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人离世，家属通过居丧的形式表达内心的悲痛，原本是一种很自然的情感表达。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先驱，提倡守丧三年，也多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鼓励人们懂得感恩，知恩图报，是对最朴素的人伦情感的肯定和鼓励。但是，后来由于政治需要，儒家最初提倡的孝道被人为地改造成了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工具。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以后，儒家伦理道德成为封建统治者御囯御民的不二法典。
孝道原本是维护家庭和睦，适用于家庭内部亲子关系的伦理规范，强调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和道德义务。但是，在中国古代家国同构的特殊政治体制下，衍生出一种君父与子民的虚拟血缘关系。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放大，皇帝就是全天下最大的家长，是所有老百姓的衣食父母。在这种君父一体的观念影响下，儒家的伦理规范便与国家政治有机地融为一体，从治家层面上升到治国层面，从一种内在的道德制约外化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最终成为统治者掩盖残酷的封建等级统治的温情面纱。
一、丁忧制度与以孝治国
在家国一体的皇权政治社会，皇权的巩固离不开忠臣，培养忠臣的最有效途径就是“教孝求忠”，即所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自汉朝确立了以孝治国的基本方针后，各朝统治者无不绞尽脑汁，在孝上大做文章。一方面广施教化，旌表孝子，在社会上大力营造行孝、向孝之风；在宣传教化的同时，不忘发挥严刑酷法的威慑作用，不孝历来被作为十恶不赦的重罪，严惩不贷。
与教普通老百姓行孝相比，统治者更注重官员士人的孝行孝举。因为，各级政府官员，既是治国理政的真正主体，又是万民百姓的行为标杆，作为皇帝和百姓之间的传声筒，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本身便具有非常强的导向作用。国家的大政方针能不能得到贯彻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官员。“君子德风，小人德草”，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身为百姓父母官的他们阳奉阴违，欺上瞒下，自然会造成不好的示范效应，不利于稳固江山社稷。所以，历代统治者尤其注重向官员灌输“退家则尽心于亲，进官则竭力于君”的忠孝观念，积极发挥官员在以孝治国方面的模范带头作用。
统治者之所以如此重视培养官员的孝道，不外乎是看到了孝道伦理在维护封建君主专制方面的特殊作用。众所周知，“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关于统治者为什么要求官员丁忧，明朝罗伦分析得鞭辟入里，“子有父母之丧，君命三年不过其门，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诚以居家孝，故忠可移于君。为人臣者未有不孝于亲而能忠于君者也，为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由此可知，在维护皇权统治方面，儒家的忠孝伦理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事亲不孝势必为臣不忠，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似乎忠孝不能分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没有矛盾冲突。虽然君主政治总是有意无意地淡化和弥合忠孝矛盾，但是，作为两种不同的行为规范，在各自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发生碰撞冲突是在所难免的，所以，就有了士人自古忠孝难两全的感慨。
忠孝不能两全时，该何去何从？对于那些既为人臣又为人子的官员而言，似乎没有太多的选择空间。因为在忠孝的二元关系中，孝为本，忠为用，孝是手段，忠才是目的。君教臣以孝的根本目的是于孝取忠，移孝作忠，忠君爱国才是封建帝王的终极目标，孝不过是培养忠臣的手段和方式罢了。所以，当忠孝抵牾、不能两全时，统治者无一例外地要求臣子亏孝全忠，殒孝尽忠。这一点，在官员丁忧被夺情时体现得淋漓尽致。
官员丁忧是统治者以孝治国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官员尽孝的主要形式。因为，古时为官多离家千里，很少待在父母身边，由于交通不便、路途遥远、假期太少、公务繁忙等原因，有些官员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次家，有的甚至十几二十年也回不了家。比如明朝的一代名臣张居正，就曾经十九年没有回家见父母。所以，晨昏定省、床前尽孝的机会自然少之又少。父母去世之后，居丧守制便成了仕人表达孝心、弥补未能养亲之遗憾的主要方式。
自西汉开始，统治者渐渐把为父母居丧的这种自觉的孝行上升为一种强制性道德规范，先是在诸侯王室中开始推广，慢慢的，逐渐演变为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管理制度，适用于大大小小各级文武官员。唐宋时期，丁忧制度全面入律。从此，丁忧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行政人事制度，成为更具约束力的法律行为。各种居丧违制的行为表现及对应的惩罚措施都在律令中详加规定，从而使官员的丁忧行为更加明确具体，政府对官员丁忧的管理也更加严格规范。唐宋以后，丁忧制度原则上没有大的改动，即使在异族统治下的元朝和清朝，丁忧制度作为彰显孝道和维护社会人伦秩序的有效手段，也被很好地保留了下来，并且有了新的发展。可以说，丁忧制度是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相伴相生的一种封建职官管理制度，从诞生之初，就是为君主皇权服务的。两千多年来，它始终不改初衷，认认真真地履行自己的使命，直到封建帝制时代结束，丁忧制度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政治使命，彻底告别历史舞台。
二、忠孝面前官员的艰难选择
官员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在其丁忧守制，以尽人子孝道的同时，势必会对朝廷的公务造成影响，尤其是那些平日深受国家倚重，能给皇帝出谋划策或在危急时刻能左右时局、力挽狂澜的股肱要员。他们的在与不在，会直接影响到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江山社稷的生死存亡。对于这些人，基于国家需要或皇帝的个人需要，往往会被夺情，要么不予解官，在任守制，即像往常一样正常办公，工作之余持服守制；要么是居丧未满，提前起复。
作为丁忧制度的变通，夺情一旦付诸实践，势必会引起官员尽孝还是尽忠的矛盾冲突，忠孝的矛盾在丁忧与夺情的取舍间骤然激化。丁忧尽孝还是夺情尽忠？根据史料记载，丁忧官员面对朝廷的夺情起复，态度不一。有的欣然从命，喜不自胜；有的则是百般推辞，极不情愿。不管是心向往之、心甘情愿还是迫于君威、情非得已，在这个二选一的抉择面前，大部分官员都会以国事为重，乖乖服从朝廷的安排，夺情起复，亏孝全忠。
历史上丁忧被夺情的例子数不胜数，我们在叙述历朝历代的丁忧名人、守孝故事时提到了太多太多。如著名的南宋抗金将领岳飞。大宋江山风雨飘摇之际，为保社稷宋高宗三下起复诏，岳飞强忍丧母之痛，以国为重，含泪起复。在驰骋疆场，尽忠报国的同时，也谱写了个人“青山有幸埋忠骨”的华彩人生。下面我们再讲两个丁忧名臣的故事。
（一）六道奏疏拒夺情，宰辅守孝留美名
朱元璋打下江山后，大明王朝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在仁宗、宣宗时期达到了极盛。然而就在此时，盛极而衰的明王朝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下坡路。明朝中叶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社会危机层出不穷，但都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明王朝的皇帝虽然个个奇葩，少有明君，但是千疮百孔的江山社稷总能在风雨飘摇中苦苦支撑，不至于全盘崩溃。究其原因，是因为统治阶级内部不断涌现出一些能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掌握大局的有识之士。正是他们，成了大明江山的中流砥柱，在皇帝昏庸、天子失道的情况下，仍然能驾驭着明朝这条破船，在大风大浪里踯躅前行。在明朝的诸多杰出政治家中，历任武宗、世宗两朝宰辅的杨廷和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杨廷和，四川新都人，生于明朝天顺三年（1459）。在父亲的启蒙下，杨廷和从小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天赋和智慧。在他刚开始学说话的时候，父亲就教他《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一类的文章，在他的手刚能抓住东西的时候，父亲就教他学习毛笔字，在别的小朋友刚开始读一些启蒙读物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研究四书五经和八股写作了。因为起步早，所以一路走来，杨廷和总是走在别人前面，人家刚开始考秀才，12岁的他已经中了举人；人家考举人时，19岁的他已经成了宪宗成化年间最年轻的进士。年少得志的杨廷和在科考之路上走得顺风顺水。
孝宗弘治二年（1489），杨廷和进翰林院任修撰，因为参与纂修《宪宗实录》晋升为侍读，侍奉皇太子（即后来的武宗朱厚照）讲读。后来因编撰《会典》有功，破格提拔为左春坊大学士。武宗正德二年（1507）年初，由詹事入东阁，专门负责诰敕。在抵制宦官专权的斗争中，得罪了执掌大权的司礼监大太监刘瑾，被降为南京吏部左侍郎，五月升迁为南京户部尚书。三个月后因修书有功调回到京城，晋升为文渊阁大学士，开始参预朝中机务。正德五年（1510），河北爆发了大规模的刘六、刘七农民起义，杨廷和镇压有功，晋升为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正德七年（1512）十二月，杨廷和升任内阁首辅，在这个权力与风险并存的岗位上，身处风口浪尖的杨廷和委曲求全，百般周旋，艰难地行使首辅的职责。
众所周知，在明朝两百多年的历史中，明武宗朱厚照无疑是十六位皇帝当中最荒唐的一个。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按理说中兴令主朱佑樘的儿子应该也差不到哪里去，可是，现实却非常不尽如人意。15岁登基的朱厚照完全没有继承父亲明孝宗的优良品质，备受宠爱，养尊处优的生活让朱厚照丝毫没有居安思危的意识，更没有勤政爱民的美德。这位童心未泯的皇帝整天只想着寻欢作乐，追求刺激，四处巡游，不理朝政，从来不把国事放在心上。
皇帝昏庸，奸佞当道，作为皇帝的老师，又是内阁首辅，杨廷和一边小心翼翼地替皇上打理朝政，一边苦口婆心地进谏劝说。无奈，忠言逆耳，杨廷和的良苦用心不但没有得到武宗的积极回应，反而让皇上倍感约束，心生反感。杨廷和的隐忍并没有得到大臣们的理解，在他们看来，杨廷和身为百官之首，只知道明哲保身，入阁多年，毫无建树，完全不理会臣民的托付，既不替百姓谋福祉，也不为君王分忧愁，失信于民，不忠于君。面对同僚的指责和百姓的埋怨，杨廷和心灰意冷，多次向武宗递交辞呈，请求告老还乡。无奈，无心政务的武宗虽然讨厌杨廷和整天唠唠叨叨，可是，作为天子，他又非常需要杨廷和这样一个既踏实肯干又忠心耿耿的帮手替自己处理那一摊子让人头疼的政务，他怎么舍得放杨廷和走呢。夹缝中的宰辅大人只能牙齿打落和血吞，万般委屈一个人默默承受。
正德十年（1515）三月，一个可以让自己远离官场纷扰的机会来了。三月的一天，杨廷和下班回到家，老家派人送来消息，14年没见面的父亲生病去世了。听闻此噩耗，杨廷和悲痛万分，他自幼受益于父亲的谆谆教诲，父子俩感情很深，这些年来忙于公事，聚少离多，本想建功立业让他老人家欣慰。可惜，无奈时运不济，碰上了一个不学无术、昏庸到家的主子，使得自己的满腔抱负无处施展，不仅没有给祖上争得荣耀，反而备受世人诟病。想到自己辜负了父亲的殷殷期望，杨廷和内心无比悲愤，立刻上书皇上，请求回籍丁忧。
武宗接到杨廷和的请辞奏疏，立刻慌了手脚，他素来不问政事，老师一走，自己如何是好。思虑再三，他决定下旨夺情，于国于己，都不能没有杨廷和。没想到，此时的杨廷和吃了秤砣铁了心，一口气连上了六道奏疏，态度坚决，情真意切，“臣自母丧至今，不得见父者十有四年，一旦抱恨终天，冀得早从礼制……臣若未即就木，尚有十年堪备任使，是臣以三年报父，十年报陛下；是臣尽孝之日少，尽忠之日多也”。三年报父，十年报君，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武宗也不好再强人所难，只得同意杨廷和回籍守制。
可是杨廷和一走，武宗就后悔了，各种琐碎的事情像一粒粒冰雹劈头盖脸地向他砸来，以前有杨廷和在，他从来不知道，原来这个国家有那么多事情等着自己去处理。千篇一律的奏折把他折磨得一个头两个大，每批一份奏折，每作一个决定，他都焦虑万分，生怕自己一不小心酿成大错。身心极度疲惫的他突然想起了英年早逝的父亲，当年的明孝宗勤政爱民，日理万机，废寝忘食以致积劳成疾，年纪轻轻就撒手人寰。亲眼目睹了父亲自我毁灭的悲剧，武宗无比恐慌，他可不想像父亲那样，被国事累死。从父亲身上，他似乎得到了另外一种启发，那就是人生须行乐，想吃就吃，想玩就玩，至于是不是一个好皇帝，他才不关心。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明武宗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顶级玩家，斗鸡、打牌、斗蛐蛐，皇帝样样精通。
面对堆积如山的奏折，急得跳脚的武宗想起了杨廷和，他也顾不得什么君无戏言之类的话了，立刻下令内阁给远在四川老家的杨廷和下了一道夺情起复的谕旨。传旨钦差丝毫不敢懈怠，一路快马加鞭向四川奔去，长途奔袭，竟累死好几匹马。虽然武宗在圣旨中对杨廷和丁忧一事深表不满，批评他因徇私情，废了公事，并用威胁的口吻责令他立刻起复。但是，杨廷和仍旧不为所动，立刻手书一封，再次拒绝了皇上的夺情美意，固执地将守制进行到底。明武宗见杨廷和如此决绝，也没了辙，只好随他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