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对社会生活和人们行为的一种强制手段，任何制度一旦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则一定会具有很大的执行力和社会效果。中国古代为保证养老的实施和成果，也制定了很多相关的法律，值得后人思考和借鉴。早在夏代，法律就将不孝规定为犯罪，而且是最为严重的犯罪之一。不赡养老人、殴打辱骂老人、不给老人吃饱穿暖、老人病了不去求医问药等都是不孝，有如此行为的人，都会受到严惩。
一、“别籍异财”者要当心——子女不得随意与老人分家
古代把子女与老人分家分财产称之为“别籍异财”。而对于别籍异财，古代大多数时间是明令禁止的，也就说，古代政府一般对子孙与长辈的分家分居，规定是很严格的，其目的就是要使老人的家庭养老获得一个较为全面的人力保障。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以族长和家长为权威的宗法制度被逐步削弱。加之铁制农具的普及和牛耕技术的推广，使个人脱离家族群体而独立劳动成为可能，人们的家族意识逐渐淡薄，个人意识有所增强，很多大家庭开始分裂为更多的小家庭。秦国改革家商鞅顺应这一发展趋势，也同时是为了提高秦国的赋税，规定一个家庭如果除了父亲之外，还有成年的儿子，那么这些儿子必须与父亲分家，另立门户，否则就要收取其双倍的赋税。
继秦代支持家庭分家之后，汉代立国之初也不怎么反对分家制，其平均家庭人口不超过五人。不过，分家政策虽然满足了个体对私有财产的拥有，但也激发出一切以利益作为准则的人性膨胀，极大地破坏了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亲情与基本人伦，导致了亲属疏远、父不慈子不孝等不和谐现象。分家之后，小家庭连原家族中的日常使用品也不能随便借用。有鉴于此，汉代的政治家贾谊对这种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商鞅鼓励分家的法令完全丢弃了人伦之间的礼义与仁厚，使得风俗大坏，禽兽不如。
其实早在贾谊之前，西汉的统治者就已经注意到别籍异财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汉初惠帝就曾下令，年俸禄为六百石以上的官员，如果其父母和儿女在一个大家庭生活，而不分居，那么其只可以免除其一大部分税赋。虽然这个法令有极大的局限性，不能够广泛地限制分家的举动，但也充分说明，汉代对秦代不顾人伦的别籍异财政策开始作出了调整。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以孝治天子成为治国方针，而别籍异财对亲情伦理的伤害很显然是与治国主旋律背道而驰的。所以，限制民间过于狂飙的分家分财政，是西汉政府的当务之急。东汉时期，随着国家舆论对孝道的不断提倡，于是这一时期“兄弟共财”、“三世同财”的家庭开始多起来，并成为全社会的表率。如东汉末期的蔡邕，与叔父和堂兄弟同居，三代都不分家，被乡党引以为楷模。
东汉末年，战争使得百姓四处流走，动乱不安的社会环境也使得小家庭的生活风险日益加大。而且很多贵族豪门乘机占有了大量亟须保护的小农，使他们变为贵族大家族的一员。这种人口占有还最终获得政府承认，成为贵族的一种政治特权。无论如何，这在客观上对家庭规模的扩大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基于此，曹魏文帝时期，国家正式废除了秦汉以来两个以上已婚儿子必须与父母分家的规定，即父母可以合法地与两个以上的已婚儿子同居、同户口，不分家。
南北朝时期，多代同居共财产的大家庭开始大量出现。如北魏山西永济县人石文德五世同堂，大家庭非常和睦；甘肃夏河县人赵令安和孟兰强等人，四世同堂，闻名州县。还有南齐的陈玄子四世同堂，170口人同居；武陵郡人绍荣兴八世同居，等等。就连当时的南齐明帝也深为赞许，下诏予以表彰，并免除这些大家庭一部分赋税。
隋朝再次统一中国后，虽然早期也希望大家庭分为小家庭，能够更好地管理户籍人口，并提高国家赋税。但之后，因为大家庭同居和群居，已然成为中国民间家庭生活的一个传统，而且别籍异财很难以形成以孝为核心的社会和谐，于是在隋文帝开皇末年，隋文帝以实际行动，表示了国家对大家庭同居制的认可和支持。当时山西文水县的郭姓人家，七世同堂，隋文帝多次派遣使者慰问这个大家庭，并加以旌表。不过，隋代的家庭结构是一种二元模式，即政府准许三代以上的家庭成员同居生活在一起，但是他们必须把户口分开，以便于国家对其征税。
唐代开始把有关“别籍异财”的规定写进法律，即“父母在，不远游，不别居，不异财”。意思很清楚，如果父母健在，子女不能出远门，也不能与父母分家、独立门户。中国古代，家庭或家族中的长辈具有不可挑战的崇高地位，不仅有其道德伦理上的支持，还有从法律上保证这种权威的经济基础。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唐律》规定，若祖父母、父母健在，甚至曾祖和高祖还健在，子孙就分家和分家族财产的，判徒刑三年；如果父祖强迫子孙分家分财产，而且把子孙过继给别人的，要判处长辈两年的徒刑。把子孙过继给被人就是长辈推脱抚养晚辈的义务，而且是通过将子孙私自过继给他人，使家庭户籍发生变化，当然要惩罚长辈的这种取巧行为。
但如果仅仅只是父祖要求分家分财产，而不是要把子孙过继给别人的，则长辈与晚辈都无罪。也就是说，父祖授意之下的分家，是法律所默许的。这其实是赋予了父祖处分家庭财产较为自由的权利，也表现了父祖尊长对家庭财产的绝对权利。
父母丧期未满（一般为27个月），子孙就开始分家的，也要判徒刑三年。被收养的非亲生子，如果在养父母没有其他人照顾的情况下，不履行赡养义务，则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唐代对别籍异财的行为，有着非常严格的法律要求。在别籍异财的过程中，子孙只要违背养老和尊老的原则，就要对其施与较重的刑罚。这种在法律规定中强化父权的家庭组织形式，也就是在强调养老的重要性。因为只要在古代宗法、父权的伦理和制度之下，家庭养老才可能得以实现，并产生很好的效果。如果丝毫不能侵犯的父权伦理遭到挑战，那么家庭养老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了。就譬如现代社会的养老，很多都已经走出家庭，采取社会和机构养老的模式了。这是因为父权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制度和舆论导向，都已经与古代有着天壤之别了。
在严格的法律规范之外，唐代在整整近三百年的统治时间内，还屡屡对大家庭予以旌表。如当时山东郓州寿星张公艺，经历了北齐、北周、隋、唐四个朝代，他们大家族九世同堂，北周和隋代政府都予以嘉奖，到了唐高宗时期，唐高宗与武则天到泰山封禅，路过郓州，听到张公艺家九世同居，历朝都有表彰的佳话，于是特地慕名前往拜访。见面之后，高宗皇帝问张公艺为何能够做到九世同堂，张公艺叫来笔墨纸砚，唯独写下一个“忍”字。高宗连连赞许，赐给他御用丝绢百匹，以彰其人其事。
再如唐玄宗天宝年间，玄宗为了使百姓能够大家庭同居，特下令规定，如果一家之中有十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则可以免除其中两个男子的赋役；如果家有五个成年男子，则可以免除其中一个男子的赋役。不仅如此，唐代的统治者还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为社会做榜样。唐玄宗的父亲睿宗在位时期，唐玄宗与其他四个都已成年的兄弟，都被分封到皇宫之外的王府。本来，每一位皇子都有一个独立的王府，但是这五个兄弟却都搬往一个大院里同居，一同玩耍，一同学习。此大院号称“五王宅”，被时人所赞誉为古今无双。
唐代法律对晚辈擅自动用和偷盗家庭财产也有相应的规定，如果子孙辈不经过家长允许，私自取用家庭财物，则要被判处“鞭笞”的惩罚。但晚辈若是与外人合谋，盗取自己家庭财物的，则最低判罚鞭笞三十下，最高判处一年半徒刑。如果晚辈与外人的偷盗行为伤及家人，则按照一般的杀伤法处理。如果同谋的外人杀伤的是家庭中的尊长，那么即便晚辈不知情，也要严惩。而晚辈如果私自盗卖家庭的田产，除其本人要严惩之外，田产交易行为也无效，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同时买方所支付的钱财更不受法律保护，很多情况下将被直接被官府没收。同样的，晚辈也不能私自把家庭的不动产作为抵押物，这种抵押是非法的。
唐代多世同堂、累世同居是“旌表义门”家庭的主要条件，如唐初河北赵州人赵寿，兄弟五十余人，同居已经三代，上下和睦，乡闾闻名。为此，赵寿通过地方长官，自荐于朝廷，申请赐予“义门”的称号。朝廷闻此，非常感动，同意了赵寿的申请。
为了鼓励社会上有更多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唐代还减免大家庭一定赋役负担。武德二年（619），雍州万年人宋兴贵，累世同居，当时是四世同堂，唐高祖李渊得知后，特别蠲免了其家庭的赋役，并传告天下，使之成为人们效仿的楷模。还有唐初汉阳县令姜世雄家因多代同居，被表彰为“义门”，据说早在隋唐末期天下大乱之时，就连匪寇经过他家，都不忍心抢劫。
中唐以后，在免除赋役的基础上，唐代政府还对不分家的大家庭采取了免除户税的优惠政策。所谓户税，就是唐代的家庭税，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房产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庐州舒城人徐行周，叔侄、兄弟五代同居，户部侍郎李珏申请在对徐家免除赋税之外，还免除其户税，朝廷同意了李珏的请求，并进一步加以推广。
宋代的分家法律大体上继承了唐律，当然也因时制宜，作出了一些调整，但反对分家的总体态度未曾发生变化。宋代别籍异财的案件，首推章淳案。章淳是宋哲宗时期的宰相，也是当时新党的首领，他在自己的父亲还没有亡故之前，就私自购买田地，作为私产，严重违反了别籍异财的规定，遭到谏官十多次的弹劾。章淳的罪有三宗：第一，父母健在，而章淳私买田地，与“分家分财产”没有区别，按律当判处三年徒刑，并归之为“十恶不孝”的重罪；第二，结交奸人，传播谣言；第三，强买民田，与民争利。本来哲宗皇帝之前只是判罚章淳缴纳铜十斤，但在巨大的压力下，还是对予以降官处分。章淳虽然没有按照私置田产异财的法律来定罪，毕竟这是北宋新旧两党政治斗争的产物，但是，以父亲还在，就私藏钱财作为攻击点，来试图扳倒新党宰相章淳，可见宋代人对别籍异财等分家行为也是有着较为严格的限制的。
北宋初年，因为五代十国的长期战乱，新平定地区的分家现象非常普遍，针对这种情况，宋太祖赵匡胤规定在朝廷正式诏令到达该地区之前的各种分家行为，都予以认可，但在诏令到达之后，就必须严格遵循别籍异财的法律，否则严惩。但即便如此，制止某些地区只顾利益、不顾人伦的分家行为，效果不太理想。于是，宋太祖接着下达了第二条诏令，严命四川等地如果发现依然有父母健在而分家的，判处死刑。这比唐代刑法中所规定的判徒刑三年，力度要大得多。这一诏令是中国古代分家法律的一个极端个案，但同时说明，宋太祖对民间大家庭制度的向往和维护，并期待以重罚重刑来威慑那些违法分家的个人。
元代早期，南宋以来所建立的大家族，很多都已经在战火的吞噬中分崩离析了，而且元代统治者为了增加户口从而增加税收，就彻底放弃了对分家的管制。但是不久，当社会秩序稳定之后，元朝在忽必烈至元三十年（1293）颁布新法，规定父母在，子孙不得分家。至此，元代法律再次回归了唐宋以来的传统规定。
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国家再无能力全面干涉家庭的分家行为，也因为私有财产的确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而人性本是趋利的，于是明清的法律降低了对非法分家的惩罚力度。但即便如此，其原则上还是遵循了唐宋禁止别籍异财的原则方针。譬如，明代法律规定，如果父母、祖父母健在就分家的，判处杖击一百下，前提条件是父母或祖父母亲自告发；如果父母丧期未过就分家的，杖打八十大板，前提条件也是需要有家庭中的尊长亲自告发。很显然，明代政府把违法分家法律的行为当成了自诉案件，而非唐宋时期的公诉案件，也就是说政府对此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这依然对非法分家者依然构成极大的威慑力，毕竟把老人搞烦了，他也可以去状告子孙的，而且是告一个，准一个。
清代法律在明律的基础上强调尊长如果允许子女分家，则法律予以认可。这依然是从法律上肯定尊长在家庭中的崇高地位，只有尊长才可以有绝对的权利来处理家庭财产。而且，分家的主导权掌握在尊长手中，能极大地保障分家之后尊长的家庭养老，毕竟作为分家实际仲裁者，尊长既可以把家产的分割倾向于孝顺的子孙，也可以为自己的养老预留一部分家产，作为养老的物质保障，分家之后，更为孝顺的子孙，也可以再次继承这一部分预留的家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