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解职以后，德国历史进入威廉二世时期。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是光辉灿烂的物质繁荣和****恶性膨胀的极不协调的发展；宰相的职位不再占据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君主从形式上开始成为内外政策的唯一决策者。这一变化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德国历史。人们慨叹，自中世纪以来，德国已上升为雄踞欧洲的强国，但另一方面，在这位“德意志民族轻率而盲动的恺撒”的领导下，他们的国家正在一步步地走向世界战争的深渊。理解这些变化的深层原因，我们需要追溯至少自1890年以来德意志帝国的经济发展以及这些发展对德国内外政策的改变所具有的影响。
一、帝国的新发展
威廉二世时期，帝国在工业、商业和海外贸易方面的新发展预示着德国作为世界一流强国的崛起。这一发展态势改写了帝国早期的发展纪录，也冲击着毗邻国家的利益，改变着当时欧洲各大国之间的相对地位，是这一时期德国内外政策形成的重要前提。
首先，帝国人口有了快速增长，由1890年的4900万猛增至1913年的6700万。其中城镇人口已从1890年的47%，增至1910年的60%。这一人口规模和增长速度在欧洲仅次于俄国，远大于幅员稍大的法国。如果考虑到德国人口远高于俄国的受教育水平、人均收入和社会供给以及比法国更大的密度，这样的人口规模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强大的。
高素质的人口结构首先使军队受益。据统计，1905年德国招募的新兵有2/3以上的兵源来自城市，在陆军特别是海军的技术化程度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受过教育的、熟悉机器的城市青年，正在成为提高军队现代化水平最重要的成分。此外，同强大的英国皇家海军相比，德国海军在海战技术、舰船设备和夜间训练方面更为优秀。威慑英国海上力量的不只是德国制造舰船的规模和速度，还有德国海军在一系列技术和训练上所表现出来的素质。
人力资源的增长也回应了工厂、企业、大公司、实验室以及管理部门对熟练的技术工人、受过良好训练的工程师、优秀的管理人员和推销员的需求。自1890年的教育会议以来，科学和技术教育已得到人们的普遍赞同，多种科技学院以及成人职业教育、实科学校和女子教育体系，都在为适应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培养上述各类人才。就连农业这一传统的产业部门，也因知识和科技人才的运用，在这个时期创造出它的高效率。德国农民通过使用化肥和农用机械，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产量，使每公顷的产量比其他任何一个大国都高得多。到1913年，德国农业总产值已达117亿马克，比19世纪中期超出近5倍，以至于有学者这样评述：“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由于机械技术方面的许多发明，德国农业今天无可争辩地处于世界所有文明国家的前列。”
然而，最能体现德国发展速度和程度的仍然是工业，在这里，德国才真正显示出这些年它的发展特色。其中煤和铁的生产一直到19世纪末都是德国经济的基础。集中在鲁尔区、洛林、上西里西亚的煤矿开采和钢铁生产所具有的规模和速度，超过大陆上任何其他国家，并使第一工业国英国开始受到威胁。从1890年至1914年，德国的煤产量从8930万吨增至2.79亿吨，仅落后于英国的2.92亿吨，但远远领先于奥匈帝国的4700万吨、法国的4000万吨和俄国的3600万吨。钢铁的增长速度更为惊人，到1914年，德国高达1760万吨的钢产量，已超过英、法、俄三国产量的总和。铁路建设自1879年实行国有化以后一直发展很快，至1895年已形成相对密集的统一铁路网。20世纪初，随着建设军事铁路和对旧有铁路进行电气化改造的需要，铁路建设持续发展。从1890年至1913年，德国铁路长度从41818公里增至63700公里。德国成为欧洲铁路线最为密集、使用铁路最有效率的国家，并有力地推动了钢铁工业的发展。
煤、铁以及铁路建设的快速发展也引起了企业生产组织的深刻变化。其中1893年出现的“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矿辛迪加”，在1898年至1903年间通过兼并、联合一百多家大型煤矿、冶炼厂和股份公司，到1913年已成为控制德国煤炭生产一半的巨型垄断经济组织。而1904年建立的“钢铁工厂联盟”则垄断了全国大部分钢铁生产，把钢铁生产的大型化推向新的高峰。大型垄断组织被视为一种有组织的力量体系，它源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同时又促进了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它与银行之间的密切联系，并得到政府的支持保护，大大提升了企业的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是这一时期德国工业生产能够“跳跃式”发展，迅速赶上并超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的一个重要条件。
如果说重工业的大发展是这一时期德国经济文化的基础，那么，在电力、化学和光学工业等20世纪新兴工业领域中所取得的进展就更加引人注目。在电力工业领域，像西门子和通用电气公司这样的大公司雇佣的工人人数已上升至14.2万人，生产出占世界50%的同类产品。到1910年，德国已有195家电气公司，资本总额达12亿马克。1891年至1913年，德国电气工业总产值增加了28倍，电站的装机容量亦从1894年的3.9万千瓦增加到1913年的360万千瓦。随着电气化的发展，在车辆、照明、电讯和工厂生产等领域，电力能源已得到广泛应用。在化学工业领域，以拜尔和霍奇斯特为首的化学公司早在1907年雇佣工人便达27万人，生产了当时世界工业染料的90%。德国的染料工业不仅生产效率高，而且产品质量好，价格合理，已超越英国获得这一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光学工业的产量和产值也在大幅度增长，其出口总值1912年已达6000万马克，在工业总产值中占据着重要份额。德国在新兴工业领域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最新科技成果的运用。正是这种偏爱，使19世纪下半期德国的工业生产比英国，甚至美国进展更快。
这段快速发展历史的成就也反映在德国对外贸易增长的数据中。从1890年到1913年，德国出口贸易额增加了2倍，由33.27亿马克增至100.97亿马克；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已接近占15%的世界头号出口国英国。与此相适应，德国的商船也有了巨大增长。汉堡美洲邮船公司和北德轮船公司垄断了全国的航运业，组成第一支有竞争力的德国商船队。1888年，这支商船队还主要由帆船组成，注册吨位为120万吨；1913年，它已全部改为轮船，注册吨位为310万吨，船只的数目从3811艘增至4850艘，虽增加了1/4，但吨位增加2.5倍，船员增加了2倍。在25年里，德国港口的海运吞吐量增加3倍，运入量由980万吨增至2960万吨，运出量由790万吨增加到2100万吨。其中汉堡已超过伦敦和马赛，成为仅次于纽约和安特卫普的世界第三大货物转运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已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商船拥有国。与此同时，德国在世界制造业所占的份额已达14.8%，高于英国所占的13.6%，超出法国所占6.1%的近1.5倍。此外，国民财富也以每年增加30亿至40亿马克的速度增长。1914年，德国国民总收入已达120亿美元，高于英国的110亿美元，是法国60亿美元的两倍。1890年前后，全部人口中的30%、1913年的60%达到应纳税的最低收入。1880年起储蓄银行存款增长9倍，同人口变动相比约增长4倍，远超过欧洲可比国家的水平。这些都表明，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德国不仅成为驱动欧洲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之源和欧洲第一工业强国，而且已步入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行列。
这些不同凡响的发展成就对德国世界地位变化所具有的含义，很快就通过国内民族主义组织所表达的对海外领土的热情以及帝国内外政策的相应改变表现出来。早在1891年，新成立的“泛德意志协会”就在其宣言中宣称：“由于我们缺乏自己的幅员足够大的殖民地，所以我们还没有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使我国工业得到保障的市场。”协会要求在非洲和南美洲建立辽阔的殖民帝国，并号召德国政府重新瓜分英、法两国以及各殖民小国的殖民地。同时，一些泛日耳曼主义者也要求重新划分欧洲领土，要求把斯堪的纳维亚、荷兰、丹麦以及瑞士的一部分并入德意志帝国版图，并打算使比利时、法国东部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从战略和经济上考虑，他们特别想夺取加来海峡沿岸地区以及布律埃和隆维铁矿区。他们声称：“法国的三色旗在敦刻尔克、里尔、阿尔特赖特（在下日耳曼）以及南锡、吕内维尔、图尔和凡尔登（在古代洛林公国）尚未落到日耳曼鹰的脚下之前，德意志帝国是不会感到满足的。”这些露骨的呼吁和敦促德国增强在欧洲和海外影响的宣传，不久就在帝国政府那里得到回应。自1895年以后，德国统治者上层就坚信，德国的工业化和海外征服“像自然法则一样不可抗拒”，希望“在旧欧洲狭窄的边界之外完成重要任务”。更有甚者，帝国的领导者已经开始把海洋战略，发展海上力量，同商业和殖民地一样视为帝国一项不可动摇的国策。他们宣称：“在海洋问题上，在它的任何一个遥远的地方，如果没有德国，没有德国皇帝参加，绝不允许做出任何重大决定。”这种扩张主义腔调，相对于俾斯麦谨慎、有限的强国目标，是一种彻底的转变。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它意味着对旧有的、既定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这种挑战能否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实力，甚至军事实力，地缘因素、外交技巧和国内秩序一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地缘因素是影响德国实现新目标的重要障碍。
德国地处欧洲大陆中心，东、南、西三面分别与陆上大国俄、奥、法三国为邻，西北方与海上强国英国隔海相望。这种“天生被包围”的环境，使得它的发展似乎同时威胁到这些大国的利益。它历史上的扩张主义传统、军队优良的战斗素质、凭借众多人口和庞大的工业基础实际动员起来的参战人数，再加上泛德意志重组欧洲边界的号召，使法国和俄国感到恐慌，迫使它们彼此之间更为接近。德国海上力量的迅速发展，就像它对低地国家和法国北部的潜在威胁一样，使英国感到极度不安。即使德国扩张的矛头是指向海外的，但如果不侵入其他大国的势力范围就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很显然，当拉丁美洲被视为美国的势力范围，俄国和英国向中东、东亚渗透，日本侵入中国东北，法国和英国打算修补、连接在非洲的殖民区域时，几乎两手空空的德国已很难插手对殖民地的分割，就连把小小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搞到手的努力也遭到英国人的阻拦。这种在欧洲被四面包围、在海外无从插足的现实，使德国对既定的、有利于老牌资本主义大国的国际秩序强烈不满。同时，由于它的工业潜力和陆海军发展，它也最有实力要求对现状做出改变。但是，改变旧秩序的要求往往会受到维持现状力量的限制，并且只有在要求改变旧秩序的力量大于维持旧秩序的力量时，旧秩序相对稳定的局面才会被打破。这样，如何在不招致太多反对的情况下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就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此外，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容克上层担忧农业利益相对减少，担心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工业繁荣时期社会民主党影响的扩大，也希望通过对强权政治目标的追求，转移国内政治分歧的注意力。能否在传统的容克权力精英和新兴的、实力不断壮大的资产阶级与充满变革要求的人口大众所构成的多元社会中，维持平衡，实现国家利益，同样需要非常成熟的治国理政之道。然而自俾斯麦去职以后，德意志帝国似乎已成为一艘“失去舵手的航船”，隐藏在帝国重要目的表象后面的是决策的混乱和不稳定。这固然与帝国宪法中制度上的缺陷有关，但更多地应归咎于威廉二世个人的性格弱点。急于表明自己气概的德皇及其顾问们，与前代政治家相比，缺少的不只是政治经验，包括追求目标的灵活策略、量力而行的现实主义态度，还有成熟、稳健的精神气质和素养。对于一个年仅29岁就继承了“世界上最重的皇冠”的人来说，他的个人品质和惊人个性不应一笔带过，因为它构成帝国兴衰史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年轻的君主
威廉二世（1888—1918），世称小威廉，1859年降生于普鲁士宫廷。由于皇太子的特殊地位，他从小养成狂傲的性格，惯于发号施令、夸夸其谈。1888年6月15日，他接替父亲弗里德里希三世登上皇位。由于弗里德里希三世的统治仅维持约100天，所以他实际上是继承了祖父威廉一世的皇位。继位两年后，由于君臣冲突，他迫使俾斯麦辞职。自此，他大权独揽，影响德国历史达28年，并成为德意志帝国的末代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