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三年（1518），杨廷和服阙起复，继续出任内阁首辅。面对依旧混乱的朝政和顽性不改的皇上，经过三年的反省与沉淀，重出江湖的杨廷和下决心韬光养晦，等待时机。这次，老天爷没让杨廷和等太久，一辈子痴迷玩乐的明武宗玩火自焚，终于把自己的命玩完了。在一次外出巡游途中，泛舟钓鱼，结果玩得忘乎所以，船翻落水，明武宗虽然没被水淹死，却从此一病不起。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31岁的明武宗结束了自己荒唐的一生。
明武宗荒淫无度，死后却没留下一男半女，大明的江山由谁来接掌成了摆在文武百官面前的一道难题。皇帝宝座虚位以待，一旁的宦官跃跃欲试，想趁机篡权。在这关键时刻，杨廷和挺身而出，手举《皇明祖训》，要求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拥立孝宗的侄子，兴献王的长子朱厚熜为帝，得到太后和众大臣的支持。杨廷和亲手拟定遗诏，迎候朱厚熜自驻守地安陆（今湖北应山县）回京继位，这就是后来的嘉靖帝。
从北京派出使臣前往兴献王封地湖广安陆传旨，再由安陆护送朱厚熜前往北京，这一来一回颇费时日。这一段时间，老皇帝已死，新皇帝还未登基，成了没有皇帝的权力真空期。正是这一真空期，给了杨廷和大展身手的机会，没有了皇帝的掣肘，这么多年来隐忍不发的杨廷和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了。
面对明武宗留下的烂摊子，杨廷和临危不乱，调度指挥，在新老皇帝交替的过渡时期，拨乱反正，针对武宗失德造成的一系列弊政，展开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虽然杨廷和总揽朝政，实施改革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的一系列改革举措还是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朝野上下一片赞誉，政府财政状况大有好转，阶级矛盾也相对缓和，为世宗嘉靖皇帝开了一个好局。
世宗继位后，杨廷和原本对他寄予厚望，力图辅佐新主重振大明王朝。无奈，围绕追封兴献王展开的一场毫无意义的大礼仪之争，导致君臣失和，杨廷和的仕途生涯戛然而止，所有的宏图伟业瞬间化为泡影。嘉靖三年（1524）三月，杨廷和被迫告老还乡，无限凄凉的结束了自己的宦海生涯。嘉靖七年（1528），已经隐居田园的杨廷和再次受到大礼仪之争的波及，被嘉靖帝一纸诏书削职为民，一年后，郁郁寡欢的杨廷和在孤寂中溘然长逝。
纵观杨廷和的一生，他绝对算得上是封建官僚士大夫的杰出代表。为国尽忠，尽管皇帝昏庸失道，他依旧直言劝谏，尽职尽责，兢兢业业；为家尽孝，他牢记父亲嘱托，奋发有为，光耀门楣。父亲去世后，他不顾皇上的挽留和威胁，抗旨不遵，拒绝夺情，坚持守孝三年，成为士人大夫的孝道模范。
（二）一代名臣曾国藩，夺情起复写传奇
身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在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全国，大清江山岌岌可危的时候，舍孝尽忠，先后两次丁忧夺情，于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力保大厦不倾。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长沙府湘乡县杨树坪（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人，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是晚清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理学家，湘军的创始人。
曾国藩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从曾祖父那一代就开始节衣缩食攒钱买地，到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这一辈，曾家虽算不上是当地的豪门大户，但家里已经开始雇佣帮工了，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地主之家。虽然坐拥田产，衣食无忧，但曾麟书并不甘心做一辈子土财主。毕竟在古时，人们普遍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科考入仕才是光宗耀祖的上上选择。和很多读书人一样，曾麟书醉心功名，一心求仕。无奈，勤奋有余，运气不足，连续参加了17次乡试，都名落孙山。直到43岁那年，才终于考了个秀才。
曾麟书自知才短，无望跻身仕途，便把光耀门楣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孩子们身上。曾麟书共有九个孩子，五儿四女，曾国藩作为家中长子，从五岁开始，就在父亲执教的私塾里读书。在父亲的严厉督导下，曾国藩刻苦读书，打下了扎实的家学功底。道光十二年（1832），曾国藩考中秀才，两年后中举人。道光十八年（1838），27岁的曾国藩在殿试中脱颖而出，考中同进士，后来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供职京师。进身翰林后，曾国藩正式将自己的名字由原来的曾子城改为曾国藩，意思是要成为国家藩篱，保家卫国。从此，年轻的曾国藩怀着一腔报国之心，开始了他如影视剧般充满传奇色彩的官宦生涯。
饱读诗书、笃信理学的曾国藩修身律己，以德求官，以忠谋政，在官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京为官的十几年间，曾国藩从翰林院庶吉士开始，历任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值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右侍郎兼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创造了九年七迁，连跳十级的仕途升迁史。从一名籍籍无名，没有背景只有背影的普通公务员开始，短短的12年间，迅速成长为手握五部大权的堂堂二品大员。42岁的曾国藩谱写了一段仕途升迁的佳话，成为古代官场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的官场楷模。
咸丰二年（1852）六月，曾国藩被任命为江西乡试的主考官，并获准考试结束后可以回乡探亲。这对于长期在外奔波的曾国藩来说，是莫大的赏赐。离京之时，他心中暗喜，终于可以回家见见爹娘了。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七月二十五日，当曾国藩等人行至安徽太和县小池驿时，却意外接到了母亲江氏已于一个多月前去世的消息。曾国藩看完书信，如五雷轰顶，立刻差人将母亲去世之事上报朝廷。朝廷同意曾国藩回籍丁忧，并重新派了主考官来接替他。在得到上面的批准后，曾国藩迫不及待地换上孝服，回乡奔丧。沿途为了躲避太平军的截杀，曾国藩一路辗转，历尽艰辛，终于在八月二十三日回到了湘乡老家。在家里人的簇拥下，曾国藩一步一叩头，跪倒在母亲的棺木前。一番撕心裂肺的痛哭之后，孝顺的曾国藩不顾众人劝阻，亲自为母亲净面洗脚。众人看着这位名声在外的礼部侍郎小心翼翼地为母亲整理衣冠，无不感动落泪。
当时太平军四处作乱，湖南岌岌可危。考虑到形势严峻，曾国藩回家后，迅速为母亲选好墓地，九月十三日，曾国藩及全家人简单而不失隆重地安葬了曾母。
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后，曾国藩开始了闲居乡间的丁忧生活。只不过，乱世之秋，上至九五至尊的当朝天子，下至籍籍无名的布衣百姓，似乎没有人能守着一方净土，清静悠闲地过日子。有的时候，人的命运由老天掌控，并不是自己能主动选择的。不惑之年的曾国藩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马上就要迎来一个大转折。当然这一转折，离不开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
咸丰元年（1851），洪秀全聚众在广西金田起义，太平天国运动迅速在全国蔓延开来。按理说，对于清兵入关时叱咤风云的八旗将士来说，对付小小的农民起义应该不在话下。可惜，入关之后，承平已久，安逸的生活使得作为政府王牌军的八旗将士早已腐化堕落，没了当年开国之勇。早在康熙平定三藩的时候，八旗已颓势渐显，难堪重任了。伴随着八旗的衰退，原本不受重视的绿营兵作用日益显现，逐渐取代八旗，成了维护清王朝统治的主要支柱和武装力量。在平定三藩及以后的大小战役中，绿营兵冲锋陷阵，力保大清江山稳固。但是，随着战事减少，绿营兵最终也倒在了吃喝玩乐的温床上，内部也日渐腐化，纪律松弛，战斗力大不如前。在太平军的猛烈攻击下，昔日傲视天下的王牌之师早已锐气全无，不堪一击，节节败退。
为了保住祖宗的百年基业，咸丰皇帝万般无奈，被迫实行团练制度。所谓团练，又称乡兵、民壮、练勇等，是地方官员自行组建的保卫家园的临时性武装组织，作为正规武装的一种补充，负责保卫家乡，清剿匪徒，维护当地治安。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下，统治者最忌讳地方势力坐大，一旦地方手握重兵，势必会威胁到皇帝的宝座，唐朝的藩镇割据就是典型的历史教材。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对手握重兵的武将严防死守，更不允许地方官员掌控军队，这是让统治者最忌讳的事情了。现在咸丰皇帝居然亲自下旨，督促有能力的地方官员发展团练，看得出来，咸丰皇帝真是被太平军逼急了，在八旗和绿营都靠不住的情况下，只能孤注一掷，走这招险棋了。正是咸丰皇帝的这一无奈之举，成就了曾国藩从一介书生到湘军统帅的华丽转身。
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一日（1852年1月19日）清晨，正值隆冬时节，万木萧条，天寒地冻。曾国藩吃过早饭，照例回到书房看书。在他回家丁忧的这几个月里，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全国，太平军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境，所到之处，清军或望风而逃或一触即溃，朝野上下一片惊慌。曾国藩虽然没有在朝堂上和大臣们商讨对策，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不关心时局。连日来，他一直埋身书房，潜心研究洪秀全所著的《原道救世歌》和《原道醒世训》，他想弄明白洪秀全究竟有什么本事，让老百姓对他一呼百应，俯首帖耳。
正当曾国藩看得入神之际，听见院子里有人边跑边喊“大少爷接旨，八百里快骑！”曾国藩慌忙把书藏起来，整理好衣冠大步流星走出书房。曾国藩见到使者，立即面朝北方跪倒在地，曾麟书也赶紧率领家人跪在曾国藩后面。使者大声宣读了八百里快骑从京师传来的圣旨，内容很简单，令在籍丁忧的曾国藩立刻起复，作为团练大臣协助湖南巡抚张亮基组建湖南团练，抵御太平军的进攻。圣旨下达后，曾家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除了曾国藩本人外无不喜上眉梢，能被皇上夺情，这是何等的荣耀呀。可是，这种荣耀对于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曾国藩而言，并不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读书人重名节，把孔孟之道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丁忧守制是儒家伦理孝道的基本要求，向来被士人大夫看做是神圣的卫道行为。
咸丰元年（1851），曾国藩的好朋友江忠源的母亲去世，江忠源回籍丁忧。后来洪秀全起事，江忠源被朝廷起复，领兵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知道后，几次写信劝阻。就在两个月前，丁忧在家的曾国藩还为此事写信责备江忠源，批评他“墨绖从戎，大节已亏”。没想到，现在马上轮到自己了。曾国藩自然不肯，如果奉诏起复，天下读书人会怎么看自己？同门师友会怎么看自己？文武百官会怎么看自己？明朝张居正夺情引起轩然大波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别的暂且不说，日后将如何面对老友江忠源呢？思前想后，曾国藩最终决定拒绝皇上的起复，坚持在家守制。
就在曾国藩决意在家丁忧之际，坏消息接踵而至，汉口、武昌等地接连失守，大清朝似乎真的走到了穷途末路。为官十几年，深受清廷宠爱的曾国藩此时进退两难，尽忠还是守孝？曾国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抉择。夺情起复，不仅会背负不孝的骂名，而且前途未卜，身为一介文臣，从来没有领兵打仗的经历，装备精良的政府正规军尚且不堪一击，何况是仓促应战、赤手空拳的民兵？况且组织团练，资金没保障，全靠个人募捐，政府不会出半毛钱，眼下天下大乱，人心惶惶，如何筹募资金？起复之路充满险阻，稍有不慎，必将晚节不保，毁了半世英名。可是，儒家伦理在铸就曾国藩孝道思想的同时，也给他灌输了忠君爱国、男子汉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思想。匡时济世、建功立业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就在曾国藩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之际，曾国藩的另外一位好朋友郭嵩焘受湖南巡抚张亮基委托，前来劝说曾国藩出山，经过一席彻夜长谈，再加上父亲曾麟书一旁的循循善诱，曾国藩终于放下心中的包袱，决定舍孝尽忠，勇敢地承担起一名知识分子匡时救国、捍卫中华之根本的神圣使命。从此，一介书生曾国藩怀着一颗不计成败得失、不顾安危祸福的必死之心，开始了自己后半生跌宕起伏的戎马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