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明律》与孝道
经过元末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草莽出身的朱元璋荣登帝位，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明朝。建国后，朱元璋认为元朝近百年的野蛮统治，破坏了儒家纲常礼教，传统的孝道伦理也被人们所忽视，导致道德观念淡薄、社会风气恶劣，因此首要任务就是在全国恢复和宣扬儒家礼义道德，重塑传统的“忠孝节义”观念，以孝化民，移孝于忠。为此，他继续沿袭汉唐以来“以孝治天下”的立国原则，大力宣传孝道，依照传统将“不孝”罪列为“十恶”之一写入了《大明律》。
《大明律》是《大明律集解附例》的简称，它草创于金戈铁马的元末战争时期，完成于重典治国的洪武年间。朱元璋注重教化，主张礼法并用，在位期间曾经三次对《大明律》进行大规模的修改，直到洪武三十年（1397）正式颁布实施。《大明律》充分体现了“依礼制法、以礼入法、以法护礼、以法行礼”的立法原则，在法律条文中明显渗透着“孝”的观念，在继承《唐律疏议》的基础上，对“不孝”罪的规定更加细化。
对于殴打、谋杀祖父母、父母的行为，虽然历代将其列入“十恶”中的“恶逆”条，但同样属于不孝犯罪的范畴。《大明律》对此的规定是：凡是谋杀祖父母、父母以及期亲尊长，包括外祖父母、丈夫的祖父母、父母等，如果没有谋杀成功，不管尊长有没有受伤，谋杀者都要被判处斩刑；如果已经致人死亡，谋杀者就该被凌迟处死；谋杀五服内的其他尊长，没有造成伤害的，杖刑一百；造成人身伤害的，判处谋杀者绞刑；已经致人死亡的，处以斩刑。明代法律还是沿袭历代传统，按照亲疏远近关系来量刑定罪，但《唐律疏议》对谋杀祖父母、父母犯罪的判决最严重的是斩刑，而《大明律》居然出现凌迟处死的规定，可见明代法律给予杀亲者更加严厉的惩罚，保障了父祖尊长在家族内部的人身安全。
不仅对于这些明目张胆地谋杀父祖尊长的行为，即使祖父母、父母是受到子孙某些无意间的行为逼迫死亡的，按《大明律》的规定，也要依照殴打祖父母、父母罪问斩。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个母亲一怒之下要把不听话的儿子送到官府治罪，儿子苦苦哀求，母亲却不为所动，向官府提出控告后，看见自己的儿子受牢狱之灾，这位母亲却又追悔莫及，日夜埋怨自己，受不了良心的谴责，她最终选择了投井自尽。这可苦了她的儿子，本来就被母亲告官身陷牢狱，现在母亲又因为自己而投井自尽，无疑是自己逼死了母亲。于是，这个本该关一段时间就可以放出来的儿子因此被判绞刑。这就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孝道观念在法律领域的典型体现，不管有意无意，只要父母死亡是因为子女的原因，子女就要负同样的刑事责任。
在家庭财产方面，长辈享有最高支配权。要想树立在家庭中的绝对权威，使子孙供养无阙，就势必要掌控家里的财政大权。为此，明朝统治者还专门从法律上赋予家长以财产权，保障子孙遵循孝道，否则就要受到刑罚的制裁。财产权是指家长掌握着家庭中所有财产的使用权和处分权，子女不能有自己的财产，更不能要求独立门户。如果子孙擅自动用了家里的财产，依据《大明律》的规定：凡是同居的卑幼不经过尊长同意擅用本家财产的，动用二十贯就要笞（古代用竹板或荆条打人脊背或臀腿的刑罚）二十下，二十贯以上的，每多二十贯，刑罚就要加一等。由于古代“同居共财”的原则，显然对卑幼擅用家财的行为没有给予过重的惩罚，但这项规定有效保障了父母长辈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很大程度上使得子孙晚辈不得私用家庭财产，确保对父母供养无阙。
在诉讼方面，朱元璋为了使明律更好地体现“孝亲”伦理纲常，在唐律规定的基础上扩大了“亲亲相隐”的范围。渊源于儒家“亲亲”之说的容隐制度，到唐代已经形成庞大、细密的容隐体系，而朱元璋在此范围外，又诏令增加了妻子的父母、女婿以及无服之亲都在容隐的范围内。《大明律》明确规定：在同居范围内，如果是五服内大功以上的亲属，以及外祖父母、外孙、妻子的父母、女婿、孙辈的妻子、丈夫的兄弟及其妻子等等，相互隐瞒罪行的，都不论罪。泄露抓捕消息，令犯人逃脱的，也不论罪。如果是小功以下的亲属相容隐，虽然有罪，但罪行比照常人减轻三等，无服之亲罪减一等。明代法律将“亲亲相隐”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对子孙主动告发期亲尊长的行为也给予“杖一百，徒两年”的惩罚，体现出浓厚的儒家“孝亲”伦理思想。但是，在《大明律》中也规定，如果犯了谋叛以上的大罪，就不在容隐范围内，必须告发。这就像之前各代一样，当孝与忠发生矛盾时，孝必须服从于忠，在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时，家族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孝”的推行最终还是为了使民众忠于国家。
在礼制方面，朱元璋极力恢复、宣扬传统的儒家礼制，根据“事死如事生”的儒家孝道伦理，以法律手段严格规范丧葬礼仪及子女在父母丧期内的行为。《大明律》规定，凡有丧之家，必须以礼安葬。如果借口所谓的风水问题，将灵柩常年放在家中暴露，使父母不能入土为安的子女，会被判处杖刑八十；古代中原地区的丧葬风俗是以土葬为主，其他方式都被视为有违礼制，如果父母尊长临死前提出将自己的尸体火化或者水葬，子孙可以遵从，但会被判处杖刑一百。
而对于子女在丧期内的行为，《明会典》也有明确规定：“隐匿父母去世消息，不发丧举哀的子女，杖打八十，徒刑一年；丧期没有结束就释服从吉，寻欢作乐或者参加宴会的，杖打八十；如果子女为官，那父母去世就应该解官丁忧，否则杖打一百，罢职不再录用；无丧诈称有丧或者旧丧诈称新丧的也给予同样的处罚，如果是为了以此来躲避某些政治事件、逃避责任的则要加重处罚；丧期没结束就跑去做官的，杖打八十；夺情起复的官员不拘此律。”与唐律中相同罪行“流二千里，徒三年”等惩罚相比，《大明律》的惩罚力度明显有所减轻。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不孝行为的放纵，而是《大明律》“轻其轻罪、重其重罪”原则的体现，对于一些没有对社会、国家造成实质危害的罪行，往往从轻处罚，也是儒家仁义道德的体现。
儒家“孝”的观念符合急于恢复儒家纲常礼教、稳定统治的明初统治者的需要，由此成为《大明律》的立法指导思想之一。而关于“不孝”罪的种种规定，虽然大部分承袭了《唐律疏议》，但也打上了明代特有的烙印，重塑了元朝统治时期为人所忽视的儒家孝道伦理，用法律维护了“孝”作为封建施政思想的地位，使得明朝的孝德孝道得以彰显发扬。
二、朱元璋“以孝屈法”
在人们的印象里，朱元璋推行重典治国、大杀功臣、兴文字狱、搞特务政治，造成了明初政坛一幕幕血腥场景。殊不知，朱元璋是历史上出了名的“孝子皇帝”，他曾经啮指滴血，寻找母亲指骨；他常说在梦中与父母亲相见；他在太庙祭祖，次次悲咽，痛哭流涕……身为一国之君，他将个人的孝道之心运用于对天下的治理，推荐人才讲孝道、科举考试讲孝道、官员选拔讲孝道，更不惜“以孝屈法”，宽宥真正的孝子。
明朝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周琬，他的父亲做滁州地方官的时候，因为犯了罪而被判处死刑。16岁的周琬十分孝顺，他无法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亲被处死，于是就来到官府门前，跪下磕头，请求代父受刑。明太祖朱元璋知道后，怀疑是有人在背后指使他这么做的，就想试他一试，便下令立即将周琬斩首。周琬知道后面不改色，神态从容不迫，依旧磕头请求代父受刑。太祖很是惊讶，认为他小小年纪就能有如此孝心，实属难得，于是就免除了他父亲的死罪，改判为流放戍边。
戍边虽然也是重刑，但起码能保住一条性命。谁知，周琬却说：“我父亲年事已高，戍边对他来说和死刑没什么区别。如果父亲死了，我怎么能安心苟活在这个世上呢？我还是愿意代父亲赎罪。”于是继续请求用自己的死来免除父亲戍边。朱元璋大怒，觉得这个小子实在得寸进尺，决定成全他，再一次下令将他绑缚刑场处斩。得知这个消息，周琬如释重负，不仅毫无惧色反而异常开心，因为他知道自己一死，父亲就可以活下来了。朱元璋最后还是被他的孝心和诚心感动了，于是赦免了他们父子俩，还亲笔题了“孝子周琬”四个大字嘉奖他，不久之后又授予他兵科给事中的京官职位，一时间被传为佳话。
在这个案子里，请求代死的周琬不仅没有被处死，还因此受到皇帝的赏识被破格录用为京官，父亲也得到宽恕。本来，法律的制裁对象是犯罪者本人，可一旦出现“孝子代刑”的现象，犯罪者可以逍遥法外，而代刑者又被认为是孝子往往代而不“刑”，获得司法减免。由此可见，儒家“孝治”施政作用于中国古代立法和司法领域，必然导致法治观念及司法诉讼行为出现浓厚的儒家化倾向，一系列人情伦理观念通过“孝治”这一途径全面渗透进司法领域，使传统的中国法律文化染上了极为浓厚的人伦道德色彩。
“孝子皇帝”朱元璋以孝屈法的事情远不止周琬父子这一件，据《皇明典故纪闻》记载，有山阳县百姓犯了罪，依法应该处以杖刑，但这个犯人的儿子到官府请求代其父亲受刑，司法官员无法裁定，就将案情汇报给了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听说后，对官员说道：“父与子之间的亲情，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如果是不孝不忠之人，看到亲人遭难，往往会坐视不管。你所说的这个人，能够主动要求自己代父亲受刑，显然是出于至情至孝，这可是孝子的典范啊！虽然法律摆在那里，但如果依法处置，岂不是要伤了一片孝子之心？所以我愿意为孝屈法，以此鼓励孝行孝道。”于是下令将父子俩都予以释放。
这位山阳县百姓所犯何罪？史书中没有记载，但既然只是被判处杖刑，显然不是什么重罪。孝子请求代父受刑，朱元璋就公然喊出“以孝屈法”，免了杖刑，将其释放回家。其目的是为了倡导父子之亲的天性，教育那些遇到亲人患难坐视不管的人。
就明初的社会现实而言，朱元璋赦免周琬父子，并提拔他做京官；释放山阳县父子俩；等等，这些“以孝屈法”的行为，并不仅仅是对孝子的宽宥和嘉奖。在重典治国、人心惶惶的明朝初期，最高统治者的这种做法有意无意地向大众透露出一种讯息，那就是执政者并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无道昏君，百姓可以信任他、拥戴他。将“孝”这一普遍的道德观念融入司法领域，减轻由严刑酷法带给人们的抵触情绪，不仅百姓乐于接受，同时传统孝道也得以彰扬，既收买了人心，又使明初政权得以稳定，这无疑是一举多得，又何乐而不为呢？
关于代父受刑这一现象，《明史·刑法一》规定：如果被判处永久戍边的犯人，年龄在80岁以上以及患有重病、无法身体力行的，可以由子孙代为受刑戍边。这是允许子孙为父祖代刑戍边的记载，显然是考虑到高龄老人的实际情况。但关于子孙代替父祖受死刑、徒刑、杖刑等现象，明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该如何裁决。身为最高统治者的朱元璋基于“孝治”天下的原则，往往对子代父刑的案件宽大处理、法外开恩，“以孝屈法”并不是明代的独创，而是自唐宋以来形成的法律儒家化在现实中的反映，然而立法的本意和法律的公正性在这种环境下日渐扭曲，就不由得引起一些官员的担忧，劝谏朱元璋“以孝屈法”应适可而止。
《明史·孝义传》记载，有黄岩（今浙江省台州市）人陈圭，他的父亲因罪被判处死刑，陈圭直接越级向刑部申诉说：“我身为人子，没能在父亲犯错误时给予劝谏，而致使父亲陷入不义，罪该当死。请求皇上让我代替父亲受死刑，原谅父亲的过错，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朱元璋见到陈圭的奏章后，连声称赞他是孝子，想要再次“以孝屈法”，不仅赦免陈圭父子，还要大力宣传此事，以鼓励天下臣民。而刑部尚书开济见此情形，直呼万万不可。朱元璋很纳闷儿，就问他为什么不可以，开济说：“他父亲所犯的罪有明确的刑律规定，如果将他们父子俩释放并大力宣传，那法律岂不就成了一纸空文？犯了罪只要有子孙代刑就可以被释放，如果人人都存在这种侥幸心理，整个社会不就乱成一锅粥了吗？”
听了开济的这番话，朱元璋左思右想，最终作出了让步，同意陈圭的请求，让陈圭代父亲去受死刑，他的父亲则由死刑改为戍边云南而不是无罪释放，这样一来，既成全了陈圭的孝子之心，又维护了国家法律的权威，避免人人效仿，大开侥幸之路。朱元璋担心大家会因为他的“以孝屈法”而竞相违法，危及江山社稷，故而选择了一个所谓的两全之法，可见他提倡孝道、鼓励孝行，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朱姓天下的江山永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