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中央经常下诏要求各地方长官表举“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作为地方官职责之一，他们对孝子的旌表也大力推行。饶州人陈饶奴就受到过刺史（州的长官）的旌表。陈饶奴12岁时，双亲都亡故了，贫困弱小的陈饶奴辛苦地照顾弟妹，为父母守丧。屋漏偏逢连阴雨，没想到又遇上了饥荒，家里几乎断了吃食，弟妹们每日喊饿，日子马上就要过不下去了。邻居们看陈饶奴可怜，告诉他把弟妹送给别人或许可以保住几个孩子的性命。陈饶奴听到这话后痛哭流涕，不愿和弟妹分离，但为了能让弟妹平安长大也没有其他办法。陈饶奴流着眼泪，亲自哭诉遭遇祈求别人把弟妹全部收养。刺史听说了这件事，惊异于他的行为，供给他财物，又在他家大门上题写了“孝友童子”四个字。许州人王博武与母亲一起过河时，遇到大风，母亲被淹死，王博武也跳下水去自尽了，岭南节度使（节度使是唐朝开始设立的地方军政长官）派人寻到母子二人的尸体，将他们安葬，还在王博武的墓碑上面刻上“孝子墓”予以旌扬。还有一位叫宋思礼的孝子，因为侍奉继母非常孝顺而远近闻名。一次遭逢大旱，井池干枯，宋思礼非常担忧，因为生病衰弱的继母只能喝点泉水。于是宋思礼每日祈祷，一日庭院中忽然涌出泉水，味道甘甜清凉，每日用之不尽。县里的人都感到奇异，县尉刻石赞颂他的孝顺感动了上天。
清朝的地方官也比较重视对孝子孝女的旌表。鹿邑县的孝女李氏就曾受到知县的表彰。
李氏女的父亲被仇家所杀，临死前悲叹没有儿子为自己报仇。李氏女那时候19岁，悲愤异常的她想，自己虽然是女儿身，也要为自己的父亲报仇。李氏女在经得母亲同意后，层层上告。期间仇人之一曾经来找李氏女，好言好语相劝解，愿意出钱供养李氏女的母亲，希望李氏女不要再上告。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李氏女想起自己悲惨而死的父亲，怒从心来，上前掐住仇人的喉咙，咬住仇人的脸。仇人的脸被咬得鲜血淋漓，好不容易才逃脱出来。为父报仇后，李氏女不再嫁人，一心供养母亲。十五年后，母亲去世，李氏女为母亲办完丧事后，也自尽身亡。知县在李氏女的墓前刻碑，表彰李氏女的孝行，环墓为田，叫“李孝女墓田”。
史书中也记录下了地方官为当地孝子孝女上奏请旌的文件，以下举两例。
1.南齐太守孔绣之为孝子上表
文殊性挺五常，心符三教。以父没獯庭，抱终身之痛，专席恒居，衔罔极之恤。服纻缟以经年，饵蔬菽以俟命，婚义灭于天情，官序空于素抱。傥降甄异之恩，牓其闾里。
此表出自《南齐书·孝义列传·王文殊列传》，是太守孔绣之为孝子王文殊所上的奏表。王文殊是吴兴郡故鄣人。父亲陷没于胡虏，王文殊非常想念父亲，以至于哭泣出血泪。王文殊居住在山中蔬食淡饭三十余年。地方官员想征用他为功曹，但王文殊不肯任职。永明十一年（483），太守孔绣之上表说：“王文殊心性服膺于三教五常之礼。因为父亲陷没于胡虏之廷，所以怀抱着终身的悲痛，平时常睡在草席上，内心埋藏着无边的忧虑。多年来都穿着麻衣的丧服，吃蔬食淡饭以等待天命，本能的婚娶情感都已经泯灭，出仕做官的想法也已冷淡。倘能降下甄选异才的恩典，希望能给他的门闾题匾。”郁林王便下诏在他的里巷门额上题字，把他所居的地方改为“孝行里”。
2.唐朝节度使萧俶为孝女上奏
伏以闾里之中，罕知礼教，女子之性，尤昧义方。郑氏女痛结穷泉，哀深《陟岵》，投身沙碛，归父遗骸，远自边陲，得还闾里。感《蓼莪》以积恨，守丘墓以誓心，克彰孝理之仁，足厉贞方之节。
这段记载出自《旧唐书·列女列传·郑神佐女列传》，是节度使萧俶为孝女郑神佐之女上奏的表章。郑神佐是领饷的士兵，在庆州戍守。当时党项反叛，郑神佐战死。郑神佐没有儿子，他的女儿因为父亲死在边城，遗体无法回乡安葬，于是剪掉头发，毁去容貌，自己前往庆州护送父亲的遗体返乡。郑神佐的女儿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将父亲与早先去世的母亲合葬。郑神佐的女儿在墓旁搭建茅屋，亲手种植松槚，发誓再不嫁人。节度使萧俶把她的情况上报朝廷：“我以为闾里之中，很少有人懂得礼教，女子的天性，更是不明白法度。郑氏女的悲痛联结九泉，哀伤深于《陟岵》所说（《陟岵》是《诗经·国风·魏风》中的一篇，表达了孝子行役对父母和兄长的思念之情），不顾惜自身前往沙漠，运回了父亲的遗骸，从遥远的边陲，得以返回家乡。有感于《蓼莪》的积恨，守护着坟墓以表明心志，能够彰明孝道仁爱，足以激励坚贞端庄的操行之节。”皇帝下诏旌表了郑神佐女儿的门闾。
四、对虚报分子的惩治
由于受到旌表的人会得到精神上的荣耀、物质上的褒奖，于是在旌表制度实施的过程中，就出现了虚冒旌表等现象。而某一地出现越多的忠孝节烈，有利于地方官吏树立良好的地方治理风声，说明自己在美化风俗方面有成效。在这样的因素下，甚至出现了双方共同造假的现象。朝廷也想出了一些办法打击“假冒伪劣”，对假冒者和不以实报或旌表不力的官员予以惩处。
前文曾提到“阙下林家”的故事。唐朝的林攒在日夜守候母亲坟墓的时候，有白乌飞来、天降甘露的祥瑞出现，当官员前来查验此事是否属实的时候，甘露突然稀少了，乡邻们大惊失色，林攒哭着说：“难道天降甘露不是吉兆，而是给我添加祸患吗？”邻人和林攒的担心，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也是有惩罚措施的。
《元史·刑法志》中说道：“诸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其节行卓异，应旌表者，从所属有司举之，监察御史廉访司察之，但有冒滥，罪及元举。诸赐高年帛，应受赐而有司不以实报者，正官笞四十七，解职别叙。”这里提到凡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其节操品行特别优异应当旌表的，有所属的有关部门推荐上报，由监察御史廉访司加以核查，如果有冒充失实的，要将原来推举上报的官吏治罪。对年高者赐帛，应受赏赐而有关部门不将实情上报的，正官要鞭打四十七下，解除现职另行叙用。从中可见惩罚力度之大。
明朝洪武二十一年(1388)告示天下：“本乡本里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及但有一善可称者，里老人等以其所善迹，一闻朝廷，一申有司，转闻于朝。若里老人等已奏，有司不奏者，罪及有司。此等善事者，每遇监察御史及按察司分巡到来，里老人等亦要报知，以凭核实入奏。”基层乡里社会的教化是里老人的职责之一，本乡的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但有一方面的善行可以称许的，里老人就要将其善行上报，一是上报朝廷，二是报告给当地官吏，再由当地官吏上报于朝廷。若是里老人已经奏报但当地官吏没有上奏，就会治当地官吏的罪。若是以后中央派来负责监察的官员巡行乡里，里老人也要把这些善事报知，来核实当地官员是否如实上报，有没有隐瞒或执行不力的情况。
清朝也非常重视旌表实行过程中有无“蒙混”的现象。雍正六年（1728），谕令各省建立忠义节孝祠以表扬德行，告诉各省的督抚一定要详加勘察有没有虚冒的现象，“不得稍有蒙混”。针对举报节孝过程中“胥吏辗转，弊端百出”的情形，清朝统治者想出一系列办法：“应令各直省督抚，饬所属州县，将一应合例旌表之节妇并贞女孝子，详细条例，遍示乡城士民。令本家开载事实具呈，并饬乡邻族长，于具呈日一并据实投递甘结。该学该州县核其事实确据，即行加结详，报该督抚确核存案，据实汇题，毋庸往返驳诘，致滋弊端。至坊银亦令本家具领，当堂验发，不经吏胥之手。”州县要将孝子贞女节妇一一列出，“遍示乡城士民”，类似今天的公示，如此还能得到宣传国家旌表政策的效果。各家将事实呈报，由乡邻族长作保，还要上交“甘结”（交给官府的一种画押字据，为保证某事，并声明内容不实则甘愿受罚）。在“核其事实确据”后，报给督抚存案，由督抚据实会齐题奏。国家颁布的建坊银看来也有被胥吏克扣的情形，这才规定坊银由本家自己去领，当堂验发，不再经胥吏之手。通过这些严格的管理程序，可以保证旌表制度的威信，在防止胥吏徇私作假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通过基层民众——地方政府——中央朝廷之间的联系与互动，把统治的触角深入基层，有利于敦风化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