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家有此遭遇的不止阮简一人，同样受此牵连的还有名气更大的阮咸。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也是竹林七贤之一，才华横溢的阮咸和很多名士一样，风流倜傥，特立独行，在为母居丧期间上演了惊世骇俗的一幕——一骑绝尘去，抱得美人归。原来生性多情、放荡不羁的阮咸爱上了姑母家的奴婢，一位鲜卑族少女，两人私下幽会，并导致姑娘有了身孕，姑母回夫家时要将姑娘带走，正在服丧的阮咸获悉后，不顾礼法，二话不说，抛下家中的客人，骑上客人的马一路追赶，把姑娘拦了下来，如愿抱得美人归。这恋爱大过天的一幕在刻板守礼的古代上演，在今人看来真是要多浪漫有多浪漫，要多感人有多感人！物质至上的今天，人们或许只能在偶像剧里寻求点心理满足了。可是，在那个名教礼法横行天下的年代，多情的阮咸势必要为自己的逆天之举付出代价，世人的口诛笔伐让率性任情、行为乖张的阮咸失去了朝廷的宠爱，遭受清议，最终沉沦巷闾。
（二）史学名家陈寿两遭清议
同样遭受清议，仕途坎坷的还有大名鼎鼎的西晋史学家陈寿。陈寿（233~297），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陈寿出生于蜀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也就是刘备在白帝城向诸葛亮托孤后的第十一年。当时三国争霸已进入尾声。陈寿的父亲是马谡的参军，街亭失守以后，马谡被诸葛亮让刀斧手杀了，这就是妇孺皆知的三国演义的经典桥段“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很多人为马谡感到惋惜，殊不知，作为马谡的参军，陈寿的父亲也受到牵连，被诸葛亮处以髡刑，剃光了头发逐出军营。
遭此奇耻大辱后，陈寿的父亲回到老家，几年之后结婚生子，得了陈寿。父亲把痛失街亭的满腔义愤和没来得及实现的凌云壮志一股脑地寄托在了儿子陈寿身上。他对陈寿的要求非常严格，这位历经坎坷的父亲无时无刻不在关注儿子的成长。陈寿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待，聪慧好学，博览群书，尤其对历史著作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小小年纪的他便通读了最为古老的《尚书》和《春秋》，认真研究了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和东汉班固的《汉书》，在阅读中逐渐掌握了撰写史书的方法。他写的文章内容生动、文采飞扬，深得长辈们的赞许。
18岁那年，陈寿进入蜀国都城成都的太学学习，在那里遇到了对他一生有重要影响的关键人物——同为巴西安汉人的儒学大师谯周。在谯周门下学习时，陈寿进一步刻苦攻读史学，为他将来撰写流传后世的史学巨著《三国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太学圆满结束学业的陈寿如父所愿步入仕途。后来，父亲去世，陈寿匆忙赶回家中为父居丧，丁忧期间忧伤成病，服药治疗，没想到，有一次奴婢奉上药丸，被到访的宾客看见了，为此遭到乡里清议，备受舆论谴责。陈寿清誉受损的同时累及仕途，多年不得升迁。蜀汉灭亡后，渐入中年的陈寿只好隐居在家里，苦读诗书，五年后（268）在司空张华的推荐下，36岁的陈寿被举孝廉，离开故乡南充赶赴晋都洛阳，担任西晋著作郎，专门负责编撰史书，人生从此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天下一统、相对太平的政治环境使得陈寿编撰《三国志》的设想成为可能。于是，在先前广泛阅读、大量积累的基础上，一部凝结了陈寿半生心血，长达65卷的鸿篇史学巨著终于编撰而成。《三国志》一问世就引起巨大轰动，晋惠帝在看过《三国志》后当即下诏，命令全国百姓每家每户都要抄写《三国志》，此举使得《三国志》中的故事很快就在民间普及。陈寿也因《三国志》而备受赞誉，升任治书御史。后来母亲去世，陈寿丁忧去职，回家居丧。按照母亲遗愿，陈寿把母亲安葬在洛阳，没有按习俗迁回老家，没想到此举再遭清议。魏晋时，有归乡埋葬、叶落归根的习俗，父母死后不回老家安葬被视为大逆不道、不守孝道之举，晚年的陈寿饱受非议，第二次因居丧违礼被朝廷贬黜。
几年后，仕途几经坎坷、始终郁郁不得志的陈寿在孤寂中病死洛阳，终年65岁。仕途失意的陈寿也许不会想到，倾注其半生心血的《三国志》在他死后的一千多年里始终被奉为经典，广泛流传。如果他老人家看到今天有那么多三国迷在捧着书本或守着电视读三国、品三国、煮三国，相信他那颗被清议戳伤的心一定可以获得不小的安慰。
（三）期丧违制
除了父母丧，期丧违制也在清议的范围之内。事实上，两晋时的官员居丧违制更多的是在期亲丧内，相对来说，三年丧违例的比较少。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三年丧在两晋时已经深入人心，得到了官僚士大夫的普遍认可和一致遵循，期丧违制的主要表现是丧内嫁娶和丧中宴乐。
晋惠帝元康二年（292），针对社会上“冒丧婚娶”之风的盛行，司徒王浑亲自主持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清议活动。先由十六个州的中正推选上报居丧违礼尤其是丧内嫁娶的官吏典型，司徒王浑将众官吏的违纪行为一一列明，一并上奏朝廷，请皇上按照“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妇，无齐衰嫁娶之文”的礼制对上报的违制官员进行惩罚，罢免官职，以正清议。被各州中正举报的情形分别是：太子家令虞濬居弟丧嫁女、镇东司马陈湛居弟丧嫁女、上庸太守王崇居兄丧嫁女、夏侯俊居侄子丧为儿子恒娶媳妇、国子祭酒邹湛居弟媳丧为儿子蒙娶媳妇、给事中王琛居兄丧为儿子棱娶媳、并州刺史羊暨居兄丧为儿子明娶媳妇、征西长史牵昌居弟丧为儿子彦娶媳妇。晋惠帝把王浑的奏折交给国子学商议，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晋惠帝下诏“下殇小功，不可嫁娶，俊等简忽丧纪，轻违礼经，皆宜如所正”。虽然上述官员在嫁女娶妇时，已经考虑到有丧在身，都刻意省去了结婚时应行的隆重而繁琐的六礼，采取了简易灵活的变通之术——拜时，即新娘子以简单的面纱蒙在头上，到夫家后由新郎官揭去面纱，跪拜公婆，就算正式结为夫妻了。但是，这样的变通仍然无法让那些捍卫名教礼制的礼法之士接受，最后，这些被清议的官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和贬黜。
东晋元帝时，庐江太守梁龛为妻子居丧，在即将期满除服的前一天，梁龛邀请了丞相长史周频等三十余人到其家中歌舞饮宴，把酒言欢。刚直不阿的丞相司直刘隗，上书弹劾，丞相司马睿果断裁决，当事者梁龛被罢免官职、削去爵位；周颉等三十余人明知梁龛服丧未满还欣然赴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所有赴宴的官员都被罚扣一个月的工资以示惩戒。细细想来，这梁龛着实有点不走运，如果能多坚持一天，也不至于晚节不保，以这种悲催的方式告别官场。
两晋时除了明令禁止居丧期间饮酒作乐、嫁女娶妇外，服制不当也会遭受清议，哪怕违制者就是掌管地方清议的州郡中正。晋明帝时，淮南小中正王式为继母居丧，因服制不当，被御史中丞卞壶上书弹劾，付乡邑清议后，被免除官职，终身弃用。王式的继母在前夫去世后嫁到王家，王式的父亲去世后，继母以妻子的身份服丧三年，服除期满后，继母在征得王式同意后回到了前夫家，由前夫家的继子为其养老送终，继母死后与前夫合葬。继母如母，按照儒家礼制，在父亲已死的情况下，王式应该为继母服齐衰三年。但是，王式认为继母在得到父亲允许的情况下返回前夫家，就意味着父亲与继母离婚了，所以，王式按照继母被休成出母的标准，为继母服齐衰一年的期丧。王式的行为惹来许多非议，御史中丞卞壶上书弹劾，认为王式没有谨遵孝道，而是依据继母的居处作出父母离婚的主观臆断，导致继母在世时不能以礼侍奉，去世后不能以礼安葬，生前死后王式都没有恪守孝道，这样伤风败俗、僭越礼教的人没资格居于端正人伦的中正之位。皇帝下诏将王式之事交由乡邑清议，一番毫不留情的口诛笔伐之后，王式被永久开出了公务员队伍，终身不得为官。
耐人寻味的是，不仅服制过轻会受处罚，服制过重也是违礼之举，难逃惩戒。晋康帝时，汝南王司马统和江夏公卫崇为表孝心，为庶母服丧三年，他们的行为受到很多老百姓的赞誉。但是，此举却遭到名教礼法人士的强烈反对，因为按照嫡庶有别、尊卑不同的原则，为庶母只能服五服中最轻的缌麻之丧，司马统与卫崇显然是纵情越礼，行孝过度了。尚书令顾和上书弹劾二人，指出如果不及时纠正这种行服过重、违反礼度、放纵私情的行为，势必会造成因不守礼而有损政道、破坏纲常，最终影响国家治理。晋康帝采纳了顾和的建议，下诏对行服过重者进行贬黜，以示惩戒。
通过这个例子不难看出，统治者口口声声宣扬礼法、维护孝道，说穿了不过就是打着孝的幌子、披着孝的外衣维护嫡庶有别、贵贱有分、尊卑不同、等级森严的封建宗法制度，最终还是为巩固皇权和封建专制统治服务。孝道、礼法不过就是御民治天下的工具罢了，不管多高尚多华丽的外衣一旦被脱下，呈现于眼前不外乎就是赤裸裸的社会等级观念。皇帝的新装也许瞒得过天下人的眼睛，但任凭谎言多美丽，终究也无法将丑陋的事实掩盖。
遭谈即贬、让官员闻之色变的乡邑清议，向来被视为最公正，贯彻以孝治国最彻底、最坚决，但是，在遭遇“期丧不废乐”的权臣谢安和桓玄时，无一例外地选择了闭上双眼，视而不见。由此可见，清议的虚伪性，甚至有的时候，清议直接沦为权力倾轧、打击政敌、排除异己的坚矛利器，如前面提到的陈寿，晚年被贬，表面上看是因为未按礼制送母亲遗骨回乡安葬，但是真正的原因却是他刚直不阿，不肯曲意逢迎，秉笔直书，得罪了不少当世权贵，以致后来稍有不慎，落人口实，被人抓住居丧把柄，惨遭报复。
由此可见一朝遭清议，往往就意味着丢官降职仕途不保。清议直接决定着士人的品第升降和仕途升迁，成为当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两晋时期，不少名仕遭清议牵累，仕途受损。
虽然清议一度被权臣和世家大族控制，成为朝廷政治斗争的工具，但是，作为维护孝道和整肃风纪的工具，清议在推行三年丧制和督促官员丁忧方面确实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清议对官员居丧行为的监督和处罚，使丁忧被官僚士大夫阶层广泛认可，成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由于清议对违制官员的处罚多为罚俸、降品、降职、免官和终身不录等行政性处罚，还未上升到更为严厉的法律制裁的层面，所以，两晋时，丁忧作为一种强制性规范还只是强制行政性规范，并未正式入律上升为强制性法律规范。
四、士人因孝避仕，官员拒绝夺情
司马氏以孝立国，尊崇孝道，个中原因纷繁复杂，除了祖籍孝子之乡儒学传家的三分自愿外，另有七分就是迫于政治无奈了。他一方面弘扬孝道，以儒家名教为御民工具，维护其君权统治所依赖的等级分明、贵贱有别的社会伦理秩序；另一方面的无奈，则是源于魏晋门阀士族的社会性质。魏晋士大夫只知有家，不知有国，能从家族中获得想要的一切的魏晋士人宗族本位意识很强，忠君观念相对淡漠。在他们眼里，家族比国家更重要，孝亲比忠君更实际，相比于汉代士大夫以国为重、君大于亲的群体自觉，受玄学影响，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魏晋士大夫已经从家国天下的紧张束缚中解脱出来，更倾向于关注自我和家庭。
在司马氏的宣扬号召，门阀士族的极力推荐和玄学、佛道等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下，魏晋时期的孝道思想出现了让统治者颇为头疼却也无可奈何的一种倾向，即忠孝关系发生倒错，原本屈于下位，服务于忠的孝，渐渐占据上风，成了主导，形成了孝重于忠、孝先于忠的全新的忠孝观念。这种观念一经形成立刻反映到实践层面，在居丧方面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居丧过礼，哀毁灭性现象的多发和官员因孝避仕，拒绝夺情。
（一）《陈情表》——李密孝心感天动地
千古名篇《陈情表》自问世以来，感动了无数仁人志士，苏轼曾评价说“读《陈情表》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孝”，西晋文学家李密也因此被誉为中华第一孝子。尽管李密孝行并非祖母死后丁忧期间发生，《陈情表》也并不是因为丁忧拒绝起复的宣言，但是，这个故事切切实实告诉我们，丁忧守制在这一时期是远远超越夺情起复的。
李密（224~287），名虔，字令伯，犍为武阳（今四川省彭山县东）人。李密小时候家境不好，接连遭遇不幸，出生六个月后父亲去世，四岁那年，母亲何氏被舅舅强迫改嫁，本就体弱的李密因想念母亲忧伤成病，幸亏有祖母刘氏对他关怀备至，亲自抚养他长大。李密和奶奶相依为命，结下了无比深厚的祖孙情。
知恩图报的李密长大后对奶奶非常孝顺。每次奶奶一生病，他都伤心不已，痛哭流涕，衣不解带在奶奶床前侍奉左右，奶奶的饭菜、汤药都是他亲自尝过，确保无误之后才给奶奶服用。李密对奶奶的孝心闻名乡里，远近皆知。李密不仅秉性善良而且聪明好学，酷爱读书，曾经拜一代名儒谯周为师，求学刻苦，废寝忘食，精通五经，文采出众，谯周的门生们对其赞赏有加，把他比作孔子的得意门生游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