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颐和园恢复的清漪园耕织图景区的南面，有一个独立的圆湖，湖的中央有一座圆岛，岛上有一座双层的圆城遗迹。原来这座圆城的四门有四块石刻的门额，南门的门额刻着“豳风图画”四个大字，是乾隆皇帝的御笔。
在清朝末年，北京动物园曾经是皇家所开辟的农事试验场，在颇为广阔的田畴之间，有一座殿堂，称之为“豳风堂”。一百年的变化，周围的农田不见了，但豳风堂仍存在园中。
《豳风》是《诗经》的十五《国风》之一，“豳”为古国名，是周的祖先公刘所立，地址现在陕西彬县以东旬邑县一带。《豳风》中有一篇长诗《七月》，全诗八章，每章十一句，将一年四季十二个月的农事耕织生产和生活习俗加以描述，通篇呈现出一派美好的自然风光背景，充满着浓浓的乡土气息，向来被崇为古代先民朴质淳厚、劳动生息，最具代表性的生产、生活写照。元代大画家赵孟頫曾画过一幅《豳风图》。豳风图画，在历史上便成为既是《七月》篇章的生活图景，又泛指农业耕织生产在大自然山水天地之间的理想情境，且广被引用。这里最重要的是，自古以来，农业生产是立国之本，是最突出的经济支柱和百姓的衣食之源，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而倍加推崇。在清代的皇家园林里有过丰富多彩的表现。
位于明清紫禁城西边的三海，在清代初期唯一增建的景点，是康熙皇帝为劝课农桑而构筑的丰泽园。近旁辟有数亩稻田，设置了几间可供养蚕的小屋，在丰泽园的后面还种了数十株桑树，具有“黍高稻下、左右区分、蚕屋桑畴、后先相望”的村野风光。乾隆曾经听老太监讲过，他爷爷康熙还真的于“万几余暇”在这里养蚕种地。到了雍正的时候，将这里当作每年春天在先农坛举行耕耤礼之前演习的场所，这个活动被称作演耕。乾隆当皇子的时候，常常充当播种的角色，雍正九年（1731），年满二十岁的弘历被命和他人一起“终亩”。所谓终亩，就是皇帝在演耕时只是推耕三四下，由指定的人将剩下的田地耕完。这件事对乾隆印象很深，常常在诗中提及，认为是重视农事终身受用的一课。丰泽园中的演耕活动在乾隆时每年都要进行，只有在出京南巡的时候才委命园丞代行。
乾隆时，还将丰泽园西边的一所斋室命名为春耦斋，“耦”指二人并肩而耕，仍然和丰泽园中的演耕相关。为了增添春耦斋的农事内涵，特别调出内府珍藏的唐代画家韩滉的传世名作《五牛图》贮放在春耦斋内。《五牛图》还有两个摹本。一幅是明末画家项圣谟的摹本，一幅是康熙、雍正时的宫廷画家、大学士蒋廷锡临写项圣谟的摹本。先是非常凑趣的蒋廷锡之子户部尚书蒋溥将蒋廷锡的摹本进献给乾隆，后来又获得了项圣谟的摹本，于是一时不同时代的三幅《五牛图》都聚首在春耦斋中。“斋虽老屋额新署，妙迹缘收十五牛”，乾隆非常得意春耦斋中的这十五条画中牛，每次打开欣赏，仿佛看到它们系着缰绳，架轭拖犁，驯服地在土地上劳作，从而联想到农耕是国家务本的大事。
丰泽园毕竟在皇城之内的禁苑之中，周边的景物没有真正的田野风光可以凭借，而西郊的三山五园，都布局在真山真水、阡陌纵横的沃野平畴、村舍烟树之间，构园所追求的“豳风图画”就在眼前。康熙营造畅春园，雍正始构圆明园，都以广可百顷，平地涌泉，汇为湿地的丹棱沜水体为依托，近可临流，远可傍山。两园之中，均有以农田作物点缀的景观。乾隆继位以后，圆明园已初具规模，于乾隆二年（1737）即命郎世宁、唐岱、沈源等宫廷画家高手，为他作了一幅《圆明园全图》，悬挂在清晖阁的壁上，乾隆除在画上御题“大观”二字，还题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稽古重图书，义存无逸三宗训。”下联是：“勤民咨稼穑，事著豳风七月篇。”看来在皇家御苑中凸显农事主题，是圆明园造园立意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现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中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写实的四十幅画面分析，在所表现的景区内，明显描绘出田畴景色的就有《映水兰香》、《水木明瑟》、《澹泊宁静》、《杏花春馆》、《鱼跃鸢飞》五幅；没有田地的具体表现，但从名称和题咏诗中反映有农事内容的有《日天琳宇》、《多稼如云》、《北远山村》、《西峰秀色》四幅。雍正皇帝在《圆明园记》中，有下面一段话：
园之中或辟田庐，或营蔬圃，平原膴膴，嘉颖穰穰，偶一眺览，则遐思区夏，普祝有秋。至若凭槛观稼，临陌占云，望好雨之知时，冀良苗之应候，则农夫勤瘁，穑事艰难，其景象又恍然在苑囿间也。
无疑，这并非是沽名钓誉之谈，他在解析造园的目的时，是将观农问稼放在听政之后第二个功能。前面所提到的与农事相关的景区，也大都完成于雍正之时。
清代皇家御苑中另一个大规模的农村风物的体现是清漪园中的《耕织图》。
《耕织图》最初是南宋著名画家刘松年描绘农桑主题的作品，进献给宋宁宗赵扩，因而得到了金带赏赐。另一位南宋画家楼璹（shú），也创作过《耕图》和《织图》的组画，反映农桑生产的全过程。《耕图》由浸种开始，到收获入仓为止共二十一个画面；而《织图》从浴蚕开始，到剪帛为止，共二十四个画面。一共四十五幅，每幅还题了一首五言八句的诗。这套《耕织图》成为后来的范本，广为流布，成为我国反映农桑生产和农事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风俗画卷。清代康熙、乾隆时的画家焦秉贞、冷枚、陈枚等都曾受命绘制过《耕织图》，收藏于宫苑中。
乾隆十五年，在万寿山昆明湖营建清漪园时，乾隆下命于园之西部，邻接玉泉山静明园的广袤田野上，构建以耕织图命名的景区。这个景区的规制，又与圆明园中的农事景观不太一样，主要是刻意摹仿江南水乡的情调，即“织云耕雨学东吴”。景区内建有延赏斋、蚕神庙、水村居、玉河斋、蚕户房、机织房等颇具江南风情的景物，并将在内务府专司染织的机构——织染局也迁建于此，特别下命江宁、杭州、苏州三大江南织造府选拔熟练机匠，移居在景区内生产丝绸织物。至今，紫禁城内还存有这里生产、首尾织有“耕织图”三字“品牌”字样的丝绸缎匹，可见此地并非虚存其名，而是一处真有农业、手工业的农村作坊。景区内不但有数以千亩计的水稻，而且种有大量的饲蚕桑树。那时的水稻已无可寻觅，但当时的桑树还有不少遗存，都亭亭如盖植立在昆明湖畔，诉说着这里的沧桑变化。至于水村居更是一处江南水乡农村的再现，养鸡养鹅，纯然农家景象。乾隆五十五年，年届八十的乾隆在初春尚未进入农忙季节时来到水村居游览，留下“安居老幼都无事，唤作画中人亦应”的诗句。耕织图景区中的农家父老，也是安排来作为一种点题的人物、风情。当时的耕织图景区，实在太像当今旅游景点中的民俗村了。可惜乾隆早出生了一百多年，否则会留下他老人家与水村居村民的合影留念，那将是多么珍贵的历史照片啊！
照片是笑谈，图画却是有的。乾隆三十四年（1769），乾隆搜寻到元代画家程启所临摹楼璹绘制《耕织图》的真迹，题了诗重新装裱，将其收藏在圆明园“澹泊宁静”景区的多稼轩中，并命画院的画师们，加以再临摹并付之刻石，前后自己加以序跋，并原画四十五幅，加序跋三幅，共得四十八块石刻，下令将全套刻石，嵌砌在耕织图内延赏斋前轩的廊壁上。以耕织图命名的景区，又拥有了堪称原始的《耕织图》画面刻石。乾隆非常庆幸，耕织图名实相符了。
由西堤耕织图内的养蚕织帛，又联系到昆明湖东堤的铜牛，一时有昆明湖两岸牛郎织女的传说。确实，汉武帝在长安开凿昆明池的时候，曾于两岸雕造了牛郎织女的石像，以象征银河两岸的牛郎星、织女星，至今这对石像仍珍藏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内。铜牛与耕织图是否也有这个寓意呢？从乾隆的一句诗中，道出了其中的原委，“从人漫议女与牛”，原来只不过是近臣们讨好乾隆的奉承之词，并非乾隆的原意。这个说法一经传开，乾隆也就没有加以反对，还在诗中常常引用，反复申明不是自己的原创。
耕织图景区毁于1860年英法联军战火，重建颐和园时将此处改建海军内外学堂，自然原有建筑无存，嵌砌于延赏斋的《耕织图》刻石亦已流散，幸存部分为国家博物馆收藏。近年耕织图景区得到部分再现，重建了延赏斋、玉河斋、蚕神庙、水村居；根据传世拓本，重刻了《耕织图》四十八块刻石，仍嵌于新建的延赏斋的廊壁上。它成为清代皇家园林中唯一能以较为完整展示农事主题景观的景点。虽然慈禧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出走西安回銮以后，也曾在颐和园的万寿山东坡建有一组乐农轩，如意庄建筑，但是从规模到意境都与康雍乾时代的豳风图画无法相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