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作为致富和取得权力源泉的价值，虽然在帝国“坦齐马特”时期的改革家们得到了实现，但他们推行的那种相当粗糙的重商主义，不论对于气象万千的19世纪，还是厄运当前的奥斯曼帝国来说，都是毫无作用的。这种重商主义掌握在一个弱得无法执行政策，穷得无法使这些政策得以实现的政府手里，只能以失败、瓦解和贫困而告终。
虽然在阿布杜尔·哈米德这位满怀善意和具有进取倾向的君主在位时，帝国曾经建成了一百多个工厂，但是这些由政府管理的工厂全部因设计不周密，缺乏效率，往往又脱离本国的需要，而只能经常依靠政府的津贴来维持一种寄生生活。其中大多数有时只经过几个月便倒闭了，到土耳其共和国时期仅剩下了三个这样的工厂。至于帝国的私营工业大部分都由外国人控制或是经营的。因此，帝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限制。
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的政府，虽然也和他们同时代的多数其他政府一样，对于经济问题不像政治和行政问题那般关注，然而他们还是试图解决一些主要的社会经济问题，尤其是帝国长期遗留的土地问题。关于土地改革，帝国时期的改革家们一直没有什么重大的举措。青年土耳其党人上台执政后，1910年2月通过了一组“临时性”法律，给土地特别是其中有关集体所有权、抵押和继承权等问题，带来了重要的改革。1911年3月和1913年2月，还分别通过立法，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尤其是1913年的修改，为不动产的划定和登记以及地价和租税的估定，规定了一套正规的制度，对于从“坦齐马特”改革以来遗留下来的那种复杂而不规则的状况，确实起到了简化的作用。
另外，在奥斯曼帝国最后的几年中，由于民族主义在青年土耳其党人中间的日益高涨，使得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逐渐意识到，西方列强对帝国经济的渗透是对帝国主权的侵犯。他们曾经特别积极地号召民众从事更大规模的国民经济活动，来作为奥斯曼帝国获得经济解放的先决条件。此外，他们还采取了鼓励地方企业发展的许多措施，并为废除经济治外法权条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13年7月，青年土耳其党人政府成立了一个“国民消费社”，并且发动了一次鼓励民众进行国货消费以替代舶来品的运动。同年，通过了一项积极鼓励发展工业的法律。1915年，完成了帝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工业普查。
对于任何一种国民经济的发展来说，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真正的国家银行，因为当时所有的银行，包括帝国奥斯曼银行在内，全部都处在外国控制之下。1916年，青年土耳其党人政府成立了一所国家信贷银行。该银行于1917年1月正式开业，资本为400万奥斯曼镑，其中半数已预先交付，并发行了每股价值10镑的股票40万份，并明确规定只限于奥斯曼帝国的属民拥有。
在国家银行的扶植之下，其他金融企业也都开始兴办起来，特别是开办了两家保险公司。关于私人企业利用地方资本开设公司一类的事情，在报纸上得到了广泛的宣扬，工厂的开业也都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在这一时期，各家外国公司根据帝国有关法律的规定，董事会中必须有一定人数的奥斯曼董事。1916年帝国颁布的一项法律规定各特许企业应设立突厥文的账目，经营中也要使用突厥语。
在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时期，尽管青年土耳其党人为发展奥斯曼帝国商业和工业所做出的这些努力取得的成就很少，并且随着帝国的失败和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的逃亡而一同告终。但是，他们确实制定了许多发展国家经济的有效方针政策，只不过必须要等到以后较为有利的时机，才由土耳其共和国执行罢了。
第三，法律方面的改革成就。1908年的革命和帝国宪法的恢复，再度引起了关于引用涉及地方分权与地方政府职能分立的宪法第108条的问题，议会中关于这项法律的审议是旷日持久而又艰难的。1913年3月26日，该法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努力下终于获得通过，这是立法者抛开伊斯兰法律原则，走向西方世俗法律原则方面的具体表现。从此，帝国便把西方关于法人团体的概念带进了该国的法律及行政机构，并一直成为土耳其共和国时期地方行政制度的基础。
此外，1917年在青年土耳其党的倡导下通过的新婚姻法，标志着在妇女权益上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作为处理家庭婚姻以及个人事务的宗教法庭，也已拨归司法部管辖，也就是说，把一个现代的、世俗的权力机关置于诸教权阶级之上了。
第四，社会生活方面的改革成就。由前一个世纪开始的西方化运动，到青年土耳其党人统治时期，已经形成了一股社会势力。老的计时方法让位给了24小时为一天的欧式计时法。服装和生活方式的西方化程度，到了引起宗教当局的关注并加以申斥的地步。1914年4月，伊斯兰教教长告诫穆斯林妇女，不得穿欧式服装，否则给予惩罚。同年9月，帝国政府果真通过了一项决议，对公开违反斋月规定的穆斯林予以逮捕和罚款。
然而这些措施丝毫不能阻挡奥斯曼帝国社会日益走向世俗化和现代化。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便是青年土耳其党人在教育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们在前辈改革者做出的事业基础上，又建立了一个包括由世俗初等及中等学校，到师范和专科学校，并以经过改组的伊斯坦布尔大学为顶峰的新型现代教育体系。这种新型的现代教育体系，扩大了妇女受教育的机会。首先是小学和中学，后来又是大学，一概招收女生，从而为女子进入专门行业和参加公共生活打开了道路。在帝国都城伊斯坦布尔等大中城市，许多大胆的女性居然剪短了头发，戴上了帽子，摘掉了面纱，出现在公共社交场合。特别是在战争年代，由于许多男子被军队吸收入伍参战，因而迫切需要妇女出来为社会服务。在过去，女性唯一可能从事的职业只能是护士、助产士和教师，这时她们已是医生、公务人员、律师和企业家了，她们当中的许多人在1919年奥斯曼帝国战败后，为土耳其民族的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五，思想及文化运动方面的成就。青年土耳其党人统治的时代最有趣和最主要的一面，也许是思想和文化生活。1908年革命胜利后，帝国宪法的恢复，使得长期以来被封闭在素丹专制统治下的各种思想和自由意识，如一股洪流一泻千里。一系列新文艺、新政治及其他性质的刊物不断涌现出来。长期保持缄默或是遭到压抑的声音，现在又都大声地清晰地回响了起来。多年积郁在民众心中的思想，纷纷上了书报。尽管1909年4月兵变以后青年土耳其党人又重新恢复了镇压和新闻控制，但也始终没有能够真正制止住源源不断的各种新思想、新表现和新议论。随着现实生活不断发生变化，人们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得既迅猛广泛，又意义深长。
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中，西方的思想再度为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批评提供了理论基础。法国仍然是这些外国思想影响的主要来源，不过，曾经左右奥斯曼帝国改革派意识的18世纪启蒙思想，这时已经完全让位于19世纪的社会科学。其中第一个出现的实证主义社会学，曾经启发了青年土耳其党人就团结与进步的含义做了阐述，并对于现世的急进主义随后在奥斯曼帝国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作用。另外，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也成为青年土耳其党人中自由派个人主动和地方分权学说的基础。最后，正是在西方的社会学中，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民族派为创立关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详尽理论体系，找到了概念上的结构。所有这些政治学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趋向于把社会学看成是一种哲学，甚至是一种宗教，而且还把它看成是在有关道德、社会、政治甚至宗教等问题上的准神权权威的一个来源。
总之，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统治的年代里，奥斯曼帝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加速了。它既出于自觉，也是形势使然。如果青年土耳其党人能够按照这一发展趋势努力下去，奥斯曼人在东方的新历史命运就将会充满极大的希望。但因为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外交决策上的失误，使得奥斯曼帝国不久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在现代战争的冲击下归于覆灭，终于耗尽了奥斯曼人的士气和忠诚。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奥斯曼帝国能否在德、奥轴心国和英、法、俄协约国之间严守中立，此事虽不能肯定但有可能。当时奥斯曼帝国的许多臣民是支持英、法两国的，绝大部分青年土耳其党人和他们的政府内阁多数成员在1914年也是赞成中立的，可事实是，战争爆发以后，奥斯曼帝国却站在了德国一边作战。这种抉择主要是由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主要领导人恩维尔等少数人做出的。恩维尔是一位亲德派分子，他总是认为同强大的德国站在一起反对俄国，最能够实现奥斯曼帝国的利益。他老是梦想有朝一日泛突厥主义能扩展到俄国的高加索。这一抉择后来证明对于奥斯曼帝国的前途是致命的，但其结果对于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兴起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四、凯末尔与民族解放战争
1.反分裂斗争
1918年初，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即将结束，奥斯曼帝国这个摇摇欲坠的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的庞大帝国，因军事失利、经济崩溃和政治腐败无能，终于变得奄奄一息了。长期以来在帝国民众中间产生的对于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专制独裁的愤恨，正在不断地加深。尤其是随着以英、法等国为首的协约国军队的节节前进，使得奥斯曼帝国的整个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终于不可收拾。1918年7月，继任素丹王位的穆罕默德六世登上了帝国的宝座。10月，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大臣们宣告辞职，新素丹任命帝国自由派人士伊泽特为新的大维齐，并交给他一项谋求休战的艰巨任务。经过三天的初步协商之后，10月29日，一个由海军大臣劳夫率领的帝国政府代表团，登上了停泊在利姆诺斯岛的英国军舰，并于次日同协约国签订了停战协定。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三位党魁恩维尔、塔拉特、杰马尔，此时同乘一艘德国炮艇越过黑海逃跑了。一支拥有60艘军舰的协约国海军部队，于11月13日在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港口停泊了下来。12月8日，协约国在帝国首都成立了军事管理委员会，对港口、防御工事、宪兵，警察以及电车等交通工具实行了严格的管制。1919年2月8日，法国军队的统帅德斯佩雷将军，像几个世纪以前的奥斯曼帝国素丹穆罕默德二世一样，骑着一匹由希腊人赠献的白马进入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1919年，英国与法国的军队相继占领了靠近叙利亚和伊拉克边界的安纳托利亚中南部的几个地方，意大利军队则在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登陆，希腊人也相继占领了伊兹密尔等城市。
与此同时，协约国正在巴黎以及此后从1919到1920年春的一系列会议上讨论制定奥斯曼帝国必须严格履行的和平条款。此外，协约国之间达成的秘密协议还决定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地区以及安纳托利亚。
1920年5月，奥斯曼帝国政府收到了巴黎和约条款。根据此项条款，奥斯曼帝国的所有欧洲领土，除首都伊斯坦布尔周围的一小块外，都得被割让掉。帝国的海峡一律实行非军事化，向一切船只开放，并置于一个国际委员会的控制之下。帝国的重要城镇伊兹密尔交付希腊管理。独立的亚美尼亚和获得自治的库尔德斯坦出现在安纳托利亚的东部，仅留给奥斯曼帝国的安纳托利亚的其余部分，也要根据另外一份协议被指定作为法国和意大利的经济势力范围。巴黎和约条款还规定全面恢复治外法权，并且奥斯曼帝国的一切财政均由协约国来控制。1920年8月10日，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的代表不得不在塞夫勒签署这份判处奥斯曼帝国死刑的条约。因此，以后成立的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把签订条约的这一天，规定为国耻日。
在《摩德洛司停战协定》和《塞夫勒条约》签订的阴沉和沮丧的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奥斯曼帝国出现了一个广泛的民族主义运动。许多满腔热血、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在色雷斯和安纳托利亚发起反抗，成立了“护权协会”。他们成功地开展了反对西方列强瓜分和控制奥斯曼帝国的斗争，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波澜壮阔的民族主义运动由此开始了。到了1919至1920年，这个运动的组织更为严密，协调更加有方，后成为领导奥斯曼帝国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还找到了自己的政治领袖，他就是被世人称为“现代土耳其共和国之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
2.土耳其国父凯末尔
在历史上，每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总会涌现出许许多多治世奇才和英雄豪杰。凯末尔就是这样一位奥斯曼帝国近现代历史上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他不但在最后的历史关头把奥斯曼帝国从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命运中拯救出来，而且通过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实行一系列以政教分离为宗旨的世俗化社会改革，最终把一个多民族军事联合体的帝国，演变成为一个民族性的现代国家，把一个具有伊斯兰性质的君主神权国家，演变成为一个立宪民主共和国，把一种官僚封建主义，演变成为一种现代资本主义，被人们称誉为现代土耳其共和国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