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避父祖名讳
为了表示对君父的恭敬，古人还要避君父的名讳。对君父不仅不能直呼其名，在任何情况下遇到其名讳，都要避开。晋僖公名司徒，晋国只好废弃司徒这个官称。鲁献公名具，鲁武公名敖，只好把鲁国境内的具山、敖山改成“其乡之山”。汉文帝名恒，不仅改恒山为常山，神话传说中的“姮娥”也改名“嫦娥”了。汉宣帝名刘询，战国思想家荀子到汉代只好改为“孙卿”。中国古代讲究“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就是要先了解对方君父的名讳，避免冒犯。春秋晋国范献子出使鲁国，问起了具山和敖山，鲁人说是先君之讳，范献子感到自己失礼，非常尴尬。这是避国君的名讳，也叫“国讳”、“公讳”。像东晋桓温的儿子桓玄不言“温酒”，听到别人说“温酒”就流泪。北宋苏序的孙子苏东坡写文章作序，称“叙”或“引”，这是避父祖名讳，也叫“家讳”、“私讳”。
1.《礼记·曲礼》中的避讳
先秦时期的避讳并不太严格。《礼记·曲礼》较为全面地记载了古代避讳的规定，大体内容如下：
（1）卒哭乃讳
古代死者安葬后，要进行三次祭祀，叫“虞祭”，也叫“三虞哭”。虞祭结束后为“卒哭”，意为停止哭泣，这时死者去世已近100天了。“卒哭乃讳”，说的是要避死者的名讳，是为了敬鬼神之名，活着的人就不用避讳了，这叫“生者不相避名”。春秋卫襄公的名字叫“恶”，卫国大夫也有个叫“恶”的，君臣同名，不需要避讳。可见避讳的初衷是为了敬鬼神，对活着的人并不重要。
（2）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
不讳嫌名，即同音字不用避讳。如“禹”和“雨”同音，如，禹的儿子可以说“下雨”，并不犯父亲的名讳。二名不偏讳，即两个字的名，不用单讳。孔子的母亲叫“征在”，孔子可以说“征”，也可以说“在”，但不能说“征在”。
（3）诗书不讳，临文不讳
读书作文时，不用避讳。
（4）庙中不讳
祭祀家庙时，对高祖可不讳曾祖以下的名讳，对曾祖可不讳祖父以下的名讳，但对下则要讳上。
（5）君所无私讳
即大臣在国君面前不避家讳，也叫“君前臣名”。《左传·成公十六年》载，晋楚鄢陵之战，栾鍼为晋厉公车右，战车陷入泥潭，栾鍼的父亲栾书赶紧驱车过来，想让晋厉公上自己的车。栾鍼大叫：“书退！”勇敢地把车扛了出来。栾鍼在国君面前，对父亲直呼其名，并不犯私讳。
（6）妇讳不出门
天子、诸侯、后妃的名讳，只在宫门内避讳，出宫门则可不避。
（7）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
即要求了解对方的名讳，尊重对方的名讳。
2.汉魏间的避讳
秦汉以后，随着孝道的强化，避讳也日趋严格，读书行文碰到父祖名讳也要改读、改写，有的甚至十分滑稽、荒唐。
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史记》中因此无一“谈”字，连赵谈都改成了赵同，后人看来是正常的避讳，但却也违背了“临文不讳”的原则。
本人要避父祖名讳，同样，也不能冒犯人家父祖的名讳。因为对子孙来说，让别人直呼父祖的名讳，也是不孝。以东晋丞相王导为代表的琅邪临沂（今属山东）王氏，以出色的孝行而饮誉天下，是东晋南朝无与伦比的士族高门。王导的曾孙王弘，“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王导的五世孙王僧虔之子王慈10岁时，与蔡兴宗之子蔡约入寺礼佛，遇沙门忏悔，蔡约戏弄王慈说：“众僧今日可谓虔虔。”见蔡约故意冒犯父亲的名讳，王慈很恼火，反唇相讥说：“卿如此，何以兴蔡氏之宗？”
谢超宗是南朝宋著名的文人，父亲叫谢凤，祖父是赫赫有名的谢灵运。宋孝武帝非常赏识他的才华，称他“殊有凤毛，灵运复出”。右卫将军刘道隆不学无术，以为谢超宗家真有凤毛，非要看看，说：“至尊说君有凤毛。”谢超宗见他触犯了父亲的名讳，来不及穿鞋就躲到室内。刘道隆还傻乎乎地等在那里，以为他进去找凤毛了，结果等到天黑了也不见人出来，才悻悻地走了。谢超宗对自己的家讳如此敏感，却忽略了别人的家讳。有一次他去拜访王僧虔，顺便看望王慈。王慈正在练字，随口问道：“卿书何如虔公？”王慈见他触犯了家讳，毫不客气地回敬道：“慈书比大人（父亲），如鸡之比凤。”谢超宗因此狼狈而退。
从王慈、蔡约、谢超宗的戏谑、嘲讽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自己尊长名讳的维护和尊重。
王、蔡、谢之间，戏谑也好，嘲讽也罢，毕竟是真的与家讳有关，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中的记载，几乎让人看不出是避讳了。
北朝丘顿人李奖为扬州刺史，镇守寿春被杀，其子李构与祖孝征等人一起喝酒，祖孝征画了一个人像。吃鹿尾时，祖孝征把人像割为两截，示意李构割取宴席上的鹿尾。李构凄惨变色，愤然离席乘马而去。一座客人都不知他这无名火是从哪儿来的。南朝吴郡人陆闲被斩首，其子陆襄终身不吃用刀切割的东西，家里人用指甲掐摘蔬菜以供厨。江陵姚子笃的母亲被火烧死，姚子笃终身不吃烤烧的食品。熊康的父亲因醉酒被家奴所杀，熊康因此而终身不喝酒。
写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这些极端的例子显然背离了《礼记·曲礼》中的规定，连颜之推都不赞同，说：“亲以噎死，子孙就不吃饭了么？”
3.唐宋元明清时期的避讳
《唐律》中规定：凡官职名称或府号犯父祖名讳，不得“冒荣居之”。例如父祖名“安”，子孙不得在长安县任职；父祖名“常”，子孙不得任太常寺的官职。如果本人不提出更改而接受了官职，一经查出即削去官职，并判一年的刑罚。如，婺州东阳（今属浙江）人冯宿，父亲冯子华死，在墓侧搭草庐守孝，有灵芝、白兔之瑞，被誉为“孝冯家”。冯宿被任命为华州刺史，因避讳而不拜，后改任为左散骑常侍。
据南宋洪迈《容斋随笔》记载，两宋皇帝为了笼络大臣，有时改官称以避家讳。如宋太祖赵匡胤时，拜侍卫帅慕容彦钊、枢密使吴廷祚为宰相，当时宰相的名称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可慕容彦钊的父亲名“章”，吴廷祚的父亲名“璋”，于是，皇帝把宰相的官称改为“同二品”。南宋高宗时，宰相沈守约、汤进之的父亲皆名“举”，于是，皇帝改提举书局为“提领”。但这只是皇帝一时心血来潮，其他大臣则没有这么幸运了。如北宋吕公著的儿子吕希纯被任为著作郎，只好以父讳而辞官，后改任为起居舍人。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冒犯别人的家讳就是不能容忍的事，那些高官贵人更是如此。唐朝剑南节度使严武的父亲是唐朝名臣严挺之，唐诗人杜甫的祖父是杜审言。有一次，寄人篱下的杜甫酒醉失言，对严武说：“公是严挺之子。”严武一贯威猛骄悍，一听杜甫冒犯了父亲的名讳，顿时色变。杜甫见状不妙，赶紧自呼祖父名讳说：“仆乃杜审言儿。”二人这才扯平。
唐朝还发生了一起因避讳而嫉贤妒能的故事。唐朝诗人李贺聪明绝顶，父名晋肃，“晋”与进士的“进”同音，与李贺同年科考的人攻击他说：“李贺的父亲名晋肃，李贺不应该举进士。”李贺因此而不敢应试进士。韩愈为此愤恨不平，写《讳辩》指责说：“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唐朝诗人袁高的儿子袁师德，因“高”与“糕”同音，为了避父名讳，重阳节不忍吃糕。更有甚者，北宋徐积的父亲名石，他索性从来不用石器，脚从来不踩石头，遇上非过不可的石桥，就让人背过去。
元人姚桐寿《乐郊私语》载，诗人陈彦廉因父亲溺死海中，便终身不至海上。好友黄子久约他到海上观波涛，陈彦廉哭着说：“阳侯（古代传说的波涛之神）我父仇也，恨不作精卫填海。”这个黄子久还真够朋友，拉着陈彦廉就往回走，并写《仇海赋》帮朋友泄愤。
元代“诗书不讳，临文不讳”的古训早已被人扔到脑后，有人为了避父讳，读书遇到父亲的名讳，干脆改读“爹爹”。元朝人仇远的《稗史》载，有一人的父亲名“良臣”，他便将《孟子·告子下》中“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读为“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惹得别人哄堂大笑。
这些事例与《颜氏家训·风操》中列举的事例同样滑稽、荒唐，以至于冲淡了孝道所应有的严肃和凝重，淹没了子女对父母的深情，成为一系列诙谐的笑谈而受到人们的亵渎。似乎笔者、读者也在以轻松愉快的心情谈笑风生了。
（四）扬名声，显父母
《孝经·开宗明义》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唐朝棣州（今山东阳信）人任敬臣七岁时问父亲：“何以报母？”父亲回答说：“扬名显亲可也。”《三字经》把这一内容贯彻到世俗社会，叫做“扬名声，显父母”。
扬名显亲首先要求能继承、胜任父亲的事业。《周易·蛊》中叫“干父之蛊”，也叫“干蛊”，世俗社会叫“继祖”。唐朝诗人包何《相里使君第七男生日》诗：“他时干蛊声名著，今日悬弧宴乐酣。”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官宦世家、将帅世家、书香之家以及擅长各种技艺的世家，即出自“干蛊”继祖的孝道。
古代中国人的经世观念讲究立身扬名，不辱没祖先，否则就为不孝。所以，古人有了功名，都要归家祭祖，祷告先人，这叫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科举制产生后，金榜题名、子孙登科又被视为最体面的光宗耀祖。
1.“干父之蛊”
历代史书藏之秘阁，传之后世，中国历史上许多子承父业的史官都借此青史留名，实现了扬名显亲的夙愿。
西汉武帝封禅泰山，没让太史公司马谈参加，车驾浩浩荡荡东去，司马谈被滞留在周南（今洛阳一带），发愤而死。临终，司马谈握着儿子司马迁的手，一边悲泣，一边告诫说：“你的祖先是周朝的史官，曾显功名于虞夏，后世中衰。我矢志著史，可天子封禅泰山，我不得从行，这是命也。我死后，你为太史，一定要继承我的遗志，写出一部流传千古的史书，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父亲死后，司马迁任太史令，立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誓言，开始发愤写作《史记》。正当他专心致志写作的时候，一场飞来横祸降几乎断送了他的生命。将军李陵作战失败投降了匈奴，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得罪了汉武帝，入狱受了宫刑。宫刑是伤残人的生殖器官的酷刑，辱及祖先、见笑亲友，是受刑者的奇耻大辱。司马迁羞愤交加，万念俱灰，绝望地说：“亦何面复上父母丘墓乎？”几次想了此残生，但为了完成父志，忍辱负重，继续写作，终于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巨著——《史记》。该书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不仅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而且成为史官继承父志，扬名后世的典范。
司马迁对自己的这段生死抉择，有一句传颂千古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从某种意义上说，完成父亲的遗志，扬名显亲，就是司马迁认定的“重于泰山”。
司马迁是古代史官中的佼佼者，仅次于他的东汉太史令班固也是“干父之蛊”的楷模，后世把二人合称“马班”。班固的父亲班彪曾写成记载西汉历史的《后传》六十余篇，班固以父亲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继承父业，在《后传》的基础上写成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汉书》，该书实际上是父亲修史的继续。班固的妹妹班昭，又补充班固未及完成的八表和《天文志》，成为历代赞颂的、继承父兄之业的孝女。
后来的史家纷纷步“马班”的后尘，子承父志、子承父业，编撰史书，扬名显亲。东晋陈郡陈（今河南淮阳）人王铨，少有著述之志，“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未及成书就去世了。其子王隐继承父亲的遗业，写成了《晋书》。遗憾的是他孝心有余而史才不足，《晋书》中凡叙事清楚，晓畅可观的地方，都是父亲的手笔，凡文辞鄙拙，逻辑混乱的地方，都是王隐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