的法律改革肯定不会有多大的成效，只会使广大民众感觉到最惨痛的失望。
在其他物质生活方面，阿布杜尔·哈米德统治下的奥斯曼帝国也朝着西方化的方向不断发展。奥斯曼帝国在欧洲资本的资助下，修建铁路，兴办矿山和公用事业。因此，绝大部分的利润以货币的形式从帝国流向海外，但奥斯曼帝国所得到的好处却是物质生活日益方便，以及随着西方资本的渗透而带来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方面的社会进步。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开始修建的帝国电报网，到阿布杜尔·哈米德统治时期已经四通八达，并有着重要的双重意义。新建的电报线路，以及简化了的电码和受过专业训练的接线员，使得素丹对各个行省进行严密的监视。另一方面，电报局里受过现代教育的技术人员，后来在许多场合同反对帝国政府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和凯末尔主义分子合作。此外，电报也成了奥斯曼帝国持不同政见者从事反专制活动的一种工具，他们可以通过电报在千里之外向奥斯曼帝国政府发出威胁，并提出社会改革的强烈要求。
与电报相比，奥斯曼帝国铁路的发展自然在长度上要短得多，但它的兴建也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是帝国朝着西方化不断前进的佐证。在阿布杜尔·哈米德统治的那个时代，虽然租给欧洲人修建的铁路都比较短，但它已经打通了富饶的内地与附近港口城市之间的联系。例如，伊斯坦布尔和埃迪尔内经过维也纳与欧洲的铁路网在1888年联结了起来，它极大地促进了奥斯曼帝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阿布杜尔·哈米德这一时期积极倡导修建铁路，更多是从政治和军事战略利益出发，而不是注重经济上的好处。因为对于他来说，铁路是他联结遥远行省的钢铁纽带，是运输帝国军队的交通工具。1883年，他与德国签订了合同，在安纳托利亚修建铁路，先铺设到安卡拉，然后又修建科尼亚一段，这两条铁路都在19世纪90年代通车。
1903年，由德意志银行控制的巴格达铁路公司获得特许，将修建的铁路延伸到科尼亚之外，经阿马纳斯和陶鲁斯山脉沿幼发拉底河直达巴格达。这条铁路的走向完全是从欧洲列强的战略利益出发，它要求铁路远离帝国保护的地中海沿岸，并不得在安纳托利亚东北部铺设铁路。这条铁路也使得德国从原先获得的经济好处，变成了政治上的利益，它是德国与奥斯曼帝国紧密联系的象征。因此，这条铁路后来终于成了欧洲列强争议的焦点。
奥斯曼帝国铁路建设和其他经济事业能够得到迅速发展的部分原因，在于当时出现了一个机构，它起源于1875到1876年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危机。由于帝国财政信誉受到影响，加之无力偿付巨额外债，帝国便在1891年同意和持有奥斯曼公债的欧洲国家做出安排。据此奥斯曼帝国成立了债务管理局，由外国贷款人代表组成的理事会进行领导。债务管理局授权管理以各项税收为基础的帝国岁入，并垄断了处理债务的一切事宜。该局征收和分配帝国的岁入，同时成了征收其他税收的机构。此机构由于管理得当，效率很高，从而提高了奥斯曼帝国的物质福利，培养了大批优秀雇员，恢复了帝国的信誉，还为帝国的财政创造了盈余。但是，一个完全由外国人经营的半官方机构，毕竟侵犯了奥斯曼帝国的主权，后来的奥斯曼民族主义者是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