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凯末尔麻痹敌人、发兵神速的战略相反，希腊侵略军却心存侥幸，行动迟缓。认为有英国这个世界头号强国的支持，凯末尔的国民军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未认真做好打大仗、打恶仗的准备。比如，在国民军摧枯拉朽之势的打击下，希腊侵略军的总司令哈詹尼斯蒂斯将军这时竟不在前线，而是在风景如画、歌舞升平的伊兹密尔度假。当得悉前线溃败的消息后，希腊政府才慌忙撤销了失职的总司令，任命特里席皮斯将军为总司令，并下达反攻的作战命令，但此时特里席皮斯所在的军团，已经完全被凯末尔指挥的国民军切断了与周围希腊军的联系。所以在佩纳忠地区进行的最后战役中，希腊侵略军新任总司令特里席皮斯将军被俘，人们风趣地把这次战役戏称为“总司令战役”。
1922年9月9日，威武雄壮的国民军迈着矫健的步伐，在民众的欢呼声中，进入了长期被协约国军队占领的军事战略重镇伊兹密尔。同日，协约国要求与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革命派政府谈判。然而，当凯末尔到达谈判地点时，并无诚意的协约国无一名代表在场。凯末尔随即发表了《军队从地中海向全国致敬》的宣言，并发出命令：“全军将士们，你们的目标是爱琴海，前进！”此时的外国侵略军，在国民军的乘胜追击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已成惊弓之鸟，不堪一击。不久，安纳托利亚境内的侵略军全部被歼灭，奥斯曼帝国在安纳托利亚的所有失地，至此全部得到了收复。在以后的时间里，英国政府为了避免一切已经迫在眉睫的英国与奥斯曼帝国民族革命派政权的武装冲突，于1922年10月11日同安卡拉民族革命政府签订了新的停战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各协约国政府同意把伊斯坦布尔、海峡地区以及东色雷斯的主权交还给奥斯曼人，并同意召开一次和会，废除《色佛尔条约》，缔结一项新的和约。至此，奥斯曼帝国的民族独立解放战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奥斯曼帝国民族独立解放战争的胜利，标志着西方列强试图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阴谋彻底破产。从1920年国难当头时起铺在奥斯曼帝国大国民议会主席团桌子上作为哀悼标志的黑色桌布，这时被取了下来，而象征着胜利与和平的绿色桌布，被平整地铺在了主席团的桌面上。
和平会议于1922年11月20日在瑞士的洛桑召开。经过随后许多个月的艰苦谈判和外交争执，终于在1923年7月24日签订了正式和约。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这项条约最主要的意义，是重新确定了奥斯曼人对于几乎包括今天整个土耳其共和国在内的全部领土所拥有的完全和不可分割的主权。在这同时，还废除了长期以来象征着卑劣和屈从而引起人们深恶痛绝的治外法权条约。正因为如此，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五个战败国中，奥斯曼帝国是后来唯一不愿意修正和约的国家。
6.凯末尔的远见卓识
军事上胜利了，以凯末尔为首的奥斯曼帝国民族主义者的政治纲领也已经达到了目的，并且还在一次国际和约中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下一步应该怎样做呢？正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上，凯末尔表现出了他的真正伟大。
奥斯曼帝国的民族独立解放战争胜利以后，摆在凯末尔及其拥护者面前有几种选择。他们可以趁胜利之机长驱直入叙利亚和伊拉克，占领奥斯曼帝国失去的亚洲领土，恢复昔日奥斯曼帝国的辉煌；凯末尔还可以登上素丹和哈里发的宝座，维持封建神权专制的国家形式。但是，凯末尔是一位头脑清醒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和政治家，他认为没有必要为大奥斯曼主义效劳，他认为这种扩张主义违背了民族愿望，增加了敌人的力量，不如回到自然合理的限度中去，坚持和平共处的睦邻友好关系。
战事一停，为了使奥斯曼帝国和希腊摆脱令人头痛的少数民族问题，凯末尔首先同希腊达成了交换人口的协定，不惜采用残忍但十分有效的交换人口的办法，解决了奥斯曼帝国与希腊之间从古至今的民族纠纷，在以后的几年中确实使两国易于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此外，凯末尔宣布放弃一切对外野心和一切形式的大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有意把自己的行动和意愿限制在洛桑和平条约所规定的奥斯曼民族领土的范围之内，并把他的后半生贡献给了艰苦、费力而不引人注目的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1923年，凯末尔在一次精彩的演说中提醒奥斯曼人民：“至今我们的军队已经取得的胜利，不能被认为已经能够使我们的国家真正得救了。这些胜利，仅仅只是为我们将来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我们不应该为我们在军事上的胜利而感到自豪，我们还应该更多地为取得科学与经济方面的新胜利做好准备。”
一旦挣脱了奥斯曼帝国桎梏，卸下额外领土这副重担，去实施凯末尔他那世俗主义的理想，使奥斯曼帝国完全接受西方文明，从而推动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发展和社会改革便不难进行。改革之所以比较容易进行，还因为奥斯曼帝国经过几代改革家们承前启后的不断努力，此时已经培植出了一种改革的传统和社会发展方向，这种方向便是全面学习西方的制度、思想和习俗。虽然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和伊斯兰教古老的信仰、仪式和习惯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有的已经被改造，更多的则是面临能否存在下去的挑战。这种新老体制的共存，时常造成人们的精神痛苦。
凯末尔不仅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一位具有杰出才能的军事家，而且也是一位胸怀大志向、具有敏锐政治眼光的社会改革家。从奥斯曼帝国几百年来社会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凯末尔判断，要想巩固他对国家政权的控制，掌握奥斯曼帝国未来的发展命运，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迫在眉睫的政治体制问题，即奥斯曼帝国的形式与结构问题。
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革命派，从一开始便坚持他们是忠于素丹的，君主之所以反对他们的正义事业，那是由于听信了谗言和受到外国人控制的缘故。但是这些原则，从奥斯曼帝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长远的目标来看，又是同保留素丹君主制相矛盾的。早在1920年7月，凯末尔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向安卡拉民族革命派大国民议会宣布：“我想，使我们今天能够存在的这个基本现实，已经显示出我们民族总的发展趋势，那就是民族主义和人民政府。这意味着政府正在转到人民的手里。”此后，在许多重要的场合，凯末尔一直宣扬这种观点。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据官方统计，奥斯曼帝国人口90%信奉伊斯兰教，奥斯曼帝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特点是封建神权的专制制度，即王权（素丹）和政权（哈里发）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素丹既是奥斯曼帝国的君主，又是宗教的最高领袖。奥斯曼帝国的素丹于1517年征服阿拉伯的哈里发末代王朝统治的埃及以后，又给自己加上了哈里发的尊号，因而素丹又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最高领袖。这两个融为一体，形成了奥斯曼帝国封建神权君主专制制度，成为了奥斯曼帝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
促使凯末尔下决心结束奥斯曼帝国君主的政治权力，把它同哈里发制分离开来的原因，是因为在召开瑞士的洛桑和会之前，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同时向安卡拉的民族主义政府和伊斯坦布尔的素丹政府发出正式邀请。而这种双重邀请，对在这紧要关头由于这一邀请而展示出来的奥斯曼帝国国家权力行将分裂的前景，不得不使凯末尔下决心要彻底废除素丹制。
凯末尔在进行重大政治改革时，充分表现出他的政治魄力和灵活的策略。他分两步来进行重大的政治改革：先废除素丹制，后废除哈里发制，以解决奥斯曼帝国国家政治改革中的老大难问题。然而，当时凯末尔将要进行的这项政治改革所面临的困难是很大的，不仅封建神权专制的维护者们坚决反对这项政治改革，同时也遭受到了凯末尔的许多忠于传统制度思想极深的亲密同事和一些大国民议会议员们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