弑君夺权的齐明帝萧鸾只做了五年皇帝就病死了，他的儿子萧宝卷即位，这就是昏庸无能的东昏侯。东昏侯治国无术，却生性残忍，登基之后便大开杀戒，很多大臣无辜被害，功臣良将也难幸免。朝中上下怨声载道，萧衍也对这位新君心生不满。哥哥萧懿被冤杀后，萧衍终于忍无可忍，起兵征讨，很快就消灭了众叛亲离、民心尽失的东昏侯，拥立齐明帝萧鸾的第八个儿子萧宝融登基，这就是南齐的最后一位君主齐和帝。这时萧衍升任大司马，掌管中外军国大事，权倾朝野。虽然齐和帝不过是傀儡一个，萧衍已经成为南齐的真正主人，但此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萧衍已经不能容忍有人在他之上，屈为人臣了，哪怕只是名义上的君臣。于是，自曹魏以来，上演了好多次的戏剧性一幕又重新上演了，只不过主角换成了萧衍，配角变成了萧宝融。照旧是所谓的“皇帝下诏，大臣恳请，民心所向”，主角自是上承天命，下顺民意，推辞不得，一出国人早已熟悉不过的禅让大戏又被当事者认认真真、一本正经地演绎了一番。只可惜几百年来，故事的时间在变，地点在变，人物在变，但结局从未改变，大公无私主动把江山社稷拱手让人的配角最后总免不了被捡了大便宜的主角残忍诛杀。历史就是这样残酷，对于皇帝而言，皇位和性命从来是不分家的，一旦皇位没了，命也就保不住了，这是故事的一开始就被写好的结局，只不过配角谢幕的方式略有不同罢了。这次，15岁的萧宝融被迫吞金而亡。
公元502年的农历四月，萧衍在都城南郊登坛，祭告天地，正式接受文武百官跪拜朝贺，建立大梁帝国。抛开弑君篡位不说，不管是执政业绩还是个人才学，在南朝诸帝中，梁武帝萧衍都算得上出类拔萃。
自幼饱读诗书，经学造诣很深的梁武帝上任后陆续发布了很多重儒兴学的诏书，一再重申朝廷通经习礼的人才选拔标准。除此之外，梁武帝还扩招国子学，设置《五经》博士，开设士林馆，修建孔子庙，广泛发动士人、鸿儒、太子、官员开馆讲学、交流研讨，极大地促进了儒家经学的研究和传承。贵为一国之主的梁武帝还亲自撰写《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经学研究专著二百多卷，以半个文人自居的他还时不时地在朝堂上给大臣们传经布道，答疑解惑。
天监十一年（512），梁武帝又命人制成吉、凶、军、宾、嘉五礼，共一千余卷，八千零十九条，颁布施行。一时间社会风气焕然一新，人人守礼，户户有节，朝廷内外，井然有序。平心而论，梁武帝的经学造诣绝对不亚于硕学大儒，古代帝王里能与之相提并论者屈指可数。在这位典型的学者型帝王的推动下，南朝的经学研究愈加繁荣，名教礼法得到广泛尊显。
梁武帝不仅学术方面造诣精深，实践中，也绝对算得上习经守礼、笃守孝道的标兵和模范带头人。6岁那年，母亲去世，孝顺的梁武帝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哭泣哀伤程度远远超过了成年人，亲戚朋友无不赞叹。很多年后，父亲去世，当时任随王参军的梁武帝正随军驻守在荆州，闻讯后，梁武帝连夜递上辞呈，快马加鞭，星夜兼程，风雨无阻，滴水未进，一路长途奔袭，马不停蹄，等他赶回京城，亲友们差点没认出来，原本身强体壮的他经过一番长途跋涉早已身形消瘦，憔悴不堪。祭拜父亲时，伤心欲绝的梁武帝昏倒在地，久不醒来。居丧期间，梁武帝难抑哀伤，泪如雨下，总是哭到吐血方止。丁忧三年，不碰酒肉，每天只吃一点粗粮，几乎哀毁伤身，其孝行，感动了周围所有人。
梁武帝不仅身先士卒，克己修身，还非常重视对皇族子嗣和官员大臣们的督导教化，在他的影响带动下，梁朝的王公大臣、皇室后裔个个崇文尚礼，饱读诗书，以居丧三年为代表的名教礼法在朝野内外得到普遍遵守。
（二）对丁忧违制的清议处罚更加规范、严格
南朝是在东晋灭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宋齐梁陈四个政权的统称，宋朝的开国皇帝刘裕可以说是东晋的掘墓人，是他亲手断送了司马氏的江山。但是，在东晋废墟上走来的继任者，一定意义上又是东晋王朝的继承人，他们继承的不只是黄河以南的半壁江山，还有东晋时期的文学艺术、宗教伦理和风俗习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他们捍卫了汉族政权，保护了传统的华夏文明不被外族所灭。就这点而言，南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还是相当重要的，至少在中华文明的一脉相延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丁忧制度就是南朝对东晋继承的内容之一，宋、齐、梁、陈四朝无一例外地沿袭了这一礼制传统，对丁忧违制者的惩罚也和东晋一样，以清议为主。只不过，与晋时相比，此时的清议相对而言更加规范，对违制行为的处罚也更为严格。
两晋时期，清议还只是一种单纯的道德惩罚手段，对违制者的处罚多为罚俸、降品、免官、废黜甚至终身不录，最严厉的处罚也不过就是剥夺被清议者今生今世入朝做官的资格罢了。就性质而言，以上处罚皆属行政性制裁，并未上升到法律层面，而且那时的清议主要靠上级官员上书奏请进行，要不要提起清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上级官员的主观决断，带有一定的随意性。
南朝时，清议的性质发生改变，不再是带有很大随意性的道德制裁和行政处罚，而逐渐发展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科条。当然，清议性质的这一转变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拉开南朝大幕的刘宋王朝，对居丧违礼的清议处罚和晋代相似。比如，南朝著名史学家、《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曾先后两次因居丧期间的不当行为遭到清议。第一次是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冬，扬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的母亲王太妃去世。范晔作为刘义康的昔日下属和同事前往刘府帮忙料理丧事，在刘母下葬的前一天晚上，范晔和当晚值班的弟弟范广渊一块邀请了一位朋友，偷偷躲在屋里喝起酒来，几杯酒下肚，醉意蒙眬，范晔一时忘情，竟推开窗子，借着窗外的挽歌饮酒助兴。后来，事情传扬出去，刘义康大怒，范晔遭到弹劾，被贬为宣城（今安徽宣城）太守。正是这次贬官，使范晔深受打击，仕途上的坎坷勾起了他内心深处的某些隐痛。原来范晔虽然出身名门，但他本人却是个妾生的庶子，嫡庶之别是官僚世家不可逾越的鸿沟，出身就决定了子女们的社会身份。范晔的母亲把他生在厕所里，并且碰伤了他的前额，自出生之日，范晔就被家里人瞧不起。嫡母所生的哥哥范晏嫉妒他的才学，经常骂他，认为他是终家破族的祸害。父亲范泰也不喜欢范晔，早早地将他过继给了伯父范弘之。屈伸荣辱与宦海浮沉，使得范晔心情十分苦闷。到宣城任太守后，他开始从事后汉史的编纂工作，企图用这种方式排解心中的痛苦。果不其然，史事的研究，瞬间打开了他的眼界，使他的内心豁然开朗。凭着个人对历史问题的理解，范晔开始着手编纂他自己的《后汉书》，这一年，他35岁。按照地方官吏六年一任的惯例，永嘉十五年（438），范晔离开宣城，调任为长沙王镇军长史，并领衔为宁朔将军。第二年，范晔的嫡母在宜都去世。那时，范晔的哥哥范暠在宜都做太守，父亲去世后，嫡母一直跟着亲生儿子范暠生活。按照儒家礼制，嫡母去世，范晔应该即刻启程奔丧。但是他从小被家人歧视，向来对这位嫡母没什么感情，所以故意拖延，迟迟不肯上路。后来，不得不动身了，他竟不顾礼教，公然携带姬妾随行。
范晔一系列的违礼行为，受到了御史中丞的弹劾，再次遭到清议。不过，这次得益于宋文帝的庇护，范晔没有被治罪。由此可见，在刘宋时期，对官员丁忧违制的处罚并不十分严格，仍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刘宋以后，对居丧违礼的惩罚越来越普遍，惩罚手段也越来越严格，梁、陈时期，对官员丁忧违制的清议处罚已经发展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科条。在梁律和陈律中，都有居丧违制、终身不齿的规定，伴随着清议处罚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南朝清议的威力和作用较之魏晋大为增强。魏晋时期，主持清议的中正权力较大，既可以对被清议者降品也可以自行解除禁锢，对被清议者复品，也就是说，中正即享有让被清议的官员改过自新，重新做官的权力。但是，随着皇权的加强，法律规定，犯清议者终身不齿，这样一来，中正就没有了解除清议禁锢的权力，遭清议的官员士人要想消除清议带来的不良影响，摆脱清议禁锢，重新获得入仕为官的资格，只能寄希望于最高统治者，由皇帝颁布特赦诏令，以皇权的名义洗除清议所定的罪名，给那些触犯清议的官员士人悔过自新、重新做官的机会。伴随着皇权在解除清议禁锢方面的力量加强，中正的权限相对减弱了，只有主持清议的资格而没有解除清议的能力。这是南朝清议较之魏晋的一个明显变化，同时也说明，皇权在官员管理和人事调配方面的影响在加强，皇帝的权威也在这一进一退之间进一步彰显出来。自刘宋以后，每有王朝更迭，新君上位，在即位诏书里总免不了类似“其犯乡论清议，一皆荡涤洗除”这样的内容，以显皇恩浩荡，恩宠之盛。否则，如果没有皇权的法外开恩，特别恩典，遭清议者就只能被朝廷废弃终生，永无出头之日了。很多年后，清人顾炎武针对南朝的清议曾发出这样的感叹：“乡论之污，至烦诏书为之洗刷。”由此可见，清议在监督官员守制，维护名教礼法，巩固人伦秩序方面所起的作用相当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