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左派领导下，德国人民的反战斗争持续高涨。1915年5月23日，在柏林议会大厦前，最先出现了有工人、妇女组成的约1500人的抗议示威活动。10月30日，在柏林又有数百名妇女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楼前示威，要求纠正党的政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到1916年年初，随着斯巴达克派的建立和卢森堡当年2月以“尤尼乌斯”为笔名发表的反映左派理论观点和反战内容的著名小册子的出版，德国国内的反战运动空前高涨。1916年5月，在柏林、德累斯顿、耶拿等城市先后发生大规模的反战示威游行，游行群众公开高呼“反对饥饿”、“反对战争”、“和平万岁”等口号，要求结束战争，缔结和约，改善生活状况。在这次反战运动的高潮中，李卜克内西因亲自参加游行示威，遭到逮捕，但群众斗争继续向前发展。6月末，围绕对李卜克内西的审讯，群众性的抗议、罢工和游行活动再度高涨。在柏林、不来梅、不伦瑞克、斯图加特等地都发生了群众性的罢工示威、游行活动。与此同时，以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德国左派还联合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各国党左派，通过参加诸如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1915年3月）、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1915年4月）、国际社会党左派齐美尔瓦尔德聚会（1915年9月）、昆塔尔聚会（1916年4月）等国际会议，号召反对“社会爱国主义者”，并为建立一个团结各国左派的新的国际组织而斗争。
到1917年，随着德国人民物质生活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各大城市的反战运动再起高潮。当年1月至4月，在柏林、莱比锡、不伦瑞克、汉诺威、马格德堡、哈勒出现了强大的罢工浪潮，提出了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实行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废除自愿兵役法，实现不兼并别国领土的和平，争取充分民主等一系列政治经济要求。其中柏林的“四月罢工”斗争规模最大，来自300家工厂的30万工人，在斯巴达克派的宣传鼓动下，不仅提出了各项政治经济要求，而且要求缔结和约，结束战争。当年6月，反战运动开始波及军队，出现了离开舰队、不愿服役的水兵运动高潮。至8月，停留在基尔和威廉港一带的水兵，有四百多人参与了一场哗变。他们仿效俄国，秘密建立“水兵苏维埃”，举行集会，发表反战演说，号召士兵为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而斗争。这次范围有限的哗变，是1917年反战运动的高潮，成为1918年基尔海军起义的前奏曲，是国内政治危机的重要标志。
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和反战运动的兴起，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派别分化。围绕战争问题，统治阶层内部，特别是宰相和军队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大战爆发时，被称作德国政坛上“迟钝而缓慢的农夫”的贝特曼—霍尔维格正身居相位。他在战前的任期内（1909—1914）已给人留下一个“怯于行动、犹豫不决、毫无影响能力”的印象。但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掌管权力，却不沉湎于权力”的政治家。他性格忧郁严肃，遇事喜好仔细权衡，厌恶追逐效果和大肆张扬，但一旦经过长期等待和深思熟虑选定了目标，他会坚韧不拔地坚持和维护由他个人负责并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并且，为了在变化无常的内政外交格局中谋求可能实现的任务，他也能手段灵活，不抱成见。他谋求内外政策的目标，既靠深谋远虑，也靠诡计多端、难以识破的策略。因而，至今他仍被认为是德国近代史上最令人“捉摸不透的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继承了他的前任标洛遗留的外交格局：德国“受包围”的局面，因而他把冲破这种包围视为他毕生的使命，其办法是力图使英国从三国协约中解脱，但直到1914年他都未能做到。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德国军人的胜利信念促使他相信，有必要通过一场局部战争来实现德国的外交目标，因此，他对德国投入战争负有重要责任。当马恩河战役的失利证明预料中的“短期战争”是一种幻想时，他开始与军界发生分歧。与军人们不同，他提出“保障加安全”的公式，淡化领土兼并，以期能为仅仅赞成卫国战争的社会民主党人所接受，并在外国面前起掩饰的作用。战争初期，他提出“把俄罗斯的暴政统治击退到莫斯科”的口号，以后又在蒂尔皮茨的影响下，主张立即同俄国单独媾和。在围绕波兰问题同俄国的谈判中，关于这个地带的规模大小，他同军人和普鲁士大臣们发生了长达数年的争吵，最后终因军人们强硬的扩张要求占据上风导致了德俄谈判的破裂。
在潜艇战问题上，贝特曼—霍尔维格既怀疑潜艇的巨大威力，又害怕因此招致美国参战。宰相的否定态度曾引起蒂尔皮茨的猛烈抨击，但得到总参谋长法尔根汉的支持。然而，当凡尔登战役爆发法尔根汉决定用潜艇战支持德军在西线的进攻时，宰相又被迫向军方作了妥协。此后围绕潜艇战问题，贝特曼与军人集团多有抵牾。为了避免给美国参战提供口实，他先说服威廉二世将鼓动打无限制潜艇战的蒂尔皮茨解职，又向皇帝进言撤换了法尔根汉。贝特曼—霍尔维格寄希望于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他相信，只有“坦能堡胜利者”的神话才能使德国人度过这场危机。但是宰相的期望很快被证明只是一种幻想，因为这两位神话人物也是军人主战派的典型代表，他们上升到最高统帅的领导地位必然会加强军界对抗宰相的力量。1916年秋，随着外交大臣雅戈夫的职务为最高统帅部的代理人齐默尔曼所取代，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活动空间大为缩小。11月，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示意下，右翼各政党在帝国议会正式提出潜艇战问题，并表示宰相应当根据最高司令部的决定行事。贝特曼面对两种选择：或接受这种最后通牒式的要求，或因拒绝批准而引退。宰相选择了留任，理由是他的离职将会引起内政困难，因为他至今仍把自己视为民族团结的保证。这样一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就不再是他的温和政策的挡箭牌，而他则成为他们极度冒险政策的挡箭牌。
尽管如此，宰相并没有缓和他与军部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冲突。1917年4月5日，当他在普鲁士国务部建议，由皇帝下诏宣布在普鲁士实行普遍、平等、无记名的直接选举改革时，不仅普鲁士有半数大臣不接受宰相富有远见的建议，而且遭到军方的非难。他们谴责宰相的改革意图，认为是在涣散战争。贝特曼—霍尔维格坚持自己的看法，并积极争取威廉二世支持他的改革计划。1917年7月11日，当皇帝终于被说服答应草拟一部曾允诺过的选举改革草案时，贝特曼遭到保守党人和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工业界的一致反对。选举法草案是贝特曼的最后一次胜利，但同时也是他政治上的死刑宣判书。两天后，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坚持下，贝特曼被迫辞去宰相职务。一位不知名的普鲁士官吏格奥尔格·米夏埃利斯（1857—1936）接替了这一职位，但在兴登堡、鲁登道夫军事专政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不仅宰相一职已无足轻重，皇帝也变得徒有其名。总参谋部是帝国最起作用的机构，它填补了权力真空。由于这个原因，它决定了德国对待战争的态度，也决定了帝国的最后命运。
五、大战的转折
1917年，发生在德国以外的两件大事注定成为影响战争进程和结局的重要因素。其一是俄国因先后发生的两场革命退出了战争；其二是美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这两大事件以不同的方式冲击着战乱的欧洲，为战争的前景带来了新的转机，也预示着延续数百年的欧洲文明中心地位开始衰落。伴随着俄、美两个欧洲文明边缘地区的崛起和影响的扩大，它们分别成为决定20世纪发展进程的重要力量。然而，只有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两国对战争的重要影响，才能真正理解俄、美的崛起作为新时代到来标志的深刻含义。
俄国是大战中人力资源损失和经济遭受破坏最大的国家。由于农业生产落后，工业经济发育不够成熟，军队素质低劣、装备陈旧，特别是腐朽的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存在，俄国缺乏应付长期现代化战争的基本条件。在战时，俄国为前线输送了1600万青壮年，其中大多数是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农民。由于启战以来俄国数百公里长的国境线一直暴露在战斗力强大得多的德国军队猛烈打击之下，俄军伤亡人数和战略物资消耗很快达到极限。到1916年年底，俄军伤亡和被俘人数已达570万人。从那时起，俄国不得不从家庭的唯一男性劳动力中征召新兵。巨量的人力资源消耗以及德军对俄国西部领土的占领，冲击了原本落后的农业，也破坏了脆弱的工业，俄国国民经济陷于一片混乱之中。随着工农业生产萎缩、锐减，国内生活必需品供应匮乏，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俄国劳动群众在战时经受了最大的苦难。战争教育了人民，1917年，俄国各地连续发生反战示威和政治罢工。3月12日（俄历2月27日），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下，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统治俄国达300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武装的工人和士兵在起义中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但是，在二月革命中窃取了政权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承了沙皇政府的衣钵，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对外继续进行战争。这些都加剧了国内矛盾，孕育着新的革命，俄国已处于新的政治变革的前夜。
为了转移国内视线，并配合协约国的军事行动，7月1日克伦斯基政府对德奥发动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这次攻势，和先前的军事遭遇一样，在初期对奥匈帝国军队实施了成功的打击之后，不久就被马肯森将军的反击打得七零八落。德军大量的野炮在广阔的原野上猛烈轰击，俄军有秩序的退却很快变为全线溃退。与装备精良、机动性强的德军相比，溃逃中的俄军更像是由失望和愤怒的人们组成的“一群疲惫不堪、衣衫褴褛、营养不良的乌合之众”。不到一周，俄国就丧失了1916年布鲁西洛夫进攻期间所获的全部领土。1917年9月3日，德军未遇抵抗就轻松攻占里加，打通了通往彼得格勒的道路；10月占领波罗的海沿海岛屿，控制了俄军人口最为密集、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至此，抵抗力完全崩溃的俄军在事实上已经退出了大战。
对外战争的失败加剧了国内危机。7月中旬，发生在首都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反临时政府的流血冲突，拉开了俄国新的革命变革的序幕，把武装夺取政权，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任务提上日程。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士兵成功地发动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立即提出缔结不割地、不赔款和约的和平倡议，但遭到协约国集团的拒绝。于是，苏俄转向与德国单独进行和平谈判。1918年3月3日，双方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苏俄退出帝国主义战争。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是一个苛刻的掠夺性条约。依据和约，俄国出让波兰、乌克兰、芬兰和波罗的海沿岸诸省，德国由此获得俄国26%的人口、27%的耕地、32%的粮食生产、33%的工业企业、73%的钢铁生产、75%的煤矿和26%的铁路系统。由于苏俄退出战争，德国部分实现了战争初期的某些战争目标：俄国的中立化、控制东欧、从乌克兰获得打破海上封锁所需要的粮食，并且至少已不再两线作战。对于一个在近4年的时间里，一直缺乏来自自己盟国的有效援助，单凭自身力量先后攻入法国、打败俄国，牵动整个世界其余地区的欧洲军事巨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转机。然而，从1917年4月6日起，由于美国以反对德国实施无限制潜艇战为借口对德宣战，德国的战争前途仍布满阴影。美国参战的重要意义并不完全表现在军事方面，而在于它无可匹敌的工业生产潜力。它不仅弥补了帝俄崩溃后的局面，而且完全改变了当时的力量对比，对战争的结局产生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
美国参战的原因是逐步形成的。大战爆发初期，美国一直标榜外交“中立”，以便向交战双方出售军火，提供物资、贷款，坐收渔利。但随着战争的深入，美国与协约国的联系愈来愈密切。除去在道义上，英、法与美国同属民主国家，很早就得到多数美国人的同情外，双方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在不断加深。由于协约国对美军用物资的巨大需求，欧洲的财富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包括现金支付、公债券和股票抵押以及大笔借款，从根本上提升了美国的旧有经济地位，迅速改变了美欧之间的债务关系，美国很快由欧洲的债务国变为债权国。此外，协约国接连不断的加工订货，也使美国的工业获得蓬勃发展。相对于欧洲遭受巨大破坏的工业区，美国的工厂犹如雨后春笋，惊人地发展起来。新的金融实力和世界工业生产潜力方面的领导权，在战时已转移至大西洋彼岸。美欧在战时这种地位的变化，是由协约国的需求所塑造的。因此，在中立的名义下，美国早已在经济上与协约国休戚与共，联成一体。参与对德作战，是美国迟早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