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威廉二世即位时已经29岁，但无论在心理上还是政治上，他都是一个尚不成熟的人。由于左臂先天性残废，他的心理发育一直不够健全。一方面他将此归罪于他的母亲对他早年缺少照料，从而对母亲终生抱有敌意；另一方面他一直通过扮演强健而又敏捷的军人角色，来掩饰自己的生理缺陷。这两个方面都助长了他心理上的弱点，即因缺少母爱和惯于掩盖内在弱点而表现出极为敏感的自我意识。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这位年轻王子形成犹疑动摇气质的重要心理因素。他经常用一种虚张声势的傲慢态度来掩盖内心的犹疑动摇，在虚假的高傲外表下，他实质上是一个敏感、胆怯和神经质的人物。一位深刻的观察家曾这样评价威廉二世，他“几乎没有一个时刻不意识到他自己，只是没有意识到他在作自我挣扎；这是一种无意识地跟自我作对的性格，他对自我的全神贯注始终没有得到克服”。
这种性格缺陷，还由于他从霍亨索伦家族祖先那里继承的对炫耀与官场虚饰的喜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既继承了军人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对高个子军官的偏爱，也像弗里德里希一世那样热衷于宫廷的豪华排场。他每天都想过生日，正如菲利普·欧伦堡伯爵所说：“对这位君主来说，每天都是一个化装舞会。”由于爱好虚饰，在他统治的头16年，他命令自己的卫队更换制服达37次。他本人几乎每天都要更换衣服，最多时每天更换6次，并且总是身着海军上将制服去观看歌剧，包括他最喜欢的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在他最高兴的时候，他周围总有一群狂热的谄媚之徒，向他高唱赞歌，大献阿谀逢迎之词。他们知道：他只需要阳光，于是只让他知道好事喜事，而把其他一切都对他隐瞒起来。1890年，威廉二世的一位密友这样描述30岁的皇帝：
这个人希望自己的一切行动都超过别人，从关心自己的地位到取得人们的爱戴。此外，还加上担心自己的安全和迅速膨胀的虚荣心。他抓住一切欢迎场面，最喜欢博得群众的掌声和欢呼。由于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幸的错觉），因而非常喜爱听恭维话。他走到哪里，都能赢得人心，只是不能停留太久。
威廉二世沉浸在阿谀奉承之中达25年之久。这群谄媚之徒，除了宫廷贵族和容克，还有德意志北部诸城市的富绅和大西洋彼岸的美国阔佬。驻华盛顿大使施佩克·斯台恩堡在一次公开的讲话中，将皇帝描绘成“世界最伟大的万能圣人，是一位在工业和科学、艺术和音乐各方面都具有同样水平的大师”。一位学界巨子道依森教授写道：“皇帝领导着我们从歌德到荷马和沙夫克里斯，从康德到柏拉图。”另一位颇受赞扬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布勒希特，直至1912年还撰写专文，恭维皇帝是“远古圣贤的再现，是一位有着强大意志的巨人，所有创造性艺术的大门对他始终是敞开的”。
在一片颂扬声中，威廉二世变得飘飘然，如坠五里雾中，更加不可一世。他深信自己是神之所选，负有神命，坚信上帝给自己的使命就是领导人民建立伟大的功业。1891年，他在一次公众集会上宣称：“帝国只有一个主人，那就是我，我不能容忍有另外的主人。”他甚至向一批年轻的新兵宣布：“如果你们的皇帝命令你们向父母开枪，你们应当照办。”在统治了20年之后，他骄傲地声称，他从没有读过宪法，也不了解宪法。在他看来，“把德意志帝国锤炼出来的是士兵和军队，而不是议会决议”。因此，在他即位之初所颁布的第一道圣谕不是《致我的人民》（像他的前辈），而是《致我的军队》。他声称：“我和军队是一体的。我们天生互相帮助，不管上帝的意志是要给我和平还是风暴，我们都将站在一起，永不分离。”
威廉二世个性和心理上的弱点，由于许多拍马奉承者的鼓动而急剧膨胀，同时也因他智能上一些有益的天赋而获得危险性的发展。除了浮躁、虚荣的一面，威廉个性深处还有色彩丰富、富有魅力，并使所有见到他的人都着迷的一面。他首先是一个为人称道的健谈家。在私人交往中，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富有魅力、充满善意而又和蔼可亲。他对新知识具有罕见的理解力和广泛的吸收能力，对艺术、音乐和科学技术领域的最新发现有浓厚的兴趣和一定的文化修养。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那“滔滔不绝”的演说才能。他是一位优秀的即兴演说家，发表演讲通常不用讲稿。只要演说开了头，话语通常顺口倾泻而出，犹如山洪暴发、穿山出峡、奔腾咆哮，大有一泻千里之势。这种出众的演说才能和智能结构上的多样化天赋，原本可以把他塑造成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但由于心理素质的缺陷和环境的误导，他成为当时德国政治舞台上最具矛盾性的人物，成为当时德国弱点的典型代表。结果，罕见的感悟能力变成了狂妄自负，雄辩的演说才能变成了夸夸其谈、信口开河。研究者认为，他的性格特征是他所面临的各种矛盾的反映：有母亲与儿子的矛盾、普鲁士与英国的矛盾、专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矛盾、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威廉二世最鲜明的特征是体现了封建浪漫主义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思想的混合。他曾像他的叔祖父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一样迷信神秘的招魂术，但又是霍亨索伦王朝统治者中第一个愿与大工业家交朋友并积极支持技术进步的人。这种矛盾性支配着威廉二世的整个政策，也是他的统治能够维持28年的基本原因。俾斯麦是较早认识到新皇帝弱点的政治家之一。他在1890年曾抱怨说：“他（指威廉二世）好胡思乱想。他从不冷静地深思熟虑，而是灵机一动就信口开河，毫不考虑自己身居高位，应该小心谨慎。”
由于威廉二世是在父亲暴卒的情况下，突然接管了这个由俾斯麦缔造的帝国，从缺少治国训练意义上讲，他也是不成熟的。两年以前，他的父亲就曾写道：“鉴于我的儿子不成熟，又具有傲慢自负、自高自大的倾向，我不得不认为，在这个阶段让他接触外交政策问题，实属危险之事。”弗里德里希三世的担心以后被不幸言中，但在当时，只有少数人才能对年轻的皇帝做出确切的判断。除了他的双亲和俾斯麦之外，1891年，也就是在威廉二世统治3年之后，一位敏锐的葡萄牙外交官埃萨·德·克罗兹曾对他作过一个恰当的、后来得到惊人应验的评价。美国学者科佩尔·S.平森曾引用这一段分析来展示这位君主的精神风貌，我们完整地转述如下，以再现那位同时代人对威廉二世的贴切评述：
他（指威廉二世）与哈姆雷特一样，身上存在着不同类型人物的胚芽。我们不能预见哪一种胚芽将来会占优势，也不知道最后有一种胚芽长大时，它究竟以其伟大还是以其渺小使我们惊异。
这位国君是多少不同类型君王的化身。今天，他是一个军人国王，戴着头盔，系着胸甲，僵硬笔直，只为检阅和演习忙碌，把调换卫队看得比一切国务都重要，认为教练军士从根本上体现了举国一致，把军营纪律置于一切道德和自然法则之上，认为德国的光荣集中表现在新兵齐步行进时动作的绝对准确。突然，他脱掉军服，穿上工人的工装裤，于是他成了一个改革国王，只注意资本和工资问题，热衷于召开有关社会福利问题的会议，决心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兄弟的解放者载入史册。
然后他又会变成廷臣的国王，热心俗务，浮华铺张，一心只求礼仪的漂亮豪华。世界正看着他微笑，但是他说变就变，又成为一个摩登（现代）国王，一个19世纪的国王。他认为过去的一切都是偏执顽固的，决心借议会制度来大建物质文明和工业文明，并把工厂视为至高无上的圣堂，梦想着德国完全实现电气化。
有人说他不过是一个渴望在报纸上扬名的年轻人，另有人断言他不过是幻想力太强，有一种病态的想象力推动他去胡思乱想。作为一个几乎有无限权力的皇帝，他可以听任这种病态的想象力无限膨胀；还有人认为他不过是一个霍亨索伦家族的重要成员，勃兰登堡这一最幸运的世系相继的一些国王所交替具有的某种品质，诸如专制主义、神秘主义、军人主义、官僚文牍主义和独断作风，全都集中于他一身，既更加发展，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我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喜欢活动、干着玩玩的人。他这个人极爱活动，在活动中他异常强烈地领略和感受到某种无限的愉快，因此，他希望在我们这种文化所容许的一切形式中体验和享受这种愉快。
这就是使得这位德国皇帝成为一个极端有趣人物的原因。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在他身上看到，我们中有这么一个人，本是一个凡人，却比任何先知、术士或圣徒都更为积极地声称自己是上帝的助手和密友。似乎自摩西在西奈山接受上帝的十诫以来，还从未见过造物主和创造物之间存在过如此密切的关系和联系。
对他来说，没有做不到的事，因为他统率着两百万军队和全国人民；而人民只允许他们在哲学、伦理学和经典注释方面享有自由，只要皇帝命令他们齐步前进，他们就默默服从。
威廉二世有被拖下石阶的严重危险，由于他大胆地把在一切国家都是分属不同政府机构的职责集于一身，独自判断，独自执行，似乎上帝只把神灵的启示赋予他一人，而不是他的大臣和议会。这样，他被认为是永远正确、不可战胜的。然而，当灾难首次降临时，不管这种灾难是来自柏林街上的人民，还是欧洲平原上的联军，整个德国都会把他大肆吹嘘的自己与上帝的联系，视为一个狡诈的暴君所施展的诡计。那时候，从洛林到波美拉尼亚，就没有足够的石头用来投击这个假摩西了。
在这位葡萄牙总领事做出以上评述之后12年，也就是1903年，巴伐利亚常驻联邦参议院的全权代表莱尔欣费尔德伯爵，作为一位高明的行家，在一份写给巴伐利亚政府的报告中再度给威廉二世提供了一幅肖像，他写道：
今天他依然显露他那青年人的朝气、他那敏捷的理解能力、他那个人的勇气以及他对自己的判断和能力的可靠性的信念。但是这种本来对一个君主来说很宝贵的品质，今天很遗憾地由于不喜欢集中思想并使自己深入到事物中去，由于几乎是一种病态的需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听取延聘顾问们的意见而立即做出决定，同时由于缺乏眼力和真正的政治感觉而部分地无法发挥作用。……很想干预一切事务，对一切事务承担责任，并且至少是理论上把大臣看作是单纯执行他命令的机构。但是他不能仔细地观察国家机器运转的进程，人们觉察得到，他所干预的事情，大多数是一些细枝末节，是他自己爱干的事情。……皇帝对国会有着自己的想法，这种想法可以归纳为两个字：藐视。……陛下相信，有朝一日不能再和国会共事，他有力量迅速进行革新，这种信念使他看不见国内形势的众多危险……
德国皇帝就是这样一个在心理上、政治上迟迟不能走向成熟的人物。由于他性情多变，反复无常，易受外界影响，他的亲政不免给德国的内外政策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并使君主这一职位，因宪法制度上的缺陷，开始对德国的未来具有危险的性质。他在1888年不只继承了普鲁士王国，继承了德意志帝国，甚至在两年后接替了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无上权力。如同俾斯麦一样，威廉二世把自己的统治也维持了28年。但威廉二世时期与俾斯麦时期是两个虽有密切联系，却又截然不同的时代。除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这一总的时代特征之外，威廉二世时期的显著特点是决策的混乱和不稳定。此外，在统治技巧上，已没有一个人能像俾斯麦那样同时玩5个球。从这个意义上讲，威廉二世时期的确是德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
三、“新路线”
威廉二世的统治实际是从更换帝国宰相开始的，但是俾斯麦的继承人没有一个能填补俾斯麦去职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因而从1890年至1917年，俾斯麦留下的职位先后由4个人担任。他们是：利奥·冯·卡普里维（1890—1894）、克洛德维希·霍恩洛厄—谢林斯菲斯特亲王（1894—1900）、伯恩哈德·冯·标洛亲王（1900—1909）和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1909—1917）。其中，前两位执政时期，帝国处在一个对内对外政策的过渡时期，即所谓“新路线”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