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第二大的世界遗产地”，是指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这是199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席尔瓦博士与中国相关人士通信中所提及的。在当时，承德的这处文化遗产的平面规模，仅次柬埔寨的吴哥（包括吴哥城、吴哥窟和吴哥）。写信的时候，颐和园正在申报遗产的过程中，承德避暑山庄已于1994年12月17日通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第一个列入名录的中国明清皇家园林。它规模大，仅避暑山庄内的占地面积就达564万平方米，比圆明园、颐和园都要大，堪称最大的皇家园林。
避暑山庄，建于清代的康乾盛世。全园山环水抱，由宫殿区和苑景区两个部分组成，建筑面积达10万平方米。康熙时的三十六景，与乾隆时的三十六景，分布点缀其中，与当时北京的三山五园遥相辉映，同属清代皇家园林的典型范例，反映了清代皇家造园的最高水平。
避暑山庄，又称热河行宫、承德离宫，它的作用，却非一个避暑的功能目的所能概括的。满洲贵族远在觊觎关内中央政权的时候，便与漠南一带的蒙古族各部结盟，组建蒙古八旗，以与明王朝相抗衡。在入主中央政权以后，清王朝一直保持着对蒙古各部采取怀柔与笼络的政策，并于康熙十六年（1677）开始实行定期北巡的制度，召见蒙古各部的王公贵族。康熙二十年（1681）又于现在承德、隆化一线的直北方向，设置规模达一万多平方公里的木兰围场，每年秋季举行木兰秋狝的大典。
中国古代殷周开始，天子和诸侯有“春畋、夏苗、秋狝、冬狩”的礼制，通过四季不同内涵的田猎活动，达到治兵振旅的军事演习目的。“木兰”是满语哨鹿的意思，从康熙开始，每年秋季在这里举行大规模的围猎，以满洲八旗军为营卫，内外蒙古各旗的旗长要率下属分班随扈。在遵循古制哨鹿合围演习弓马的名义下，显示武功，将震慑寓于怀柔与笼络之中。嗣后，康熙二十九年（1690）和三十四年（1695），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在外来势力的挑唆下，两次南犯，发动叛乱，威逼北京，康熙两次亲征，得以平定。由此证明了北巡和开辟围场，每年举行木兰秋狝是极富政治军事远见的方略。
避暑山庄便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当时，康熙北巡和秋狝的路线，主要取道险要的古北口，古北口外建有大小行宫二十座之多，以备銮驾随从打尖宿夜，储存转运随扈物资供给，避暑山庄便是在这种行宫的基础上，由于地点适中，离北京较近，紧急“奏章朝发夕至，综理万机，与宫中无异”而得以建成的。基址经过康熙亲自勘踏而选定。康熙看重这里的条件，首先是能控扼京师局面的政治因素。再有，热河（今河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地带）一带的自然山水，神奇秀美，空气清爽，无暑清凉，是理想的避暑佳境。后来，康熙为山庄内的景点景区所题署的三十六景四字景名，几乎都是对这里的自然景观的誉美之词，如：“烟波致爽、水芳岩秀、万壑松风、四面云山、西岭晨露、锤峰落照”，等等。仅这些景名，就足以令人神往。避暑山庄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比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的圆明园要早六年。当时的圆明园，只是雍正登基以前的藩邸赐园，不能算作皇家园林。畅春园虽已存在，却是在明代戚畹的清华园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三海的西苑和景山、南苑以及香山、玉泉山都是辽金元明的遗构。所以避暑山庄可认作是清代兴建大型皇家园林的开始。避暑山庄的全盛时期，还是在乾隆时代（1736～1795）。不只是避暑山庄，清代所有的皇家园林，都进入到一个极盛的时期，其中避暑山庄仍然是占地规模最大的一座。现在说它是规模第二大的世界文化遗产地，只限于山庄内和外八庙，并不包括一万平方公里的木兰围场。而围场正是中国古代的“囿”。“囿”这个字，在甲骨文中就多次出现，被认作是圈养动物、以供游赏的地方，并在里面进行田猎苑囿的活动。汉代以后，“囿”一般称作“苑”，清代将北京地区的皇家园林，统称为“国朝苑囿”，以十四卷的篇幅记述在《日下旧闻考》中，是包括类似木兰围场的南苑（南海子）在内的。“囿”这种形态，有人曾将其定性为中国园林的源头，虽不无道理，但难成定论。木兰围场若定为中国封建社会所开辟的最后一座大型的“囿”应该是没有什么争议的。现在的这区围场中，还留有许多历史的遗迹和文物，如东西庙宫、《古长城说》、《虎神枪记》等碑刻。特别是康熙亲征平定噶尔丹叛乱的连营，四旗拨的驻军遗址，和康熙二十九年（1690）使噶尔丹溃败的乌兰布通大战的古战场。木兰围场现已开辟为国家森林公园，虽未能和避暑山庄外八庙一起划入世界遗产名录，但作为清代皇家园林的一处重要遗存，是不可遗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