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改革：挽救衰势的努力
19世纪60—70年代，在俄国被称为“大改革时代”。这一时期，除了废除农奴制外，沙皇政府还在其他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改革：
一是地方行政改革。1863年，沙皇政府制订了《关于省和县地方自治机构》的法令草案，翌年1月由亚历山大二世批准生效。根据该法令，在省和县设立地方自治机构。地方自治机构由自治会议及其执行机关自治局组成，均由选举产生。县自治会议由地主、市民、村社农民三个阶层分别选举的代表组成，省自治会议由各县自治会议选举的代表组成。自治会议三年选举一次，每年召开一次会议，负责政策和预算的制定。自治局设主席和委员若干人，由自治会议选举产生，每三年改选一次。县自治局主席由省长批准，省自治局主席由内务大臣批准。
之后，沙皇政府又对城市行政机构进行了改革，规定在城市中建立无等级的城市自治机关城市杜马及其执行机关自治局。城市杜马由纳税人选举产生，自治局由市长和数名成员组成，市长为城市杜马和自治局主席，大城市市长由内务部批准，小城市市长由省长批准。
亚历山大二世进行地方行政改革，并不是要把地方行政权力完全交给当地广大群众，他不愿意也不可能这样做。按照地方自治会议和城市杜马选举法等有关规定，地方自治机构都被控制在地主贵族手里，城市杜马则被控制在大资产阶级手里。同时，它们都要受沙皇政府的严格监督。它们的职权也很小，只能管理地方经济、教育、卫生和社会救济等。尽管如此，它毕竟改变了过去地方行政官员完全由地主贵族充任的现象，使得一般农民和市民也有机会参与地方行政管理，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二是司法改革。之前沙皇俄国的司法审判基本上还处在黑暗落后的中世纪时代。虽有法律而非人人平等，贵族享有特权；司法附属于行政，政府控制司法；审判秘密进行，不准被告提出辩护，即予判决；法官知识浅陋，待遇低微，随意判决，贿赂公行。废除农奴制后沙皇政府立即着手司法改革。亚历山大二世指示以“迅速、公正、仁慈”为改革的三原则。1864年12月沙皇批准了以西欧司法制度为模式的新的司法章程。新的司法章程根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用对所有人士在同一法院、依照同一法律、遵循同一程序审判取代了旧的等级法院；根据司法独立的原则，规定司法人员不受行政任命和撤职，审判完全依照法律进行；根据司法公开的原则，确立了公开的诉讼程序，建立了陪审员制度和律师制度，规定审判公开举行，原、被告均须出庭，被告可有辩护律师辩护，由陪审员决定被告有罪或无罪，再由院长和两名法官量刑或释放；法官改为终身制，慎选廉能之士担任，并提高其待遇，借以养廉。总之，司法改革贯彻了资产阶级法律原则，是当时各项改革中比较彻底的一项。但是改革中规定政治案件不归陪审法院审理，而由高等司法厅或参政院审理，这就为沙皇政府迫害革命者，肆意逮捕、流放或处决革命者大开方便之门。
三是财政改革。为进行此项改革，亚历山大二世先派其得力助手塔塔里诺夫到西欧各国考察，归来后提出改革建议，这些建议均被沙皇采纳。1860年，沙皇俄国首先创办了国家银行，规定国家银行有权优先贷款给工商业。之后，又建立了预算统一、收支统一的制度，取消各部门独立的财政权，所有行政收支预算统归财政部审理。同时实行财政监督制度，中央政府在各省设监督局，每月检查所有地方机构的收支情况。在税收制度方面，过去由私人承包，问题极多，为社会所诟病，现改由政府自行征收，使税源大增，也使贪污贿赂之风稍减。
四是教育改革。在中小学教育方面，过去小学教育被教会垄断，私人无权办学。教会学校设备简陋，师资缺乏，教学内容陈旧。随着农奴的解放、经济的发展与就学儿童的增加，此种状况已极难适应形势的需要。1864年6月，沙皇政府颁布了《关于初等国民学校的条例》，规定小学教育由教育部和地方自治机关主办，同时允许私人创办小学。紧接着政府又颁布了《中等教育法》，决定仿照日耳曼中学形式创办中学，高中分文、实两科；中学实行各种等级和信仰平等的原则，女生也可入学。在大学教育方面，1863年6月亚历山大二世批准了大学章程草案，授予大学广泛的自治权，规定大学校务会议有权独立解决科研、教学、行政和经费问题，大学校长、副校长、系主任均由教授选举产生，由教育部批准，但规定学生不拥有自治权，不得结社，违反纪律要受纪律法庭审讯，同时提高了学监的权力。
五是军事改革。克里木战争中沙俄军队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军事改革势在必行。1861年11月，亚历山大二世任命杰出军事家和国务活动家季·阿·米柳亭为陆军大臣，主持改革工作。米柳亭在赴西欧考察后拟订了改革方案，1874年1月经沙皇批准颁布实施。其要点是：改变征兵制度，改募兵制为普遍义务兵役制，规定“男性居民，不分财产状况，均应服兵役”，也即全国人民不分阶级，服役义务一律平等；缩短服役时间，将服役期由原来的25年缩短为15年，其中现役期为6年（20—26岁），预备役9年（26—35岁），期满后退为民军，直至40岁。海军则另有规定，现役7年，预备役3年；对负担家庭生计的独生子免役，对学生减少服役期，如大学生服役期仅半年，高中生服役期为两年；加强军中教育，扫除文盲，改善军法，取消重刑，给士兵合理待遇。
亚历山大二世实行的农奴制改革以及上述一系列改革，都是由俄国农奴主自上而下实行的资产阶级改革，是沙皇政府为国内外情势所迫而对俄国被压迫人民做出的让步。它标志着俄国开始由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开始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由于这些改革局部地调整了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部分地解脱了对生产力的束缚，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发展起来。在农业方面，由于许多农民从农奴地位解放出来，并获得了一部分土地，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促进了农业发展。同时，他们在经营过程中逐渐发生两极分化。经营有方的富裕农民买田租地，逐渐上升为资本主义农场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经营不善或因天灾人祸等原因日益贫困的农民则出卖田地，沦为农村无产阶级，靠出卖劳动力为生。那些在农奴制改革中获得了俄国大部分土地的贵族地主，由于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直接役使农民为自己劳动，也开始转变经营方式，出租、出卖土地或把田庄押给银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开始发生变化。与此同时，伴随着当时正在开展的工业革命，农业中机器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如1870年时全国约有780台收割机，到1894—1895年时增加到约2.7万台。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得到较大幅度的发展。
在工业方面，资本主义发展尤为迅速。这是因为，第一，农奴制的废除和农业经济向资本主义的演变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消费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就消费市场来说，当时俄国还是个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自然是工业品的主要消费者。随着他们社会地位的改善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业品的消费量也在不断增加，同时他们要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就要购买农业机械，这些都刺激了工业的生产。就劳动力市场来说，在农奴制改革过程中，许多农民无力赎买土地，沦为无产者，之后随着农民的两极分化，破产农民不断增加，这就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第二，农奴制改革过程中广大农民给贵族地主交付大量赎金实际上是一次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一些贵族地主将之用于工业投资，促进了工业的发展。第三，沙皇政府大力修建铁路，沟通了国内市场，也推动了工业发展。“若要富，先修路”，交通运输是一个国家机体的动脉。1861年前，俄国仅有铁路一千多公里，之后大力发展，到19世纪末铁路线增加到5万多公里，基本把国内市场连成一体，也把俄国进一步卷入世界市场。第四，沙俄政府还采取了许多鼓励、保护本国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如给企业主贷款资助工业发展；引进外国资本，扶植工业发展，到19世纪末外资在重工业中已居统治地位；实行保护关税政策，1868—1890年，生铁的关税增长达9倍，铁轨增加3.5倍，所有的重要工业品都实行了高关税政策。第五，由于西欧大多数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远比俄国先进，俄国学习和引进了它们的先进经验和技术设备，少走了许多弯路。
由于上述原因，俄国在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工业迅猛发展，到19世纪80年代基本上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到大机器工业的转变，完成了工业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一时期，俄国的工业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西欧先进国家。1860—1900年，俄国的工业产量增加了6倍，而英国仅增长了1倍，法国增长了1.5倍，德国增长了4倍。同时，俄国工业生产集中程度也超过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1866—1890年，雇佣1000人以上的大企业的数目增加了1倍多，工人人数增加了2倍多，产品总值几乎增加了4倍。波罗的海沿岸成为俄国机器制造业和纺织业的工业区；高加索的沿海城市巴库成为石油生产的中心；南方的顿涅茨盆地成为煤和冶金业的生产基地。俄国的经济发展从来没有这样迅速、繁荣过，俄国似乎进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
二、惊雷滚动：革命暴风雨要来了
虽然俄国经济发展迅速，然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俄国机体上的毒瘤并没有完全割除，经济繁荣的表象下潜伏着更深刻的危机。在俄国上空，乌云正在聚集，惊雷已在滚动，它们很快将化作暴风骤雨，摧垮这貌似强大的“泥足巨人”，摧毁这千疮百孔的帝国大厦。
1881年3月13日（俄历3月1日），正是乍暖还寒的早春季节。在首都圣彼得堡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像往常一样在一帮侍从、阁僚和将军的簇拥下首先检阅了军队，然后按照日程安排前往姑母海伦大公处赴宴。酒足饭饱之后，他乘车沿叶卡特琳娜运河大道返回宫中。就在这时一枚炸弹飞来，炸中了他的马车。所幸沙皇未被炸着，他的卫士却被炸伤在地。当仁慈的沙皇下车察看卫士的伤情温言慰问之时，第二颗炸弹飞来，正好落在他的两足之间爆炸。沙皇就此倒地，再未起来。行刺者伊格纳吉·格利涅维茨基也当场死去。
这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第四次遭暗杀，也是最后一次遭暗杀。他在位26年，有13年都在推进改革，在俄国开创了“大改革时代”，被人们誉为“解放者”。虽然他进行改革、解放农奴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这样做毕竟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俄国的传统社会基础，使俄国由封建主义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客观地说，他应该是功大于过，在历代沙皇中属有建树者。那么，为什么他还会接二连三地遭受暗杀，最终难逃一劫呢？这便是俄国社会危机的反映。
到19世纪60—70年代，资本主义在西欧已发展了两个多世纪。虽然整体说来它仍处于蓬勃发展的上升阶段，但它所产生的问题也益发严重。每隔几年就要发作一次的经济危机，资本家为追求超额利润的无穷贪欲，广大工人极其恶劣的工作、生活环境以及日益贫困化，多数人的命运继续操纵在极少数有钱人的手里……这些都促使人们思考、探索，寻找问题的根源，希冀建立一个真正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那两位出生于德国却属于全世界的杰出思想家、理论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已不再是到处游荡的“幽灵”，而成为广泛的社会运动，1871年法国巴黎工人阶级举行起义，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更使之成为实践。
然而在俄国，虽然废除了农奴制，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使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仍保留着严重的封建残余。政治上仍保留着沙皇专制制度，沙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有权颁布法律，任命官吏。各级政权基本被贵族地主把持。直至1897年，俄国955名一至四等文官中，世袭贵族仍有735人，占总数的3/4。人民没有言论自由，书刊的出版要受到严格检查和限制，任何不满政府的言行都要受到严厉查处。经济上仍然保留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大部分土地仍掌握在地主贵族手里。据1877年的调查资料，在俄属欧洲境内的49个州中，全部私有土地中约80%即7300万俄亩属于贵族，而其中又约有3000万俄亩属于1000个最大的地主。农民不但仍然缺少土地，还要为赎买份地背上沉重的债务。他们为了养家糊口还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把收成的一半或一半以上交给地主，或用自己的农具和牲口在地主的土地上服一定工役。同时，根据《赎地法》规定，他们没有交清份地赎金，不能离开村社；根据连环保制度，他们没有付清赋税，也不能离开村社。他们的自由仍然受到很大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