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子女“挨打”的风俗中，有个“道寿进杖”的典故。说的是元朝萧道寿，家有八十余岁老母，服侍、奉养事事尽礼。每天早上，等候母亲起床，夫妻俩亲自侍奉洗脸、梳头。一日三餐，“必待母食，然后退就食”。到了晚上，“必待母寝，然后退就寝”。母亲生气了，要责罚他，萧道寿就自己拿了杖来递给母亲，然后趴在地上接受杖责。母亲打够了，命令他起来，才敢起来。起来了以后又向母亲跪拜，感谢母亲的教训，然后拱手侍立在母亲旁边。一直等到母亲面有喜色，才敢离开。母尝病了，久治不愈，萧道寿“刲股肉啖之而愈”。总之，凡古代孝子应该做得，他都做到了。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下诏赏赐羊酒，旌表其门。
“孔子家儿不知骂，曾子家儿不知怒。”在扭曲了的孝道面前，虽然一般情况下父母不会叫子女“亡”，但子女的“个性”、“尊严”、“羞耻感”却让父母打“亡”了。为了孝，在“割肉孝亲”方面，子女付出了生命、肉体的代价，有时甚至是人格的代价。民国时期有句民谚叫做“官打民不羞，父打子不羞”，就是很好的诠释。
其实棍棒之下未必都出孝子。古代有许多用棍棒教子失败的例子。北周武帝宇文邕对太子宇文赟要求极严，虽隆冬酷暑亦不得休息。有过错即施以棍杖，宇文赟身上杖痕累累。可这宇文赟就是不堪造就，当太子时斗鸡、走狗、嗜酒、好色，当皇帝后荒淫残暴，亲昵佞臣，最终导致北周灭亡。北周大将贺若敦居功自傲，口出怨言，被逼令自杀。临刑前对儿子贺若弼说：“我因口舌而死，你要牢记！”说完用锥子刺破儿子的舌头。按说，这比棍棒要厉害多了，可并没让儿子长记性。后来，贺若弼统率隋军南下，统一了南朝陈后又犯了父亲的老毛病，和父亲同样居功自傲，同样口出怨言，最后被隋炀帝诛杀。《隋书·贺若弼传》说他“若念父临终之言，必不及祸矣”！
5.恪守母教的孝子们
中国古代是个男尊女卑的社会，妇女的个性、能量得不到应有的释放，而在教子方面则较少受到限制，因此有着丰富发达的母教文化。像孟母教子、陶侃母教子等都是妇孺皆知的千古佳话。妇女在教子方面的远见卓识丝毫不逊色于那些须眉丈夫。北齐颜之推讲：“师友之戒不如傅婢之指挥，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对孩子来说，师友的教诫、尧舜的大道理，有时候真不如母亲、侍婢的话管用。而对子女来说，母命难违，更愿意接受母亲的情感教育，许多恪守母训的子女因此而立身扬名。
西汉勃海（今河北南皮）人隽不疑为京兆尹，管辖京师一带各县。每次到县里审查刑事案件回来，母亲就询问：“你是否平反了冤案，救活了几人？”如果有，母亲就欢笑，高高兴兴地吃饭。如果没有，就生气不吃饭。隽不疑听从母亲的教诲，为官“严而不残”，从来不草菅人命，受到京师一带吏民的怀念。
东汉汝南征羌（今河南漯河）人范滂为官疾恶如仇，反对宦官、摈斥奸佞，被人指为“范党”。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大诛党人，逮捕范滂的诏书下来，传达诏书的人不忍看到范滂被杀，抱着诏书在驿馆里哭泣。范滂知道了，自动投狱。县令要和范滂一起逃走，范滂说：“我命死祸消，岂能连累你，连累老母流离失所？”于是，范滂与母亲诀别。范母大义凛然地说：“你能和海内名士李膺、杜密齐名，虽死无憾！”范滂跪受母亲教诲，慷慨赴难，死年33岁。北宋大文豪苏东坡读《后汉书·范滂传》，问母亲说：“儿若学范滂，母亲允许么？”母亲深明大义，对儿子说：“儿若为范滂，我就为范母！”
其他恪守母命的事例不胜枚举，像东汉末太史慈遵母命解救了被黄巾军包围了的孔融；三国魏羊琇的母亲看出钟会征伐蜀国胜利后会有异心，告诫儿子要对将士行“忠恕”之道，羊琇听从母命而免祸。唐朝桓彦范参与推翻武则天的神龙革命，其母鼓励说：“忠孝不两立，义先国家可也。”唐宪宗时，董昌龄在淮西藩镇吴元济手下为官，其母杨氏告诫儿子说：“当速降朝廷，儿为忠臣，吾虽死不恨。”董昌龄遵从母训，归顺了朝廷。
据《近峰记略》记载，明英宗在“土木之难”中被瓦剌俘虏，之所以能够生还，是因为瓦剌首领也先听了母亲的话。当时，也先之母下跪哭求说：“吾苏州人也，少随夫戍边，被你父掳回，生下了你。我昔居中国，是天子之臣，臣无杀君之礼。”也先因此没杀明英宗。如果他不遵中国的孝道，英宗恐怕早已客死他乡了。
6.父死不更名，父去不更礼
父亲活着的时候，不违父亲之命，父亲死了，既定的事宜也不得改变。《大戴礼记》叫“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
《战国策·齐策一》记载了一段章子不欺死父的故事。战国齐国名将章子（又名匡章）的母亲被父亲杀死埋在马槽底下。齐威王派章子率军抵抗秦军，临行前对章子说：“得胜归来，我为将军改葬母亲。”章子说：“臣并非不能改葬母亲，我母亲得罪了我父亲，父亲临死没让我改葬，我如果改葬母亲，就是欺骗死去的父亲，所以不敢。”在章子看来，没有父亲的遗嘱而擅自改葬母亲，就是欺父不孝。
章子到了前线，命一部分齐军换上秦军的旗帜，混入秦军。齐国的探马向齐威王汇报说：“章子率军降秦。”齐威王无动于衷。接二连三传来了章子投降的消息，有人建议增派军队，到前线诛杀章子，齐威王仍然没有反应。过了几天，传来捷报，章子大败秦军，秦王派使者向齐国请罪讲和。有人问齐威王：“大王为什么确信章子不会投降呢？”齐威王说：“章子为人子而不欺死父，为人臣岂能欺生君哉？”看来，古代“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还真有道理，章子就是“在家孝父，在国忠君”的忠孝两全者。
西晋征南大将军、南城侯羊祜无子，晋武帝下令，从羊祜哥哥家的两个儿子羊暨、羊伊中过继一个给他为子嗣。按理说，做羊祜儿子是非常荣光的，更何况还是皇帝的诏令，可两个侄子都拒绝了。不是他们不愿意，而是羊祜的哥哥已经去世了，“父殁不得为人后”，如果答应了，就是对父亲不孝。
《礼记·曲礼下》载，先秦时期还有一条取名礼制，叫做“君子已孤不更名”。即父亲死后，父亲当初为自己取的名字不能再更改，否则就是遗弃父亲。东晋末年，华宝的父亲要戍守长安，临行说：“等我回来，给你举行冠礼。”古人20岁举行冠礼，表示成人，可以订婚了。由于长安陷落，父亲一去不返，华宝到70岁也没婚冠。
章子、羊伊、华宝遵守“父死不更名，父去不更礼”的原则，固然是古代的孝子，可他们又都是不孝子。章子成全了父亲，却愧对母亲；羊伊对得起死父亲，却让活叔叔伤心。对华宝来说，则更是愚孝，父死婚冠是不孝，可不娶妻生子，也是不孝啊！唉！古代的孝子真难做啊！
（二）子为父隐——对父亲声誉的维护
孔孟既主张不违父母之命，主张父有诤子，可当父亲真正做出不义之事时，又主张子为父隐，这是从维护父亲的名声出发的。
《论语·子路》中，孔子有句著名的话，叫做“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写《春秋》，创造了三讳事例，“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春秋谷梁传·隐公元年》载：“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把这三条材料合在一起，可以这样解释：史书要为尊者（如天子）、贤者（有才德者）、亲者（父祖）隐恶扬善；父子之间要互相隐恶扬善，这本身就是正直。
1.“扬父之德”
几千年“子为父隐”的传统风俗，使中国的儿女有一种维护父母声誉的本能意识，父母的形象在儿女眼里一般是高大的，父母的缺点，甚至生理缺陷也不容别人评头论足，中国的俗语叫“孩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三国吴大臣诸葛瑾（字子瑜）面长似驴，孙权觉得很滑稽，想取笑他一下。一天大会群臣，孙权命人牵来一头驴，在驴脸上题曰：“诸葛子瑜。”群臣大笑不止。其子诸葛恪见父亲受到如此羞辱，愤愤不平，但又不敢发作，急中生智，赶紧下跪说：“臣乞笔添两字。”说完拿起笔在后面添了两个字，变成了“诸葛子瑜之驴”，用自己的聪慧和随机应变替父亲免除了尴尬。又有一次，孙权问他：“你父亲和叔叔诸葛亮谁高明？”诸葛恪马上回答：“我父亲胜一筹。”“为什么？”“臣父知道辅佐明主，叔父不知，所以为优。”
东晋权臣桓温和陶侃的儿子胡奴，都是“扬父之德”的典范。东晋袁宏撰《东征赋》，列举了一系列渡江南下的名士，却没提桓温的父亲桓彝。当时桓温掌控东晋朝廷，权势炙手可热，听说后十分恼火，可袁宏是一代文宗，又无可奈何，只好慢慢伺机报复。有一天，大臣们游宴青山返回，桓温命袁宏上自己的车，避开群臣，质问说：“听说你作《东征赋》，遍称先贤，为何没有家君？”袁宏回答说：“尊公的事迹我已经写好，没请示您不敢擅自给人阅读。”桓温将信将疑，问：“你编的是什么词？”袁宏才思敏捷，应声回答说：“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宣城（桓彝）之节，信义为允。”桓温这才转怒为喜。袁宏的《东征赋》同样也没提东晋重臣陶侃，陶侃的儿子胡奴可没有桓温的涵养，抽出刀怒不可遏地喝问袁宏：“家君功勋显赫，你的《东征赋》为什么没有？”这袁宏还真是才子，窘迫中反咬一口：“我已经盛赞尊公，你怎么说没有？你听：‘精金百汰，在割能断，功以济时，职思静乱，长沙（陶侃）之勋，为史所赞。’说的不是你父亲么？”这一来还真把胡奴唬住了，其实这都是袁宏现编出来的。
宋代达官贵人中，还流行一种父子互相称美的风气。据《石林燕语》记载，北宋范仲淹也是个善于夸赞儿子的老子。范仲淹四子，长子范纯佑，很早就能辅佐父亲治军，可惜英年早逝，只剩下范纯仁、范纯礼、范纯粹三子。范仲淹出将入相，对儿子更是自负，曾自卖自夸说：“纯仁得吾忠，纯礼得吾正，纯粹得吾材。”
据《闻见前录》记载，王安石父子互相吹捧，儿子王雱为父画像，下面写上赞语：“列圣垂教，参差不齐，集厥大成，光于仲尼。”称赞父亲是超过孔子的集大成者。王雱早逝，王安石以诗哭之曰：“一日凤鸟去，千年梁木摧。”孔子曾哀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临终前曾作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后人因以凤鸟、梁木比孔子。这里王安石把儿子比作孔子。时人评论他们是“父子相圣，肆无忌惮”。
在“父为子隐”的孝道的约束下，历史上父子互相贬低、嘲讽的事例还真不多。《朝野佥载》载，唐朝尚书右丞陆余庆转洛州长史，其子嘲讽说：“陆余庆，笔头无力嘴头硬，一朝受辞讼，十日判不竟（完）。”陆余庆读到后，鼻子都气歪了：“这个狗东西！”用鞭子把儿子狠狠抽了一顿。这首不成体统的诗被称作《嘲父》诗，是历史上“嘲父”的笑谈。
2.子妇不陷姑于不义
“子为父隐”当然也包括媳妇要为公婆隐恶扬善。东汉有个孝妇乐羊子妻，丈夫在外寻师求学，七年不返家，乐羊子妻在家勤奋劳动供养婆母。可一个妇道人家的能力总是有限的，家中生活得并不富裕。婆母忍受不住清贫的生活，正好邻居的一只鸡跑到园中，她便偷偷地给杀掉煮了。乐羊子妻见到香气四溢的鸡肉，不动筷子，只是不停地哭泣。婆母问她缘由，她婉转地说：“儿媳无能，不能让您有肉吃。”婆母羞愧地把鸡肉扔掉了。
乐羊子妻隐言劝谏，既不伤婆母的脸面，又让其幡然醒悟。看来，上述儿子对父亲的“谏诤”，也不能伤害尊长的尊严，也需要灵活机智的进谏艺术。乐羊子妻凭着自己的真诚、智慧，做到了“子为父隐”，后来的媳妇们则在愚孝的束缚下，以自己的生命、声誉来隐匿婆母的丑恶。《明史·列女传》中甚至有两例婆母与人通奸，媳妇宁死也不肯揭发的事例。
一则叫“贵梅隐恶”。明朝有个叫唐贵梅的女子，丈夫姓朱，体弱家贫。婆婆生性凶悍，又品行不端，和一个徽州（今安徽歙县）商人通奸。那商人又垂涎贵梅的美色，用银钱买通了她的婆婆，劝诱她就范。贵梅当然不肯，婆婆就用棍棒打她，用烧红了的烙铁烙她，唐贵梅至死不从。在商人的唆使下，婆婆以不孝的罪名把她告到官府，法官受了那商人的贿赂，把她打得死去活来。那商人还指望她能回心转意，又把她保释出来。贵梅的亲戚都劝她吐出实情，贵梅说：“如果是那样，我的名节保全了，却让婆婆背上了恶名。”最后，唐贵梅穿戴整齐，在梅树上自缢而死。
另一例说的是吴县（今属江苏）人王妙凤，丈夫吴奎在外经商，婆母有淫行。与婆母通奸的那个奸夫见妙凤年轻貌美，拉住她的胳膊想调戏她。王妙凤拔刀砍向胳膊，连砍两刀，才把胳膊砍断。妙凤的父母想告官，妙凤劝止说：“我死不足惜，岂有媳妇状告婆婆的道理？”十多天后，妙凤伤痛而死。
这两位“不扬姑之恶”的孝妇，把婆婆的名声放在自己的生命之上，虽然孝心可嘉，却是典型的姑息养恶的愚孝。在这里，明显看出儒家倡导的“父为子隐”与正义、与大义灭亲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