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因不孝受惩罚
惩罚不孝子，是法律保障统治者实现“以孝治天下”重要手段。虽然，“以孝治天下”是在汉代时才被明确提出的，但早在三千多年前，法律就已经将不孝定位为了犯罪，而且是诸多罪行中最为严重的一种犯罪。古书中记载的“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刑三百罪莫大于不孝”、“以乡八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刑”等都显示出了不孝之罪的严重性。只不过，此时的不孝虽然是大罪，但是对于什么是不孝、如何惩罚不孝之人还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而已。
从秦朝开始，不孝罪的定罪标准、惩罚标准都逐渐开始具体化。如秦朝的法律中已经明确规定“殴大父母，黥为城旦舂。”这里的“大父母”指的是祖父母，黥是古代在脸上刻字一种刑罚；城旦舂，秦汉时代的刑罚名称，意思就是强迫犯人从事苦役劳动，使男子修筑城墙，女子舂米。从秦律中的这句话可以看出，当时殴打祖父母的人，要受在脸上刻字并做苦役的惩处。
汉承秦制，随着封建社会法制的逐渐完善，关于不孝罪的规定也越来越详细，越来越规范。在不孝罪的判定上，不赡养父母、不听从父母的教诲、不按规矩为父母守丧的都属于不孝之罪。一旦被判定为不孝罪，最轻的惩罚是施以耐刑，其次是流放、罚做城旦舂，最严重的是弃市。
所谓耐刑就是指剃掉胡须的刑罚。在今天看来，剃掉胡须根本算不上是惩罚，但在古代社会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观念根深蒂固，人们自小就有蓄发蓄须的传统。剃掉胡须也就相当于给罪犯画上了一个犯罪者的标志，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因此而遭到大家的唾弃与鄙视。
流放是仅次于杀头的一种刑罚。被流放之人虽然能暂时保住性命，但由于流放地区条件艰苦，加上繁重的苦役等，最终也往往难逃一死。根据《汉书·景十三王传》的记载，长山宪王刘勃在父亲生病的时候不在旁侍奉，也不亲尝汤药。其父死后，他竟在守丧期间与女子私通，而且饮酒、赌博、看戏、听音乐样样不落。最终，他的这些不孝行为被人告发，不仅被废除了王位，而且被流放边疆。
对于那些不孝行为严重的人，则要处以弃市。所谓弃市也就是将罪犯处死之后曝尸街头。这种刑罚一般仅用于罪大恶极之人。由于过于残酷，在隋代之后弃市之刑便遭到了废弃。将不孝者弃市，足见汉代对不孝罪的惩罚之重。据记载，汉代梁平王及其夫人任王后就因不孝而受到严惩。梁平王刘襄本为皇室之后，出身高贵，享有封地。他的祖父为梁孝王刘武，窦太后曾一度想扶刘武为帝，但没有成功。刘武死后留下了亿万家财，其中有一件传世之宝罍尊。梁平王刘襄的夫人任王后非常想得到这件传世之宝，但刘襄的祖母李太后说：“先王有命，罍尊不可以送与他人。”为了满足夫人的愿望，梁平王刘襄不听从祖母的劝诫，擅自打开仓库取出罍尊，赐给了任王后。李太后知道后勃然大怒，但又没有办法制止这个不孝之孙。当朝廷派使臣到梁平王府上时，李太后便想告诉使者刘襄的恶行，让皇上为她作主。为了不泄露此事，刘襄与任王后强烈阻拦李太后见汉使，并企图将李太后关在屋内。李太后多次试图夺门而出但都没有成功，还因此夹伤了手指。经此事之后，梁平王刘襄与任王后更加视李太后为眼中钉肉中刺。李太后生病了，梁平王与任王后也不去探望，不去照顾。李太后去世后，梁平王跟任王后，依旧日日歌舞升平，丝毫不按规矩守丧尽孝。后来梁平王及任王后的不孝行为被揭发出来，众大臣们都要求将梁平王与任王后诛杀，但皇帝念梁平王是皇室之后，只是削夺了他的封地，任王后则被袅首弃市。
从皇帝对梁平王及任王后的判决可以看出，在汉代不孝的确是重罪，但并不是每个不孝之人都会按律问罪。具有同样不孝行为的梁平王与任王后，按汉代的律例都应处以死罪。但梁平王却仅仅是被削夺了封地，原因就是他皇室之后，只要皇帝肯对他网开一面，那法律便不能奈他如何。
隋唐之后，关于不孝罪的惩罚有所减轻，惩罚的标准也更加明确。虽然《唐律》中明确指出诽谤父母、祖父母，父母、祖父母在而别籍异财，不赡养父母，父母去世隐瞒不报，不按礼制服丧等都是不孝的行为。但对这些不孝行为的处罚不能一概而论，仅不按礼制服丧一项就分为了多种情况：丧期未满就举行婚嫁的，要被流放三年；守丧期间赌博游戏的，要被流放一年；守丧期间听音乐或者是参加喜宴的要被杖打一百。由于唐朝对不孝进行惩治的法律规定已比较完善，此后的宋元明清等朝对不孝的定罪与量刑，也基本上是在唐代法律相关规定的基础上，进行小范围的变动调整。
从秦汉到明清，不孝治罪都是一种保障孝的有效手段。这种手段的有效性，源于严惩不孝子而给普通民众带来的极大警示作用。虽然，当法律遭遇皇权时，还是会失效，但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不按法律规定行孝尽忠，其后果就必然是杖打、流放，甚至是杀头。
（二）因孝受宽宥
因孝受到宽宥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已经犯罪，但由于需要尽孝而暂不执行刑罚。这种情况下按照尽孝的类别不同，又可分为“存留养亲”和“存留承祀”。二是，因为尽孝而触犯法律，被减轻或免于刑罚。
“存留养亲”实际也就是罪犯因需要尽孝而获得的一种缓刑。它萌芽于东晋时期，在北魏年间被正式写入法令。至隋唐时期，“存留养亲”已发展得较为完善，宋、元、明、清各朝也都继承发展了隋唐的“存留养亲”制。关于“存留养亲”的标准各朝代宽严不一，但最基本的有三点：第一，父母或祖父母必须达到一定的年龄。北魏规定可以申请“存留养亲”者父母或祖父母的年龄为70岁；唐宋则规定父母或祖父母80岁以上或者不到80岁但患有疾病的犯人可以申请“存留养亲”；而元代又将这一年龄限制放宽到了70岁；清代则规定，除父母或祖父母年老有疾外，“寡妇独子依母守节二十年，也可请求留养”，这也就进一步放宽了“存留养亲”的范围。第二，必须是家中除犯人之外，没有人照顾父母、祖父母者才可以申请存留养亲。如果犯人家中还有其他兄弟姐妹，则无法获得存留养亲的资格。这一条也是判定犯人是否需要“存留养亲”的最基本的标准。第三，在前两条都符合的前提下，所犯罪刑相对较轻的犯人才可以最终获得留养的判罚。怎样才算是罪刑较轻呢？对于这一点历代法律的规定又有不同。如在唐代，法律明令剥夺了犯“十恶”罪犯人的留养资格。这“十恶”具体指的是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10种犯罪行为。俗话说“十恶不赦”指的就是这10种不可赦免饶恕的罪行。而到了明代，不仅犯了“十恶”罪的犯人没有资格申请留养，犯杀人、盗窃官府财物、放火、盗墓、强奸、拐卖人口等罪的人的存留养亲资格也被取消。由于对“存留养亲”申请者限制的增多，明代能被允许“存留养亲”的人极少，这一制度实际上已形同虚设。而到了清代，雍正、嘉庆两位皇帝在位时期，则再次放宽了对申请“存留养亲”者的资格限制，杀人但“非金刃而伤止一二处”者、调戏妇女造成妇女羞愤自杀者，也可以申请“存留养亲”。
“存留承祀”实际上是存留养亲制的一种拓展和延伸。它与“存留养亲”一样，都是一种缓刑措施。所谓的“存留承祀”指的是为了让犯人家中后继有人，延续家族香火，而暂缓执行刑罚。即使是在父母已故的情况下，若犯人家中仅有他一个独子，并且下无子嗣，那便可以申请“存留承祀”。雍正皇帝是“存留承祀”制度的开创者。雍正四年（1726），民间发生了一起弟弟杀死亲哥哥的案件。犯罪者名为吕高，因与哥哥发生口角争执而一怒之下杀死了哥哥。此时，兄弟俩的父母都已经亡故，吕高按律应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雍正帝听说此案后，认为吕家父母已死，又没有其他兄弟，兄弟俩也都没有子嗣，如果处死吕高那势必断了吕家的香火。因此雍正帝提出让吕高“存留承祀”，在经过九卿会议之后，吕高最终获得了“存留承祀”的资格。此后，雍正帝又将弟杀兄存留承祀推广到了夫妻。只不过夫妻间的“存留承祀”仅限于丈夫打死妻子的情况下，允许丈夫“存留”，并不包括妻子打死丈夫的情况。这也反映出古代社会中男女的极大不平等性。由于“存留承祀”制度过度地放宽了刑罚标准，因此反对之声越来越强烈，到乾隆年间，弟杀胞兄的“存留承祀”被废除，但夫杀妻的承祀制仍保留下来。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存留承祀”与“存留养亲”都是因孝而网开一面的法律特例。在孝面前，法外开恩的例子除“存留承祀”与“存留养亲”之外，还有一种情况，即孝子因孝亲而犯罪，被减刑免刑，有的甚至还会获得政府的旌表。在各朝的《孝义传》、《孝友传》中，都有为父为母报仇而杀人，但免于刑罚的案例。位居《宋史·孝友传》前两位的就是为亲复仇而被免罪者——李璘和甄婆儿。
李璘，瀛洲河间（今河北河间县）人，出生于后晋开运年间。此时正是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的年代，社会治安极差。开运末年，契丹进犯中原。一位叫陈友的人趁乱杀死了李璘的父亲及另外三位亲人。李璘有幸躲过了一劫，得以保全了性命。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政权后，李璘凭借着自己的能力获得了殿前散祗候的差事，而陈友杀人后不仅依旧逍遥法外，还在军队里当上了一个小头目。一天，李璘与陈友在京城相遇，李璘一眼就认出了这位杀父仇人。为了替父报仇，他亲手杀死了陈友。在杀了陈友之后，李璘并未逃走，而是选择了去官府自首。审理此案的官员在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认为李璘虽然杀了人，但他是为父报仇，实在是情有可原。难以决断的审判官只得将此案据实禀报给皇上。宋太祖听后，认为李璘的行为是大孝大勇之举，当即下令释放了李璘。
甄婆儿的案件发生在宋太宗雍熙年间。甄婆儿的母亲刘氏因为跟乡里的董知政起了冲突，董知政一怒之下打死了刘氏。当时甄婆儿年仅10岁，哥哥甄课儿也不过十五六岁，他们的妹妹还尚在襁褓之中。由于父亲已经过世，母亲如今又遭恶人杀害，年幼的甄婆儿只得将妹妹托付给邻居张氏喂养，自己与哥哥避难他乡。数年之后，甄婆儿与哥哥都已长大成人，他们想去张氏那里看妹妹，却被张氏拦在了门外。想到母亲大仇未报，妹妹又不得相见，甄婆儿哭着对哥哥说：“我们的母亲被人杀害，妹妹又流落寄居在别人家里，这深仇大恨不报，活着还有什么用。”当时正值寒食节，她给母亲上完坟后，便决定去找董知政报仇。她将斧头藏在衣服中，悄悄来到董知政家中，此时董知政正在逗小孩玩耍，对甄婆儿没有丝毫的防备。甄婆儿绕到董知政的身后，取出斧头，狠狠地砍向了董知政的脑袋。董知政顿时倒在了血泊之中，气绝身亡。有司以这件事向皇上请示，太宗不仅赦免了甄婆儿的罪，还对甄婆儿为母报仇的行为大加称赞。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明清时期为父复仇的傅辑、何兢、俞孜、张震、孙文、李复新、王恩荣等人都获得了朝廷的赦免。其中，用石头打死被赦免出狱的杀父仇人的李复新不仅没有被依法治罪，而且还被政府旌表为“孝烈”，从此声名远播。
无论是“存留养亲”，“存留承祀”，还是为亲复仇免罪，都是在孝与法律发生冲突时，法律被迫妥协让步的结果。这种让步一方面是因为封建社会法治大不过人治，为了表示皇恩浩荡，表示皇帝不忍心惩罚那些为尽孝道而触犯法律的孝子们，任何法律条文在皇帝那里都可以变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社会舆论压力使法律不得不让。对普通民众而言，尤其是对每天都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下层民众而言，法律离他们是遥远的。而孝离他们却近在咫尺，不论家贫还是家富，从他们懂事开始，便已经对孝有了基本的了解。而尽孝作为现实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为了今天的老人也是为了明天的自己，是每个人都绕不过去的话题。法律与孝，一远一近，一疏一亲，让人们自然一边倒地偏向了孝这一边。更为重要的是，在家尽孝，才可以为国尽忠，孝道和忠君是紧密相连的。在封建统治者看来，任何东西都应为保持封建的伦理道德服务，都应为皇位永固服务，而孝道这一发自民众内心的伦理观念，是保卫皇权最为原始的力量。保护民众的孝行就是保卫皇权，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弘扬孝行让法律受点委屈也就算不得什么大事了。
在孝和法律冲突时法律的让步，无形之中进一步说明了孝的无比重要性。这种活生生的现实教育，更加深了民众对孝的推崇，使民众为了孝道前赴后继，奋力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