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近东是欧、亚、非三洲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也是德国殖民扩张的重要目标。在“向东方推进”的口号下，德国急欲插足中近东，控制奥斯曼帝国，把小亚细亚变为德国的工业品市场、投资场所和粮食产地，并排除英、俄、法等国在这一地区的传统势力。为了控制土耳其，德国采取最有可能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就是修建具有战略意义的巴格达铁路。铁路，是德国向安纳托利亚进行渗透的最强有力的工具。自1893年在德意志银行的支持下，一条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安卡拉的铁路正式通车以来，德国人已正式进入中东政治舞台。其后，从德国向土耳其输出的产品总值增加了350%，而从土耳其输出至德国的产品总值飞跃至700%以上。到处是德国的推销员；德意志东方航运公司在汉堡、不来梅和伊斯坦布尔之间建立了直接航线；东方研究也在德国变成一门流行的学科。但是，最诱人的计划是修建一条从博斯普鲁斯海峡通往波斯湾的铁路。这条铁路从伊斯坦布尔穿过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直达波斯湾海岸。这条铁路将与已经通车的汉堡经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索菲亚到伊斯坦布尔的铁路连成一线，成为德国“向东方推进”最强有力的工具。它将拦腰切断英国从陆上通往印度的道路，把整个中近东地区都囊括进德国的势力范围，从而严重威胁英国在北非、西亚和印度的殖民利益，也将妨碍英国对波斯湾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的独占。这条铁路被德国殖民者恰当地称作“架在英属印度上面的一把利剑”，它不仅刺中英国的要害部位，而且严重损害了俄国在黑海两海峡和小亚细亚的利益，对土耳其最大的债权国法国的利益也构成严重威胁。因此，英、俄、法三国都竭力阻挠德国这一计划的实现，并通过对土耳其施加压力和加强对波斯湾的控制与德国对抗。为了争取对这条铁路的租借权，1898年10月，威廉二世在标洛的陪同下，以朝觐“圣地”为名，亲访土耳其，在拜谒萨拉丁陵墓之后的讲演中，以自己是“3亿穆斯林生死不渝的朋友”的承诺，换取了土耳其素丹的好感，为德意志银行在优惠条件下取得了渴望得到的铁路租让权。1903年，当德国最终获得巴格达铁路修建权的时候，惊慌的英国已在酝酿与法、俄两国的合作，以阻止德国的东进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讲，巴格达铁路是形成英、德对抗并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成因。
远东，也是西方列强激烈争夺的前沿阵地，德国急切地要求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为了在远东水域获得海军基地，继而在中国扩张殖民势力，德国远东舰队前任司令蒂尔皮茨海军上将（现任海军大臣）选中了山东半岛南岸的胶州湾。1897年11月，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曹州巨野县被杀，德国以此为借口以武力强占中国胶州湾，接着在1898年3月，胁迫中国签订《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取得包括青岛在内的、周围半径约50公里的胶州湾领土的租让权，并攫取了修筑胶济铁路和在山东开采矿山的权利，将山东纳入德国的势力范围。德国侵占胶州湾以后，列强纷纷效仿，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旅顺、大连、九龙、威海、广州湾、福建相继被划为俄、英、法、日等国的势力范围。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灾难在中国触发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领导这一运动的是秘密团体“义和团”。1900年6月，义和团进入北京，包围各国使馆并杀死德国公使冯·克林德。西方列强决定联合出兵镇压，组成英、法、德、日、俄、美、意、奥八国联军，以德国将领瓦德西伯爵为统帅，发动了空前规模的侵华战争。在联军的野蛮镇压下，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陷于失败。1901年9月7日，随着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国的半殖民地危机进一步加深。德国在瓜分中国、镇压中国革命的活动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同时，它与其他列强的矛盾也变得更加尖锐了。
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在辽阔的太平洋水域，德国长期以来渴望得到一块海军基地。自1889年以来一直由英、美、德三国共同管辖的萨摩亚群岛，首先成为德国试图完全独占的一个目标。1898年7月，德国利用美西战争之机，向美国提出结束共管、移交德国单独占领的要求。在遭拒绝后，它又利用次年英布战争爆发的机会向英国敲诈。德国既在群岛制造内讧，以损害共管的声誉，又在外交上不断对英国进行恫吓。结果，英国被迫让步，最后将群岛中的两个岛屿划归德国，结束了这场纠纷。德国得到了英国的施舍，却加深了英、德之间的对抗。正如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惯常对来访的德国客人所说的：“您为您的友谊要价太高了。”
德国世界政策的另一重要目标是大力扩充海军。海洋是建立世界性扩张体制的保证，英国正是借助其海上霸主地位成为世界性殖民帝国的。德国要想争得世界霸权，必然要打破英国的海洋垄断地位，并且只有扩充相当的海军力量，才能迫使英国在殖民地方面做出让步。威廉二世宣称，“德国的殖民目的，只有在德国已经成为海上霸主的时候方能达到”，“帝国的力量意味着海上力量”。惯于领会威廉二世意图的标洛也在国会演说中为大力发展海军进行鼓动，他说：“与我国历史上任何时候相比，海洋都已成为国家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它已成为一条生死攸关的神经，如果我们不想让一个蒸蒸日上、充满青春活力的民族变成一个老气横秋的衰朽民族，我们就不能允许这条神经被切断。”德国必须成为一个海上强国！这代表了从威廉二世到各种民族沙文主义宣传机构的共同意愿。正是在一片民族沙文主义的鼓噪声中，德国的海军军备建设步步升级，成为对外扩张争霸的重要工具。
1897年6月17日，冯·蒂尔皮茨（1849—1930）出任海军大臣是德国大力扩充海军的重要信号。蒂尔皮茨原为德国远东舰队司令，上台伊始，不仅制订了庞大的海军扩充计划和技术方案，而且通过创办商业参谋部、海军协会，出版《航海年鉴》，在全德迅速掀起一股建设强大海军的狂热浪潮。在新闻界、知识界、工商界，他有系统地运用一切宣传技巧，甚至引用汉撒同盟古老的航海传统来唤起人们对海洋的浪漫情怀。威廉二世终于发现，他已恰当地任用了一位足以把位居世界第七的德国“婴儿舰队”提升为可向不列颠海军挑战的合适人选。
1898年3月17日，德国帝国议会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蒂尔皮茨提交的第一个海军扩建法案。该法案规定了7年海军预算，计划到1904年德国海军舰队应配有主力舰19艘、海防装甲舰8艘、巡洋舰42艘，拟耗资4.8亿马克。1900年6月12日，鉴于两年前的法案已不能适应海军发展的要求，国会又通过第二个海军法案。新法案几乎把海军舰只装备数目扩大了一倍，规定到1915年，德国海军将拥有34艘战列舰、11艘重型巡洋舰、34艘轻型巡洋舰和100艘驱逐舰，加上其他预备役军舰，总耗资18.6亿马克。英国为保持海上优势，加紧舰队升级。1906年，英国第一艘体积和航速都超越旧式军舰的巨型“无畏舰”下水。英国海军部估计，无论技术水平还是基尔运河的深度，都制约着德国建造此类军舰，德国海军将无法超越英国海军。但是英国估计错了：德国很快着手建造无畏舰，并挖深了基尔运河。1906年，德国国会通过第三个海军法案，无畏舰开始在德国港口下水，并且今后一切新式战列舰都必须是无畏舰级的军舰。到1908年德、英无畏舰的比例已达3：4。此时，蒂尔皮茨又向国会提出第四个海军法案，计划从1908年至1911年每年建造4艘无畏舰。英国决心保持“双强标准”（即英国海军吨位不少于两个大国海军吨位的总和），德国每建造一艘无畏舰，英国就建造两艘。双方的海军军备竞赛已进入白热化阶段。
德国海军力量的迅速增长和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不禁令列强特别是英帝国倍感威胁。为了摆脱困境，应付挑战，英国被迫放弃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着手调整对外关系。1902年1月，英国与日本签订同盟条约，正式迈出与大国结盟的第一步。此后，英国又争取与法国接近，以图联法抗德。英王爱德华七世（1901—1910）是18世纪以来英国国王中唯一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对欧洲局势的发展以及德国的强大对英国的威胁早有认识，而法国当局渴望收复阿尔萨斯—洛林的要求也推动英、法走向和解。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谈判，英、法在殖民地问题上最终达成谅解，并于1904年4月签订了《英法协约》。《英法协约》标志着英国正式与法俄集团勾结起来，成为准备对德战争的重大步骤。
《英法协约》签订后，英俄关系也开始走向缓和。英俄关系原比英法关系更为紧张，因为两国在中东、中亚和远东都是竞争对手，但是，由于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彼此在远东的矛盾已经减弱；此外，德国加紧在中近东的扩张也使两国感受到合作的必要。1907年8月，英、俄签订协定，调整了它们在波斯和阿富汗的势力范围，最终由对抗走向合作。《英俄协定》的签订标志着英、法、俄“三国协约”的最终形成。三国协约的出现，及其与德、奥、意“三国同盟”的对峙，意味着欧洲已裂变为尖锐对立的两大军事集团。然而，两大军事集团的出现对各国外交的意义是不同的。英、法两国由于参与三国协约最终摆脱了德国威胁下的孤立；在东亚扩张受挫的俄国通过限制自己在中亚的行动，开始借助协约的力量重新追求其在东南欧的目标；意大利虽加入同盟国集团，却因谋求地中海的利益，日益向协约国靠拢；德意志帝国除了与日渐衰落的奥匈结伴之外，在事实上已陷于完全的孤立。它所谋求的世界政策，由于一连串的外交失误和对自身力量的过高估计，已经走向失败。日益迫近的世界大战从一开始就隐含着德国悲剧性失败的结局。但是，正如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所指出的：“整个国家仍然陶醉在军事荣耀之中，在一场大灾难使我们清醒之前，人们对这种情况毫无办法。”
五、走向世界大战
英、法、俄三国关系由疏远、对抗演变为和好、协作，是对德意志帝国的严峻挑战。因为自1904年以后，由于法俄同盟和《英法协约》的存在，德国东、西两面受敌的形势已经形成。此外，由于英国加入法俄集团，德国对手的力量大大增强，国际体系的天平已向协约国一方倾斜。为了摆脱孤立，德国积极改善同俄国的关系，重续德俄友好，从而拆散法俄联盟或是通过俄国拉拢法国，组成一个反英的大陆同盟。此外，它还决定在英法协定所涉及的敏感地区，即摩洛哥，给法国以打击，迫使法国让步，削弱英法合作的前景。
联俄的尝试因俄国对法国资本的依赖无果而终，于是，德国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摩洛哥问题上。围绕摩洛哥问题所发生的国际危机和局部冲突，加剧了两大军事集团的矛盾，成为走向全面战争的序幕。
摩洛哥地处非洲西北端，北临地中海，西濒大西洋，交通便利、商业发达、矿藏丰富，加上它的重要港口丹吉尔扼守着进入地中海的门户直布罗陀海峡，它早已成为西方列强激烈争夺的对象。法、德、英、意、西等国都想扩大在摩洛哥的势力，彼此争斗、排挤，相持不下。由于摩洛哥人民长期的反抗斗争，直到20世纪初，这块战略要地仍保持着独立地位。法国长期以来把北非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占领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之后，加紧对摩洛哥渗透扩张，成为在摩洛哥影响最大的势力。1900年，法国与意大利签订协约，允许意大利在利比亚自由行动，换取了其对自己在摩洛哥扩张的默认。1904年4月，《英法协约》签订，法国以放弃在埃及的权利换取了英国对法国在摩洛哥权益的承认。当年10月，法国又与西班牙缔约，划分了两国在摩洛哥的势力范围。自此，法国已初步实现了对摩洛哥大部分领土的控制。1905年1月，法国提出了一个对摩洛哥全面改革的计划，企图完全控制摩洛哥的内政和经济，通过“和平渗透”使之成为自己的殖民地。德国原来对法国在摩洛哥和北非的扩张持容忍态度，目的是让它的西部邻国转移对欧洲的注意力，放弃收复阿尔萨斯—洛林的念头。但是《英法协约》的签订以及法国在地中海势力的不断扩展，已危及德国的称霸计划。为了试探《英法协约》的牢靠性并遏制法国的扩张，德国决定插手摩洛哥事务，给法国施加压力，以削弱英法关系。
1905年3月31日，威廉二世在首相标洛的陪同下，示威性地访问了丹吉尔港。在前来欢迎的摩洛哥国王代表和各国公使面前，威廉二世发表了针对法国的挑衅性演说。如同数年前在中东“朝圣”一样，他在丹吉尔以摩洛哥人民的保护人自居，在维护摩洛哥主权的招牌下，要求各国在摩洛哥的地位完全平等，实际是否认法国的特殊权益。他警告摩洛哥素丹必须慎重地对待法国的改革建议，事后又通过德国驻摩洛哥公使，要求素丹拒绝法国的改革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