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柏林会议以来，俄国一直以敌视和怀疑的眼光注视着俾斯麦侯爵，这种敌视和怀疑的情绪突然被遗忘了。人们已认识到，由于他的去职，他们失去的不是俄国的敌人，而是俄国的朋友。俄国人认为，这位人物近30年来曾经是两个邻国之间友好关系最可靠的保证人，并以一定方式保证了两国之间的和平，现在，他们为失去这样一位人物而惋惜。人们深信，从最近一次土耳其战争以来，俄国人之所以能生活在和平安宁的环境里，能改善其财政状况并完善自己的军备，其实应感谢俾斯麦。因此，俄国对俾斯麦离开政治舞台并不高兴，而是感到真诚的惋惜……从今以后，俄国人在估量未来的局势时突然缺少了这样一个可靠的因素。正如俄国人所说的那样，代替俾斯麦这一可靠因素的是“捉摸不定的东西”，是“新世纪的神秘莫测的东西”，前景这样茫昧难测给俄国人带来很大的不安，自信心以及过去那种认为自己能掌握欧洲命运的信念消失了。他们相信，俾斯麦侯爵的辞职，会引发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殚精竭虑地猜测会朝什么方向发展，特别是关于德国未来的外交政策。
俄国人的惋惜和担心不是多余的！俾斯麦下台不久，威廉二世和他的新宰相们便离开德国维持近30年的小心翼翼的欧洲安全政策航道，向“世界政策”的新路线全速前进。从一个大陆强国进而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渴望，以及伴随而来的殖民主义和海军扩张，标志着德国与俾斯麦时代的外交政策分道扬镳。打破俾斯麦外交坚冰的第一个举措是中止德俄《再保险条约》。《再保险条约》缔结于1887年6月18日，是德、俄之间的一项秘密协定。条约规定：遇到大规模战争时，德、俄双方保证相互保持中立，除非俄国主动进攻奥匈或德国主动进攻法国。条约最初有效期为3年。该条约限制了俾斯麦对法行动的自由，但在保证德奥联盟体系的基础上，把德俄关系稳定了3年。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它使德国有时间去寻求新的保证，以防止来自俄、法两线作战的危险。
1890年，《再保险条约》期满，新上任的德国卡普里维政府认为这个条约已不能阻止法俄联盟的形成，决定不再续订条约并积极寻求新的结盟方式以打破法、俄的接近。至此，俾斯麦长期致力维系的德俄关系开始公开走向恶化。在德国国内，毛奇及其助手军需总长瓦德西伯爵已积极筹划打一场对俄的先发制人的战争，以摆脱难以避免的两线作战局面。后来，俄国曾第二次、第三次试图在做出重要让步的情况下争取与它的西部邻国达成新的协议并续订条约，但都遭到卡普里维及其外交班子的拒绝。他们认为俄、法两国结盟从长远看是不可能的，同时深信熊与鲸鱼，即俄国与英国也绝不会达成谅解。由于英、法在北非，英、俄在中亚的激烈争夺，它们都会被迫向德国靠拢，因此德国享有选择自由的种种好处。正是在这种错误判断的支配下，德国开始超越俾斯麦的亲俄战略，把俄国这个东方军事巨人逐步推向法国一边。
德国在背弃《再保险条约》以后，通过签订《黑尔戈兰—桑给巴尔条约》在彼得堡造成了亲英反俄的深刻印象。黑尔戈兰岛是英国1815年从丹麦手中取得的旨在对付未来的大陆封锁体系的一块潜在的走私基地。由于地处易北河口并能作为正在开凿的北海—波罗的海运河西口前一道不可缺少的屏障，德国决定出让东非索马里海岸的德属部分，并把桑给巴尔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保护权交给英国，以换取对黑尔戈兰的占有。这笔交易加深了沙皇对德国亲英反俄立场的认识，结果消除了法、俄接近的最后障碍，法国开始被视为对付相互结盟的中欧大国的天然盟友，一步步地走向俄国的怀抱。
1891年7月，一支法国海军舰队驶抵喀琅施塔得要塞对俄国进行访问，这是自1812年拿破仑侵俄战争以来法国军事代表团首次造访俄国。为了欢迎法国使团的到来，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破天荒地在微风中脱帽聆听一向在俄国禁止演奏的《马赛曲》。这一前所未闻的举动给了法国舰队最高礼遇，也引起欧洲舆论界的普遍关注，它表明法、俄两国已从传统的敌对关系发展到友好合作的新阶段。1892年8月，法国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再次访问俄国。在彼得堡两国经过磋商最终达成关于缔结军事专约的协议。依照这一协议，俄国受到奥匈和德国的进攻，或者法国受到意大利或德国以及两国的联合进攻，法、俄两国将相互提供军事援助，届时俄国将提供兵力130万人，法国则出兵80万。1893年12月27日和1894年1月4日，协议先后经俄、法两国政府批准，法俄军事同盟正式形成。至此，大陆上的大的军事强国已分为相互威胁的两大军事阵营：一方是俄国和法国，另一方是德国和奥匈。由于双方结盟基础的稳固性，在欧洲大陆国家中已形成若干固定的结盟体系。这一体系结束了俾斯麦十分重视的法国孤立状态，也使德国处于受结盟的两翼国家夹攻的地位。
由于两翼威胁的加强，现在德国特别注意同英国保持良好关系。自《黑尔戈兰—桑给巴尔条约》签订以来，英德关系并未获得突破性进展。起初，德国一直希望英国能够加入三国同盟，但惯于奉行“光荣孤立”的英国迟迟不愿对德国的呼吁做出反应，因为它不愿过早地卷入大陆体系而失去自由选择的权利。1893年夏，英、法两国在印度支那的湄公河谷发生的冲突似乎为德国带来新的希望，但自1892年开始执政的自由党格莱斯顿内阁一直对德国的结盟鼓励持十分克制的态度。除了传统的影响，德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急剧膨胀，是英国在结盟关系上裹足不前的真正原因。进入90年代以来，德国由于新的科技革命和垄断组织的发展，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额均有长足的发展，不仅增长速度超过了英国，而且其产品已在欧洲市场上排挤英国商品。80年代，英国在对德竞争关系方面已感受到强大的压力，而在90年代面对德国的发展成就，已从惊讶转变为深深的忧虑。与此同时，德国由于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空前发展开始加紧殖民扩张。争取建立一个幅员辽阔的殖民帝国并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夺取“势力范围”，已成为德国对外政策的一项战略任务。到90年代中期，夺取殖民地几乎已成为德国对外政策的最重要目标，英、德两国的关系开始由冷淡转向决裂。德国的强大力量，使英国政治家对德国更加怀疑和警惕，德国向英国所表示的好感和结盟要求，由于英国不信任感的增强，已失去它的价值和意义。1896年1月26日的《法兰克福报》写道：
德国的整个政治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现今许许多多集团正在为实行世界政策进行积极鼓动，以激起某种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在一个如此重大的问题上以如此肤浅的方式进行积极鼓动，这在过去是罕见的……德国是一个大陆强国。它在陆上的力量已使它获得无可争议的世界强国的地位……德国执行世界政策的愿望与加强德国地位是不协调的，这倒会使人们怀疑德意志帝国的和平意图，在政治舞台上造成了一种新的难以估量的局面。
从谋求与英国结盟到英、德对抗，是德国外交战略由大陆政策向世界政策演变的重要转折。如果说放弃与俄国的结盟是对俾斯麦大陆体系的重要修正，那么，同英国展开激烈的竞争则是推行世界政策的重要体现。卡普里维因估计到法、俄两线作战的强大压力，曾竭力避免同英国发生政治冲突。但在他下台以后，不顾两翼威胁，致力于殖民扩张并与英国展开竞争的政策开始占据上风。人们普遍认为，1897年7月标洛出任外交国务秘书，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1849—1930）出任海军大臣，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1832—1904）以及外交部官员霍尔斯坦因的相继重用，是德国推行世界政策的显著标志。从这个时期起，德国统治集团的野心已冲破俾斯麦设下的各种限制，狂热地要求实行一项能体现德国实力的毫无保留的世界政策。
标洛，这位健谈、机智的外交家，自1897年主持外交部工作，1900年升任宰相，在连续12年里（到1909年）都是世界政策的象征。他的演说技巧、应变才能以及潇洒的风度，曾引起国际外交界的一片赞誉，连俄国老牌外交家哥尔查科夫也称颂他是一位卓越的策略家。然而事实上，标洛是一位能力薄弱、思想肤浅的政客。他不善于考虑比较远大的目标和对外政策的前景。过分聪明的头脑，使他往往只在表面现象上做文章，而缺乏对国际形势和外交决策深入细致的分析和全面谋划。有人说他可以一连几个小时面对镜子练习将在国会发表的演说，不仅能反复推敲需要讲的词句，而且十分注意琢磨语调和面部表情，但在重大的外交决策方面，往往漫不经心，轻下判断，缺乏深沉的思索和耐心。他的这些个性素质得到同他一样肤浅的威廉二世的赏识，也成为后者外交决策和外交风格的一面镜子。
标洛主持外交部以后，德国外交战略的目标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争夺殖民地，第二是大力扩充海军。德国的殖民扩张始于俾斯麦执政的后期。1884年4月24日，俾斯麦宣布由不来梅商人吕德里茨开拓的西南非洲地区受德国保护，通常被视为德国殖民政策的“诞生日”。同年7月，经纳赫蒂加尔宣布，喀麦隆海岸地区为德国占有；第二年，东非和桑给巴尔以及南太平洋上的若干岛屿也沦为帝国的保护地。这样，在俾斯麦执政时期德国就开始建立其殖民帝国了。但是，俾斯麦坚持他的殖民政策的商业性质，表示只有在商人们已经开始经营的基础上才开拓殖民地。他反对建立拥有卫戍和殖民官员的殖民行政机构，主张学习和效法早先东印度公司的榜样，由商业界负责开拓事宜。俾斯麦对殖民地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殖民地绝不会增强一个国家的实力，只会使国家的力量单单从一个方面伸向外部世界，这可能暂时给国家的实力增添光辉，但不可能保持久远。”所以在俾斯麦时期德国的殖民扩张尚处于“史前”时代，在整个对外政策中并不占重要地位。
然而，自威廉二世即位以来，特别是标洛进入外交部以后，受经济实力迅速膨胀的驱动，争夺殖民地开始演变为一项基本国策。1900年2月11日《泛德意志报》一篇题为《20世纪的德国》的文章愤懑地指出：“德国因本身殖民地拥有不充分而不得不从南美和亚洲土耳其取得补充，从而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地位。”帝国军事将领伯恩哈迪在他的小册子《我们的未来》中大声疾呼：“如果我们来观察一下英国、法国，甚至小小的比利时所拥有的殖民地面积，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在地球的分配中，我们自己早犯了严重的错误，吃了大亏。”民族主义历史学家阿达尔伯特·瓦尔写道：“德国需要殖民地就像需要每天吃的面包一样。”这主要倒不是出于经济理由，而是“为了给充满进取精神和活力的德国人民提供一个活动场所，帮助创造一种新的、不那么平庸的德国人”。要求实行殖民主义的动机各不相同，但都在为一个殖民帝国进行鼓动。标洛这位身负外交重任的圆滑政客自然不能置身舆论之外，他于1897年12月6日在帝国议会的雄辩演说中，为德国的殖民政策作了全面辩护，这成为大力推行殖民扩张的宣言。标洛指出：“各民族在争夺统治大有发展前途的地区的竞争中，从一开始就不应当把德国排斥在外。德国过去曾有那样的时期，把土地让给一个邻国，把海洋让给另一个邻国，而自己只剩下纯粹在理论上主宰着的天空，可是这种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也要为自己要求在阳光下的地盘。”
非洲是德国殖民扩张的起点，但是当它全面推行世界政策时，非洲大陆已接近被瓜分完毕。为了把自己的非洲领地连成一片，进而参与对非洲的再瓜分，德国制订了一个从大西洋（西南非洲）到印度洋（东非）的斜断中南非洲的计划。这个计划囊括德属西南非洲、葡属安哥拉、比属刚果的一部分、德属东非和葡属莫桑比克。这个计划一旦得手，不仅能为德国提供丰富的矿业资源、农业资源和新的投资场所，还将拦腰截断英国纵贯非洲的开罗—开普敦殖民体系，并以此为基地南北延伸，进一步蚕食非洲大陆。为了排除竞争对手，德国还不断地通过对南非布尔人的支持来打击英国殖民势力，并积极向南非渗透资本，甚至准备宣布德兰士瓦为德国的保护国，不惜与英开战，展开同英国的激烈争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