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骑士：新的贵族阶层
对外侵略战争还使罗马形成了一个新的富人阶层——骑士。所谓骑士原来指在骑兵中服役的富人。到公元前2世纪，经营金融、商业、放高利贷和承包行省税收的富人都被称为骑士。他们有别于只经营农业的贵族。骑士事实上是新兴的贵族阶层，但不同于元老贵族，他们被元老贵族看不起。这不仅因为他们没有显赫的门第，出身不高贵，属于暴富一族，而且因为他们所从事的行业是贵族不齿于干的“残业”，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公元前1世纪，出身骑士的西塞罗还仍然认为税吏及高利贷商人是可憎的职业。
不过，随着罗马称霸地中海，骑士愈来愈富，愈来愈活跃。他们不仅从战争中掠夺了大量财富，他们的商业活动也由于罗马成了地中海的中心而遍及整个地中海。他们还承包行省的税收。罗马行省的税收是包给收税人办理的。承包人大都是骑士。他们承包某个行省的税收后，提前把全部税款交给国库，然后再向行省勒索比上缴国库要多得多的税款，从中取得暴利。包税人还有权将不能向他们缴税的居民变卖为奴隶。社会公共事业也包给各种承包商。放高利贷也是骑士所从事的一项十分发达的活动。高利贷的利息高达40%—50%。包税、包工和放高利贷，在东方各行省特别普遍。就这样，通过经营商业、包税和放高利贷，一些骑士逐渐成为商业金融贵族，他们的经济实力是谁也不能忽视的。有些没落的元老贵族也求助于他们，向他们借钱。骑士的经济地位虽高，政治地位却无法与贵族相提并论。他们对这种情况是不满的，他们不甘心屈居于贵族之下。
5.时过境迁：新矛盾的产生
罗马国家的疆域已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但在罗马掌权的，控制这庞大世界的，仍是罗马元老院，是罗马元老院中人数有限的元老，而起核心作用的，只是几家豪门大族。公元前167年，一位小亚细亚的小国国王走进罗马元老院，立即匍匐在地喊道：“致敬，救世的诸神！”他的话虽充满东方君主政体的色彩，是阿谀之词，但也道出了在东方人的眼中，统治罗马世界的就是像神一样的元老院元老这样一个事实。元老院的权力随着罗马的扩张，不是缩小了，而是增大了。森图里亚大会等公民大会虽仍存在，一般情况下，都和元老院保持一致，为元老院所控制。高级官吏虽仍由推举产生，能当选执政官的却大都是出身豪门贵族家庭的人，没有执政官先人的“新人”是很难当选高级官吏的。
罗马政府是由一个属于不到20个家族的大约2000人组成的封闭俱乐部般的集团管理的。斯奇比奥家族就是这种制度的狭隘基础的一个生动例子。在不到100年的时间，这个家族的成员就获得了不少于23个执政官的职位。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前146年，共有108位执政官，其中100位都是出身于罗马的豪门世族，“新人”只有8个。元老院权力的加强还由于罗马人已习惯了由他们来控制而进一步强化了，对于一个拥有整个地中海的共和国来说，这个统治集团太狭隘了，而要实行帝制则人数又太多了。总之，随着罗马疆域的扩大，罗马社会变了，旧貌换新颜了。罗马成了地中海的霸主，罗马城成了地中海的政治中心和重要的工商业中心之一。希腊文化开始深深地渗入到罗马人的生活中，罗马人开始告别俭朴、纯洁、和谐的农民生活，发了战争财的富豪开始过豪华奢侈的生活，人欲横流，传统道德开始被破坏。战争使穷人更穷了，农民大量死亡、破产或流落到城里，成了靠政府救济的无产者。共和国的基础动摇了，被破坏了。富人更富了，贵族靠奴隶劳动经营大庄园、大地产，骑士靠经营工商业、包税和放高利贷大发横财，贫富的急剧分化，使社会弥漫着紧张和不满。山雨欲来风满楼，共和国的表面繁荣并不能掩盖其基础已在腐烂。
共和国的统治基础在罗马国家日益扩大中日渐削弱。控制和掌握共和国这条巨船的舵手仍是罗马不到20个豪门家族，公民大会徒有虚名，而且大多数居住于边远地区的公民实际上无法履行参政权，公民大会、公民参政权，这些曾令罗马人自豪的东西，现在开始成为可笑的摆设。在布匿战争时，罗马公民已有30万人，公元前100年左右，则超过了90万人，而能参与公民大会的则只有居住在罗马城里及其附近的几万居民，其中除贵族外，很多都是靠政府救济的无产者，他们不是依附于这个富豪，就是依附于那个富豪。广大的人数众多的行省居民没有任何公民权。公民大会已失去它原来的作用，已不能反映人民的意愿了。曾经使罗马强大的共和制度，由于罗马的强大而为自己掘好了坟墓。实际上，这时的罗马共和制，严格说，是一种帝国共和制，是一种由少数寡头统治的帝国，是没有皇帝的帝国。它正在向帝制过渡。
四、格拉古兄弟改革
1.矛盾重重：严重的内部危机
公元前2世纪，罗马在对外战争获得极大成功之同时，内部却陷入深刻的危机中。许多破产农民流入城市，成为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群体，成了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因素。小农的衰落，使罗马兵源出现了问题，军队的战斗激情消失，战斗力下降。罗马军队在镇压西班牙人民的反抗中，开始显露出其惊人的无能，对奴隶的残酷剥削和虐待使奴隶不断进行反抗，甚至掀起大规模的起义，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意大利盟友的不满日益增强，他们过去对自己是次等公民，只有半拉子公民权，还能容忍，现在则无法忍受了。这种不满不是要享有参政权，而是要参与分配罗马对外扩张的胜利果实。行省人民的不满更加强烈，他们在罗马的统治下苦不堪言。罗马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行省的办法。行省人民不仅没有公民权，而且受到集权的俨然是国王一样的行省总督的任意盘剥压榨。庞大的罗马国家各种矛盾都在激化。
要把共和制度维持下去，核心问题是要给农民土地，让农民回到农村去。这是个十分难以解决的问题。正如赫·乔·韦尔斯所说的，把人从田地转移到市镇比使他们返回到吃力而简单的农业生活常规中去容易得多。问题还不只是农民不愿返回农村，主要是农民在农村无地可种，因为富人不会轻易让出其占有的公有地。这是个共和制罗马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不解决这个问题，共和制就难逃崩溃的命运。
2.提比略改革：民主派的反击
公元前134年，也就是在迦太基和科林斯被罗马人毁灭后的第12年，罗马出现了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提比略·格拉古（公元前163—前132年）。罗马城中要求他出来领导进行土地改革的舆论和呼声日益高涨，柱廊上、墙上、碑石上都写满了呼吁提比略“为穷人恢复土地”的文告。在群众的拥戴下，提比略挺身而出，竞选公元前133年的保民官并顺利当选。随着他的当选，一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改革开始了。
提比略·格拉古出身最高层的豪门贵族之家，他的父亲老格拉古是阿非利加征服者斯奇比奥的女婿，曾任执政官、监察官等高级官职。他的母亲科尔涅利亚，美貌贤淑，丈夫死后，拒绝了埃及国王托勒密六世的求婚，悉心教子。她聘请有名的希腊学者做孩子的家庭教师。提比略和他的弟弟盖约从小就在家中受到良好的教育。普鲁塔克称赞他兄弟俩“勇敢、克己、阔达、善辩以及气宇豪迈”。他们的家庭背景和他们良好的道德和文化修养使他们在罗马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令人感动的悲壮话剧。
公元前133年12月10日，提比略就任保民官。这时的保民官恢复了其早年的某些权力，他们坚持不同于元老院意见的提议，往往受到赞同和支持。提比略一上任就提出了一项土地法案。法案限制公有地占有份额，超出的要交出来，再分成小块分给来自罗马的贫穷公民。土地分配由每年选举一次的三人委员会主持办理。提比略将他的土地法案提交给公民大会表决。在公民大会上，提比略发表了诚挚动人的演说，呼吁人民支持他的法案。他说：“漫游在意大利的野兽，个个还有洞穴藏身，但是那些为意大利奋身作战、不惜一死的人，却除空气和阳光外，一无所有。他们无家无室，携妻挈子，到处流浪。那些身为统帅的人，鼓励士兵们为保卫祖宗坟墓而战，这句话不过是说谎，因为在士兵中，没有一个有世代相传的祭坛。在这么多的罗马人中，没有一个有祖先的茔穴。他们在作战时出生入死，都只为了保全别人的豪华享乐。他们虽被称为世界的主人，但是没有一寸自己的土地。”听众很受感动，纷纷表示支持他的主张。
然而，尽管提比略的土地法案得到民众的欢迎，内容上又和过去的李锡尼乌斯、塞克斯蒂乌斯法案大体相同，实施法案的措施又异常温和，对于多占公有地、犯法自肥的贵族，既不惩办也不课罚，收回多占部分还偿付地份，却仍遭到贵族地主的反对。他们唆使另一位保民官马尔库斯·奥克塔维乌斯行使否决权（按照传统惯例，否决权可使肯定的建议无效），命令书记官不要宣读提比略的法案。法案无法交付公民大会表决，提比略的态度却愈加坚定和强硬起来，他进而命令地主无代价地交出违法侵占的土地。他封闭国库，禁止所有行政官员在法案表决前处理公务。他把问题提交元老院裁决，但在元老院，提比略并没得到支持，反而遭到元老院里的大庄园主的谴责。提比略只好再召集公民大会。在会上，他提出了违反人民利益的保民官能否继续任职的问题。表决中，提比略劝告奥克塔维乌斯不要再行使否决权，不要阻碍一项最有正义、对全意大利最有益的工作，不要破坏人民以这样的热忱所怀抱着的愿望，身为保民官，应当有和人民一样的愿望。但奥克塔维乌斯听不进提比略的话，对他苦口婆心的劝告，无动于衷，不肯让步。公民大会最后通过了罢黜奥克塔维乌斯职务的决议。一个保民官任期未满而被罢黜、被免职，这在罗马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大会选举了一位新的保民官取代他。没有了奥克塔维乌斯的阻挠，土地法案顺利通过了。大会还选出了一个由提比略、他的兄弟盖约和他的岳父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组成的分配土地三人委员会。
但是，三人委员会实施土地分配法案十分困难。这一方面是公有土地情况年久失察，地主化公为私，多方隐瞒。一些农民一无所有，即使分得土地，也无力置备生产工具、种子等生产用具，仍无法进行耕作，有等于无。另一方面，元老院的反对者从中多方破坏，阻止法案的实施。他们拒不批准拨给提比略必要的经费，唆使一些人指控提比略罢黜奥克塔维乌斯侵犯了保民官神圣的权力。法案虽通过了，法案的实施却困难重重。
这个时候，也就是公元前137年夏，帕加蒙国王阿塔罗斯去世了。这位远在亚洲的罗马附属国国王的去世本来和罗马发生的斗争没什么关系，但这位国王却立了一个奇特的遗嘱，将他的王国赠给罗马。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奇事。帕加蒙是与罗马结盟的国家，并没受到侵犯。谁也不知道这位去世的老国王用意何在。这一遗嘱使罗马得到一笔不小的意外之财。这笔意外之财立即在罗马引起了激烈的争夺。提比略正为缺少实施法案的资金而发愁，主张将阿塔罗斯的金库作为贫穷农民的补助基金，同时将帕加蒙城的处理权交给公民大会。反对派不愿这笔钱落入提比略手中，诬称帕加蒙使者给提比略带来了去世老国王的冠带，提比略有称王的野心。
提比略保民官的一年任期很快就到了，为了不使他的法案半途而废，他决定竞选下一年度的保民官。这一做法不合法，但民众拥护提比略，特别是乡村的农民，他们把提比略看作是他们真正的保护人；而反对派则以连任保民官违法为借口，大造提比略要篡政的舆论，寻衅闹事。选举日这一天，许多乡村农民携带武器来到罗马城，支持提比略。民众集会于卡皮托林山广场，准备开会，但遭到反对派破坏，会议被迫中止。第二天，会议又在原地开始。元老院的元老则聚会于卡皮托林山忠诚女神庙，策划谋杀提比略。正当公民大会开会时，一伙元老率领他们的门客和奴隶，以大头棒子和板凳腿为武器，狂呼乱叫，冲进会场，见拥护提比略的人就打。一场混战，提比略三百多名拥护者被杀死，提比略被两个元老用一条破板凳活活打死。这是一场对改革者的屠杀。提比略等被残杀者的尸体，不让他们的亲人领回，而全都被投入台伯河。对其他侥幸没死的改革派人士也不放过，大肆迫害，或放逐或处死，有的甚至被关进放有毒蛇的笼子里折磨而死。
这一场流血冲突是个象征，它说明罗马共和制已经无法通过和平的或法律的措施和手段，解决它所面临的严重内部矛盾了。法律在暴力面前变得软弱无力，毫无约束力，保民官的人身神圣不可侵犯性和公民大会的权威被公然践踏。在暴力肆虐中，公民已无人身权利可言。这一流血事件实际上已破坏了共和制的法律基础，拉开了长达百年的内战或革命时期（公元前133—前31年）的序幕。
元老们对改革派的疯狂迫害激起了公愤。迫害活动被迫停止了，杀害提比略的主要凶手也逃到海外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