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对普通老人的“存问制度”，即天子派人或亲自去慰问各地的老人。既然一般老人都有这样的待遇，退休官员作为老者，当然也能同样享受这种优待。汉章帝（75~88在位）时期的尚书郑均，老病荣归故里。章帝赐给他很多东西，很舍不得他离开，但他还是执意要走。过了几年，章帝依然放不下郑均，下诏命令郑均老家庐江郡（今安徽合肥市庐江县）的太守和其他地方官员要派人在每年八月到郑均家里，赐给他酒肉，并善加问存，而且场面必须隆重，以显示郑均在家乡的独特地位。汉章帝对老臣如此厚待，物质赏赐都是次要的，关键是皇帝下令地方官员对原来朝廷重臣的“存问”，是在官员养老的精神层面上给予了他们无限的满足和荣耀。古代子女孝经父母尊长，要做到时时和颜悦色，处处不违背他们的意志，即所谓的“色养”。而古代的退休官员如果在家里还能够得到最高层——皇帝的嘉奖和慰问，无疑会使他们在精神上享受到不亚于“色养”的待遇。
宋代仁宗景祐三年（1036），为了体恤致仕官员，朝廷下诏，每年寒食节（在清明节前一两天的古代节日），要赐给退休官员节日礼物，而且要派人到家里慰问他们。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以太子太傅退休的高官李迪回到首都开封，仁宗皇帝数次派专人去慰问他，以表示尊重和厚爱。遇到皇帝的生日，某些退休官员也能入朝祝贺，如宋神宗时期的老臣范镇，他以户部侍郎退休，之后每一年皇帝的生日，他都与众多在任官员一道入朝祝寿。
除了这几种礼遇之外，还有少数功臣，在退休后享受建阁入祠的古代最高规格待遇。西汉时期有麒麟阁，为中国历史之首创。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宣帝刘病己曾流落在民间，登上大位后励精图治，打败匈奴，恢复了很多汉初的疆土，使逐步落败的西汉王朝，有了“中兴”的起色。刘病己念及大臣的丰功伟绩，命人把他们的肖像集中放到皇宫麒麟阁，以表达敬仰和厚爱之情，使后人永远记得他们。入驻麒麟阁的功臣共计十一人，其中就有告老还乡的官员，如以御史大夫致仕的杜延年。汉宣帝时期，外戚霍光执掌朝政多年，乃一代名臣和权臣。而杜延年是权臣霍光的心腹，与霍光一道在朝为官，霍光严酷，他却宽容通达，弥补了很多霍光酷政的弊端，为时人和后人所称道。
还有东汉第二个皇帝汉明帝，为感念追随父亲刘秀打下江山的开国功臣“云台二十八将”，而设立了一座纪念馆。这“云台”（洛阳皇宫内的一处建筑）中的二十八位将领，也有退休的老臣。唐代的凌烟阁、宋代的景灵宫和金代的衍庆宫等，都是麒麟阁在各个朝代的不同版本。很显然，一个退休官员的肖像和名字如果能够进入这样的荣誉殿堂，对于提高其老年时期精神生活的质量，无疑会起到无以复加的效果。
在居家生活中，退休官员更是把老有所养做到了极致。唐代的很多退休官员，就非常懂得享受悠闲的生活。盛唐时期，河南鲁山县令元德秀退休之后，四处旅游，挥洒时光，在走到今天洛阳市嵩县以北的陆浑风景区时，他发现此地山水绝佳，就在山上搭建了一个茅草屋，长期居住在此。环境虽好，但那一年正好是荒年，而元德秀在职时也无甚积蓄，造成现在有时候他连饭都吃放上。可是，即便如此，元德秀依然弹琴读书，怡然自得。当地得知有一位贫穷的退休县官在此结庐而居，还常常揭不开锅之后，就有人给他送来美酒佳肴。而他也不管对方是什么来路，只管与之对饮。喝高了，他就弹琴作乐，或写几笔诗文，把自己的身心都完全融入当地的一片山清水秀之中。
盛唐之前的中国历朝历代，政府一般是不赞成退休官员到处游山玩水的，只希望他们在家静养就行了。可是，到了盛唐天宝年间，唐明皇李隆基下令政府官员可以在“旬假”（唐代每月的上中下三旬都放一次公假）时间，尽情地到各名胜之地游玩，政府还额外赏赐给他们一些钱物，以供其消费。既然在职官员如此，没有政务缠身的退休官员就更是游走各地了。很多唐代致仕官员或独自，或在与友人结伴游山玩水的过程中，借助大自然的天籁美景，或悲痛，或喜悦，写下千古绝唱的诗句。如五十六岁的退休官杜甫，经过长江三峡时，就曾写下“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壮美诗篇。
还有的退休官员总是不定期团聚会餐。白居易以刑部尚书荣退，七十岁那年，他邀请另外三位退休官员一起吃饭，被称为“四老会”。这四个人加起来都超过三百岁了，被当时称为妙事，写在了白居易自己所创作的诗歌中。公元845年，在死前的头一年，七十四岁的白居易，再次邀请六位八十岁以上的退休高官来家里赴宴，每人都尽兴大醉。白居易与这六人共计七个老者，年龄加起来共五百七十岁。白居易兴奋异常，写下诗歌，赞曰“人间此会更应无”。而有其他不超过七十岁的退休官员虽然也受到白居易的邀请，但因为年龄“不达标”，而不能与他们七个七十岁以上的人坐在一起。
同样是845年，在“七老”相聚之后不久，白居易在洛阳的家又有一位136岁的老人，以及一个九十五岁的僧人来访。他把这两个人连同之前的“七老”共九个人都画在图上，并题名为《九老图》，还附写一首诗，以记其盛。他们这一群老人有着大体相同的身份和政治经历，在一起饮酒作诗，观看美女唱歌跳舞助兴，喝醉之后有子孙搀扶，真是一种彻底的放松，宛如进入仙境一般。
酒是退休官员的生活必需品，宋神宗时的中央退休官员刘几退休之后，隐居在河南嵩山，而且居无定所，遇到满意的地方，就放下行李，和随行的歌女一边唱歌跳舞，一边饮酒。喝醉了，就睡在地上，即便裸露着身体也毫无顾忌。刘几通晓音乐，酒和音乐是他获得快乐的重要渠道。宋代官员的退休工资高于唐代，于是普通退休官员的生活也更为自在、富裕。所以宋代的退休官员也更有经济实力游玩取乐，满足自己的各种兴趣爱好。
而且，禅宗从中唐到宋代，越来越流行。佛教禅宗与老庄哲学一样，都是要求与自然融为一体，远离尘世的喧嚣。于是，北宋的“隐逸文化”成为退休官员的一种高级追求。南宋高宗时的进士吴芾，自号曰“湖山居士”。正所谓人如其名，吴芾退休后，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江南水乡泛舟游乐，居然长达十四年在外，基本不回家，真是“隐藏”在山林中了。还有的官员信奉道教，宋太祖时曾担任过副宰相的李昉，退休后专一信道，每天早上起床，就坐在封闭的小屋内，念诵一些道家的经典和诗词。
还有官员的寄情于声色犬马之中，追求感官的最大享乐。如明代宣宗时的“右军都督佥事”（正二品军队长官）郭志退休后，不仅自己在家里养着妓女，也让家人跟着调笑玩乐。明英宗时的都察院（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正三品“右副督御史”程富致仕回到老家后，也以好色享乐、疯狂放纵闻名乡里。当然，这也只是少部分官员才如此。这些官员当初为官时压抑和苦闷，终于在退休后得到了一次极大的宣泄。当然，即便如此，也是一种不太健康的自我放纵。
中国古代的官员退休之后，大都回到老家。如清代官员在退休后，政府都是鼓励他们告老还乡，但也有一些高级官员能够留居京城，并获得政府赏赐的住宅。一般住在京城的退休官员，朝政要闻可以马上知晓，以前工作时的环境也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也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某种“退休病”——长期在重要岗位上担任要职，一旦无职无权，会有严重的不适应和被抛弃的感觉。
但也有部分官员选择做官之地为第二故乡而长期居住。如宋代名臣文彦博，他本是山西介休人，因为好几次都被派往洛阳为官，致仕后就居住在洛阳了。文彦博是三朝老臣，处理政事果断、有见地，他在洛阳养老后，宋神宗还经常派人去他家慰问，并询问他很多国家大政，以做参考和借鉴。神宗皇帝去世后，哲宗继位，国事艰辛，急需老成谋国的人才，当时文彦博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但是，司马光依然向新皇帝建议，让文彦博复出为宰相。朝廷并未采纳司马光的建议，司马光继续上书，终于得到朝廷准许，文彦博再次执掌朝廷。因为文彦博毕竟是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哲宗皇帝特意安排他每六天参加一次朝会，每两个月参加一次“经筵”（古代为皇帝特设的讲课活动）。
欧阳修祖籍是江西吉安，但他在颍州（今安徽阜阳）担任知州时，感觉当地民风很好，风土人情也令人难忘，于是他退休后就毅然定居在颍州。养老之余，欧阳修还著书立说，期间所写的《六一诗话》，是中国最早的诗话，开创了后代诗歌理论著作的新题材。为了使退休后的生活更为充实，欧阳修还信仰道教，整天穿着道服，自称“六一居士”。
其实，除了欧阳修之外，还有很多退休官员都以写书、搞创作来丰富自己的老年生活。如苏辙退休后，就写了三本书，共计六十一卷。而宋代早期曾做过副宰相的名臣胡旦，写得更多，六本书共计近四百卷，把自己的老年生活安排得非常紧凑和丰富。明代大量有较高史料价值的野史笔记，也大都是退休官员撰写的。这些致仕官员记录了明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种内容，包括一些奇闻轶事和民间传说。
还有一部分官员退休后既不回老家，也不留在做官的地方居住，而是找一个自己觉得很舒适的地方，住下养老。如南宋副宰相贺允中，本是河南汝阳人，退休之后四处旅游，走到浙江东部的天台山时，发现此地山川灵秀，便在此盖了几间茅草屋，自己动手种点蔬菜瓜果，欣欣然于山水之间，以养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