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丧期间，孝文帝严守礼制，起居简陋，粗茶淡饭，不食酒肉，三年内没和妃嫔同寝，哀毁过礼，几至伤身。孝文帝成为晋武帝之后又一个带头执行三年丧的帝王，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能真正居丧三年的帝王之一。孝文帝有如此大孝之举，一方面源于他对祖母冯太后发自内心的敬爱，当然，除了祖孙情深，情意所致外，也不乏其他目的的驱动。当时，孝文帝的汉化改革面临重重阻力，可谓举步维艰，冯太后的丧礼成了改革突出重围的绝好契机，借为太后居丧之际，孝文帝大力推行三年丧，促进北魏礼制的汉化改革。拓跋宏的这步棋走得非常妙，一招居丧妙棋盘活了改革全局。在孝文帝的积极倡导下，大臣的三年之丧也慢慢恢复。
太和二十年（496），孝文帝下诏，严格规定如果不是因为战争，父母去世后，大臣必须居丧三年。除此之外，孝文帝还亲自给群臣讲解居丧所穿的丧服和居丧礼仪，进一步推动了三年丧礼的流行。在孝文帝的大力推行下，官员丁忧终于实现了由礼入律的历史性跨越，由原来的道德性规范上升为法律性规范，对官员居丧违制的惩罚由相对较轻的行政制裁变成了更为严厉的刑事制裁。
魏宣武帝延昌二年（513）春天，偏将军乙龙虎的父亲去世，按照规定，朝廷给了他27个月的丧假。乙龙虎乖乖在家待了27个月后，回到军府请求除服上任，没想到一回来就遭到领军元珍上书弹劾，理由是乙龙虎服丧未满，冒哀求仕。根据北魏《违制律》“居三年之丧，而冒哀求仕，五岁刑”的规定，乙龙虎在丧期未满的情况下请求复职就相当于冒哀求仕，依律应判五年有期徒刑。乙龙虎觉得很委屈，自己明明在家待了27个月，一天不落，怎么就丧期未满了呢？原来，关于三年丧期的具体时长，因为对古人“中月而襢”四个字的理解不同，出现了郑玄的27月说和王肃的25月说。两晋之前较为流行25月说，而北魏时的三年丧采用的则是郑玄的27月之说，即服丧三年其实就是服满27个月，但是闰月不能计算在内，也就是说，如果居丧期间遇到闰月的话，实际要服28个月才算服丧期满。乙龙虎居丧期间正好遇到闰月，可是他忘了扣除，把闰月也计算在里面了，这样的话，按照礼制就少服了一个月。虽然乙龙虎是无心之过，主观上并无恶意，但是，无奈元珍非常固执，力谏到底。最后，在大臣崔鸿极力为其开脱的情况下，乙龙虎还是难逃惩戒，被打了五十鞭子，小以惩戒。
由此可见，北魏时期，朝廷对官员居丧违制的处罚是非常严格的。此后，丁忧制度愈加严格。神龟元年（518）8月，魏孝明帝下诏，“自今虽金革之事，皆不得请起居丧”。一改过去金革夺情的传统，规定即使发生战争，也不能谋求起复，不论文臣还是武将，必须服满三年，方可起复。
在魏孝文帝的努力下，先秦儒家提倡的三年丧终于由礼入律，由先前的道德软约束变成了以刑事制裁为后盾的法律硬约束。丁忧对官员而言，由原来的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得到了更为普遍的执行。以三年丧为主要内容的丧礼改革只是北魏汉化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它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无可替代，在改革陷入困境，踯躅不前的时候，冯太后去世，使丧礼改革成了孝文帝冲出重围的突破口，进而激活了改革全局。
北魏作为一个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能够在弱肉强食的政权厮杀中存活下来并统一北方，主宰中原近百年，得益于统治者的审时度势和远见卓识。在充分意识到文化落后的弊端和潜在危险后，敢于打破陈规，革除旧俗，勇于创新，积极借鉴汉族先进文化，取长补短，正是这种“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治国策略，让这个来自蛮夷之地的非汉族政权统治了黄河流域一百多年。当然，北魏的汉化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期间也是阻力重重，经历了水滴石穿的漫长演进。丁忧制度在北朝的推广如同整个社会的汉化改革一样，循序渐进，逐步升级，从最初的既葬除服到鼓励三年丧，从官员的自觉居丧到强制执行，从最初的居丧违制不受处罚到后来法律规定“冒哀求仕五年刑”的刑事制裁，丁忧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得到了有史以来最为严格的执行。
六、严格丁忧之南朝
（一）统治者兴儒重礼，梁武帝萧衍为父丁忧
南朝（420~589）是东晋灭亡之后相继建立于南方的四个朝代的总称，依次是宋、齐、梁、陈。它们存在的时间都相对较短，其中疆域最大、实力最强、统治时间最长的刘宋不过59年，时间最短的南齐仅有23年，是我国历史上朝代更迭比较迅速的一个时期。纵览南朝历史，短短170年间，宋、齐、梁、陈四个王朝你方唱罢我登场，似乎正验证了古人那句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虽然，他们最终都以惊人相似的轨迹迅速衰落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统治者都抱着“王朝终短暂，行乐需及时”的消极心态在龙椅上醉生梦死混日子的，也有不少君主怀揣着政通人和、江山永固的美丽愿景或多或少地努力过，其中也不乏一些相同的治国之术和为政理念，比如，兴儒复礼、经学治世就是诸多君主颇为青睐的御国之策。
南朝统治者重视儒学一方面是源于现实的政治统治的需要。当年董仲舒给传统儒学做手术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服务于封建皇权政治。儒学系统里反反复复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和体现亲疏远近、尊卑有别的丧服制度，在稳固封建等级秩序和君主专制统治方面的作用无可替代。魏晋以来，玄学盛行，儒学式微，名教礼法惨遭破坏，官员士人纵情越礼，种种社会乱象给后来的统治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从前朝的覆亡中得到了教训，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巩固皇权统治，必须充分利用儒家思想中那些有利于强化皇权，维系统治的内容，特别是儒家的礼教规范。为了复兴儒学，弘扬礼法，南朝的历代统治者几乎每人都要发布几道兴学重教的诏书。除了广泛发动舆论宣传，帝王们还经常视察国子学，面对面地考查学生，成绩优秀、表现突出的往往得到重用。负责传道授业的老师们则经常得到皇上的赏赐。君主的一系列兴学举措，极大地激发了士人学子读经习儒，尚学守礼的热情。虽然南朝170年间，政权更迭频繁，江山几度易主，但是不管谁主天下，国子学基本上都能正常运转，乱世之中还能岿然不动，久开不败，完全得益于统治者对儒学礼教的重视。
投之以李报之以桃，国子学也没让帝王们失望，培养出一大批忠君爱国、明礼守法的才学之士，为南朝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南朝普遍重礼兴儒，除了客观上的政治统治需要外，还跟帝王们自身水平很高的学术涵养不无关系，宋齐梁陈四朝的开山祖师虽然个个都是篡位夺权的谋逆之臣，但他们并非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草莽之众。相反，其中不乏博学多才的饱学之士，在众多才学出众的南朝帝王当中，梁武帝萧衍绝对算得上是个文武双全、才学满腹的君中翘楚。
萧衍（464~549），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中都里（今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万绥村）人。萧衍是兰陵萧氏的世家子弟，汉朝名相萧何的二十五世孙。萧衍和南齐皇室有着很密切的血缘关系，他的父亲萧顺之是南齐开创者齐高帝萧道成的族弟，曾经做过侍中、卫尉等高官。萧衍后来之所以能建功立业，并最终称王称帝，与他显赫的家族背景不无关系。
萧衍天资聪颖，喜欢读书，小小年纪就满腹经纶，在文学方面表现出卓越的天赋。当时他和范云、萧琛、任昉、王融、谢朓、沈约、陆倕七人一起游于竟陵王萧子良门下，被时人称为“竟陵八友”。这八个人都是南齐颇有名望的一代文人，其中以沈约与谢朓的成就最高，吴融、范云次之，不过，这八个人当中，数萧衍的胆识最高。在隋炀帝正式创立科举制度之前，中国的官吏基本上是世袭和荐举两种形式，所以，家族背景尤其重要。特别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更注重门第观念，若不是出身于名门世家，想做官是非常困难的。萧衍因为有先天的家族背景，再加上他个人出众的才学，所以一入仕就得以在卫将军王俭手下任职。他思维敏捷、处事果断，和同事以及上司关系融洽，深得王俭赏识，不久即被提为随王的镇西咨议参军，几年后，升任太子庶子和给事黄门侍郎。齐武帝病逝后，新君无能，沉迷酒色，不理政务，萧衍出谋划策，帮助朝中权臣、西昌侯萧鸾连续废杀萧昭业、萧昭文兄弟二人登上皇位，是为齐明帝。当了皇帝的萧鸾投桃报李，立刻提拔萧衍为中书侍郎，后来又升为黄门侍郎。从此以后，萧衍的地位开始显赫起来。
在萧衍辅佐萧鸾做皇帝的第二年，北魏的孝文帝亲自率领30万军队进攻南齐。大敌当前，萧衍挺身而出，主动请缨充当先锋，带领手下和北魏军队交战。在萧衍的指挥下，齐军前后夹击，魏军接连败退，溃不成军。立了大功的萧衍被任命为太子中庶子。公元497年秋天，不甘失败的北魏军卷土重来，萧衍没能再续辉煌，齐军惨败，死伤无数。深受齐明帝信任的萧衍并没有因吃了败仗受到责罚，反而被委以重任，做了雍州刺史，负责雍州的防务。以后，萧衍就有了属于自己的大本营和根据地，这为他以后暗中积蓄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就破茧而出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他日后弑君篡位、夺取江山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