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所以选择在1917年4月参战，除了2月1日德国恢复无限制潜艇战这一因素外，主要在于俄国二月革命可能对战争造成的影响。因为一旦俄国退出战争，德国可能战胜英、法，赢得胜利。如果德国获胜，美国提供给协约国的数十亿贷款将化为乌有，通过军需品交易获取的、存放在美国银行的巨额英、法货币，将变得一钱不值。此外，获胜的德国在战后有可能称霸欧洲和世界的前景也增加了美国的忧虑。美国未来的全球战略无法容忍德国在全球的扩张，同时，它想在战后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世界的希望，也会因德国的胜利而破灭。最后，在获悉德国恢复潜艇战之后的第三周，一份由英国密码专家破译的从柏林发给德国驻墨西哥城公使的密电，加剧了美国的反德情绪。密电转告墨西哥总统：如果美国参与对德作战，墨西哥可与德国结盟，胜利后可从美国收复历史上所“丧失的领土”，包括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等。这份密电很快在报纸上刊出，震动了美国舆论界，成为美国参战的直接动因。因此，美国完全是为了自身利益、自身安全和未来发展前景而战。
美国的参战无疑对战争进程和结局带来了深刻影响。首先，美国参战壮大了协约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使整个战争形势开始明显地向着有利于协约国方面转变。美国输往欧洲的兵员，从宣战时的30万人，到战争结束已达200万人。有34艘驱逐舰从1917年6月开始参与大西洋上的反潜艇战；另有9艘战斗舰参与驻防北海和北爱尔兰海；并在直布罗陀、亚速尔群岛等地建立了海军基地，以加强协约国海上联系和海战需要。美国还继续通过提供各类军需物资以及直接贷款，从经济上增援协约国。到战争结束，包括给协约国的贷款在内，美国战时支出高达354.13亿美元。这些财富转化为巨大的战争潜力，增强了协约国的优势，加速了德奥集团的军事溃败，为战争早日结束提供了一定物质条件。
其次，美国的参战赋予大战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使大战具有一定的道德圣战和捍卫自由民主制度的内涵。尽管美国介入战争的主要目的是维护自身利益和安全，但在威尔逊总统的刻意宣传下，大战变成了一场“专制”与“民主”的意识冲突。提倡以民族为基础的领土变动，倡导将民主原则应用于国际关系之中，通过国家间的联合组织，在战后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世界的理想，似乎成为美国的战争目的。威尔逊在著名的《十四点和平纲领》中，有关美国战争目的的宣传和对世界未来和平的希望的表达，在很大程度上掩饰了协约国的侵略本质，迷惑了许多原来宣布中立的国家和受美国影响的国家。它们相继参加到协约国方面对德宣战，不仅壮大了协约国的力量，而且从道义上削弱了同盟国的影响，加速了德奥集团的崩溃和战争的进程。
最后，美国的参战，意味着一个美洲国家开始以其资源、人力和军事要素影响发生在欧洲的战争。由于这个对战争结局具有重要作用的非欧洲大国的介入，原本由欧洲问题引起，实质是欧洲的战争，现已演变为全球范围的战争。世界大战，真正进入全球阶段。它与俄国所发生的两场革命一道，成为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如同美、苏（俄）两国在战后即将发挥主导作用一样，两国在战时所发生的变化和行动，不只改变了战争进程，而且开始动摇欧洲传统的中心地位。正如英国著名全球史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说：“美国于1917年参战是历史的转折点，它标志了欧洲政治时代向全球政治时代转变之中的决定性阶段。”外交史家A.J.P.泰勒也指出：“美国参战确实是欧洲命运的转折点。”因此，1917年，对于延续数年的世界大战而言，是一个新阶段开始的标志。
六、最后的攻势和帝国的覆亡
美国的参战壮大了协约国的实力，并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政治影响。但是，由于长期奉行孤立主义政策，美国为投入战争的军事准备尚不充足，它庞大的经济实力足以把自己的军队扩充成一支数百万人的生力军，但这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样就为德国在俄国退出战争后，集中力量于西线反击英、法提供了一定条件。德国能否实现自己的计划？这要看美国的援助是否能以足够的数量尽快运抵欧洲。所以，1918年就成为一个激烈竞赛的年头，无论是德国还是美国，时间，是他们最需要的战略资源。但是，对疲惫不堪的英、法而言，它们更倾向于拖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美国人的到来提供最需要的时间。这种形势决定了德国人的态度：如果不能迅速在西线取得对英、法的胜利，他们就不可能最后赢得战争。
事实上，自1917年11月俄国新的革命发生以来，德国的军运列车已开始从东线向西线大量调运兵力。到1918年3月初，德国做好发动新的攻势准备时，德军在西线的兵力已达193个师，约380万人，比英法联军几乎多出近30个师。其中许多部队，整个冬季都在参谋军官的指导下，接受“渗透式”的突袭战术训练，其冲击力较之几年前的刻板举动大有改进。德军要是能够成功地突破协约国防线，并向巴黎或海峡挺进，就有可能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大成就。
但是，在德国仍拥有军事优势的表象背后，它的经济正在不祥地走向衰落。同1913年相比，工业生产下降了43%；农业因恶劣的气候和战时环境也在持续下降，并已造成食品供应的紧张而引起普遍不满；军事装备正在日益减少，只有56个被指定为“攻击师”的部队有可能获得装备和弹药贮备的最大份额。因此，对德国而言，这是一次只许成功的赌博。因为在美国军队源源不断地开进法国的压力下，德国唯一可选择的就是，利用最后的资源尽快打败英、法。
1918年3月21日，德军在西线发动了号称“皇帝战役”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主攻方向是亚眠，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英军。鲁登道夫是西线战役的决策人和指挥者，在他看来，英国是协约国的柱石，亚眠是英、法防线的结合点，在此突破，可以切断英、法联系，占领法国海岸，摧毁英军或迫其退至海峡，然后全力消灭法军。战斗在拂晓前打响，在长达90公里的战线上，德军出动65个师，在3000门大炮轰击的掩护下，率先发起进攻。在密集的炮轰和徐进弹幕射击之后，英军的防御工事和交通线已成为一片废墟。连续一周的推进，德军冲破英军两道防线，深入英军防区60公里，但由于军需供应困难和英军的顽强抵抗，前进速度日渐缓慢。4月初，在无效的第二次进攻之后，疲乏的德军被迫停止了攻势。这次战役英军伤亡16.5万人，法军7.7万，德军23万。德军虽略有进展，但兵力损耗严重，力争的战略目标也没有达到。
5月，德军将主攻方向转向夏托蒂埃里至巴黎一线。鲁登道夫知道，正像英国人誓死保卫海峡一样，法国人为保卫巴黎是不惜代价的。危及巴黎最易打击法军士气，并且那里也是英法联军大量集结地区，突破一点，将危及全局。战斗在5月27日打响，德军迅速突破法军防线，占领苏瓦松，进抵马恩河。6月3日，德军已推进到距巴黎仅37英里的地方，并开始用远程大炮轰击法国首都。但增援的美军已抵达前线，他们拦截了德军通向巴黎的道路，并在一场短暂而猛烈的战斗中击溃了德军。此役德军损失13万人，鲁登道夫不得不每日以10个师的速度从东线向西线抽调兵力。
7月15日，德军决定在马恩河向协约国发动最后一次攻击。战斗仅两天，尽管德军在一个地段前进了9英里，但在美、法两国军队的坚决抵抗面前，他们的进攻失败了。至此，德军由于连续作战，实力严重消耗，加上后方经济衰退、兵源枯竭、军需匮乏，已丧失了任何进攻能力。相反，协约国由于美军源源不断地抵达欧洲和物资供应方面的巨大优势，已开始掌握主动权。7月18日，协约国联军发动新的马恩河战役，德军被击退40公里，解除了对巴黎的威胁。8月8日协约国又发动亚眠战役，仅两天，德军就被迫后撤并丧失16万人。鲁登道夫后来哀叹：“8月8日是战时德军最暗淡的日子。”9月下旬，协约国联军突破兴登堡防线，德军无力抵挡，战败已成定局。
与此同时，德国的盟国由于失去陷于困境的德国的支持，也纷纷走向崩溃。9月15日，在萨洛尼卡战线，协约国军队首先对保加利亚开始反攻。保加利亚的抵抗一触即溃。自从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以来，几乎不断卷入战争的保加利亚人民除了严重的体力消耗之外，还对自己在同罗马尼亚媾和时没有获得所渴望的多布罗加地区深感失望。因此，当协约国军队突破保、土军队在多勃鲁平原的防线，包围了10万保军之后，保加利亚军队被迫从瓦达河以西地区全线撤退。9月25日，保加利亚没有与它的盟国商议，即向协约国求和。9月29日，保加利亚接受停战条件。数日后斐迪南国王（1887—1918）退位。保加利亚的投降在中欧列强南部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不仅德国和土耳其的联系被切断，联军通向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也畅通无阻。土耳其已变得岌岌可危。
自从成功地防御了协约国在加利波利登陆的企图之后，土耳其人一直在亚美尼亚同俄国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同英国人和印度人交替作战，但决定胜负的地区是巴勒斯坦。这里虽然有德国军队协助，但兵力薄弱，无法全面抵挡英军的攻势。早在1917年12月，耶路撒冷便落入英国人手中。1918年9月19日，英军再次发动进攻。到10月底，他们占领了整个叙利亚。由于阿勒颇和亚历山大勒塔被攻占，土耳其从小亚细亚到美索不达米亚的铁路联系被完全切断。在另一支英军的打击下，那里也停止了抵抗。1918年10月31日，内外交困的土耳其被迫放下武器，在爱琴海利姆诺斯岛附近停泊的一艘巡洋舰上，与英国签订了停战协定。土耳其的屈服，也意味着延续五百余年的奥斯曼帝国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