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盖约改革：百年内乱的序幕
提比略死后十年，他的弟弟盖约当选为公元前123年的保民官，任满后，他做了他哥哥想做而没做到的事，又连任了第二年的保民官。他在两任保民官任期内，不仅继续为实施他哥哥的土地法案而斗争，尽力为没有土地的农民争取土地，还极力拉拢骑士阶层来削弱元老的势力，他把帕加蒙去世国王遗赠给罗马的帕加蒙地区税收承包给骑士。他设立了专门由骑士组成的法庭，负责审判元老院任命的罗马诸行省的贪官污吏，对他们绳之以法，从而增大了骑士的权力和影响。骑士法庭的设立，可以说，是独立于元老之外的另一重要统治阶层骑士阶层开始形成的标志。骑士阶层和元老贵族的矛盾是造成内战频繁的一个重要原因。
盖约还提出了一项廉价供应小麦的法案来维护城市平民的利益。这项法案规定以政府的补助来保证法案的实施。盖约的这一措施是学习希腊人的，希腊不少城邦一贯是这样做的。但这一法案却遭到罗马贵族的反对。为了给无地的农民提供土地，盖约提出了在诸如塔林敦、卡普亚和迦太基等中心地区建立殖民地的法案。对于罗马人来说，在迦太基这样的地方建立殖民地，还是第一次。过去，罗马殖民地或拉丁殖民地都在意大利，在海外建立殖民地是希腊人的做法，保守的罗马人不愿离故土太远。
盖约还提出给所有的拉丁人罗马公民权，给其他的意大利人拉丁公民权和给地方城市官员罗马公民权的提案。这是一项充分显示盖约政治家风度的提案，可以增强和扩大罗马的统治基础。盖约的提案可以平息罗马的拉丁和意大利同盟或附属同盟者对自己所处地位的强烈不满，并争取到他们对土地法案的支持。实际上，拉丁同盟者早就应得到这样的权利。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拉丁同盟者起了巨大作用，那时就应给他们罗马公民权，但元老院出于狭隘的本阶级利益考虑，觉得给那些住得太远的人公民权，无法控制其选举，而没有授给拉丁同盟者罗马公民权，在随后的年代里甚至不断侵犯他们本应享有的其他权利，从而使同盟者的不满愈来愈强烈。他们觉得罗马人已不是他们的保护者了，他们需要其他的保护者。
盖约扩大公民权授予范围的提案不仅遭到了元老院的激烈反对，有罗马公民权的普通罗马人也不满意。他们不愿意有更多的人分享他们的权利。结果，像他哥哥改革时一样，公元前121年，改革又导致了一场暴乱，一场比公元前132年杀了提比略的暴力行为更大的暴力行动。盖约的三千多名支持者被那些以“法律和秩序”维护者自居的暴徒屠杀在罗马街头。盖约带着一个奴隶逃过了台伯河，为了不落入追捕者手中，他让他的奴隶割断了自己的喉咙。他的头被送到元老院时，送头的人被奖予和头同样重的金子。
杀害盖约和他的支持者的命令是元老院下的。元老院过去是没有这种权力的，它名义上只是一个咨询机构，它的威信和权力来自于组成元老院的元老的个人威信和经验，而不是直接以元老院的名义发号施令。元老院发布杀害盖约的命令开了一个先例，在随后内乱频繁的年代里，这种被称为“元老院最终法令”的法令，成为随意地、非法地镇压对立派的武器，成为罗马国家的一种背离传统的、虽称为法令却并不那么合法的必要手段。“元老院最终法令”的出现，说明元老院不仅实质上，而且在形式上也成了高于公民大会的权力机构，因为它竟能公然以自己的名义下令杀害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的、享有人身神圣不可侵犯权利的保民官了。
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最终失败了，这失败不仅是指他们因改革而丢掉了自己的性命，而且是指他们的主张、他们的法案完全落空了，尽管由于平民的支持，土地委员会仍继续工作。他们的失败，一方面说明通过改革，也就是通过和平的方法已很难解决罗马的内部矛盾了；另一方面也说明罗马的内部矛盾所导致的对立两派已开始势不两立了。过去，罗马公民只在对外战争中流血，现在，罗马公民开始在内乱中互相残杀，大量流血了。格拉古改革宣布了罗马历史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宣布了长达百年的内战的开始。共和制在内战中崩溃，帝制将在内战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格拉古兄弟改革的失败还说明，传统的依靠选民的支持、公民大会的支持来实现某种主张和达到某种目的的道路已走不通了。选民的支持是不稳定的，要在每次公民大会上都获得选民的支持也是很不容易的。格拉古兄弟的主要支持者是乡村的农民，而农民由于农事繁忙又住在城外，有时就抽不出时间参加重要的公民大会。这更增加了选民支持的不稳定性。
罗马需要领袖。格拉古兄弟的行动显示了一种群众领袖的行事风格，他们不顾共和国寡头统治的传统，避开元老院而直接呼吁选民的支持。他们是以群众领袖的面目推行他们的主张的。但是，由于他们缺乏坚强稳定的支持者，尽管他们有成为群众领袖的才能，却无法成为罗马所需要的领袖。他们的失败说明，公民、公民大会已不那么重要了，在这样的传统力量的基础上产生不了领袖。领袖也不能依靠这样的传统力量。他们必须依靠新的更强大、更稳定的力量。这种新的力量正在出现，它就是军队，不同于公民军的新式军队。在这种军队的基础上，在随后的年代里，产生了一个又一个领袖人物，他们将在罗马呼风唤雨，控制一切。但他们已不是格拉古兄弟这样的民事领袖，而是军事领袖、军事统帅。军队统率权将起越来越大的作用，和过去军事统率权只是诸如执政官这样的行政官员的从属权力不一样，军队统率权将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并最终成为高居于行政权力之上的最高权力。随着军队统率权作用的增大，个人权力在罗马政治事务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大。一个新的时代，军事统帅的时代，即将到来，一切传统力量都将屈服于军事统帅的暴力之下。
格拉古兄弟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挽救已陷入危机的共和制，他们的土改法案不过是要恢复自耕农，使共和国有足够的兵源。提比略曾在罗马西班牙军团服役，深知罗马军团战斗力正在衰退。恢复自耕农是解决罗马军团衰落的根本方法，结果失败了。格拉古兄弟的失败说明共和制已无可救药了，公民兵制也实行不下去了。其实不同于公民兵制的新兵制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就出现了，格拉古兄弟改革的失败标志罗马只有用新的兵制来取代公民兵制了。
五、马略军事改革
1.朱古达战争：马略的机会来了
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失败后，元老院的权力加强了。公元前111年，罗马通过了一个允许出卖份地的法案。一些农民分得的土地最终又落入大地产者手中。贵族派和民主派的斗争也日益激烈。贵族派以元老贵族为首，民主派则以失去土地、破产和无业的平民为主力。不过，这种在格拉古兄弟改革中所显示的对立的两派，还不能和近现代的政治派别或政党相提并论。它们既没有严密的组织和明确的纲领，也没有固定的阶级属性。骑士有时和贵族勾结，有时又和平民联合，盖约就曾与骑士合作，一切都受当时利益的驱使，在最激烈的时候，甚至也发动和武装奴隶与对立派斗争。同时，古老的更换制度，建立在亲属关系上的个人联姻、庇护关系以及传统的爱好和习惯也仍在起作用。贵族派与民主派的斗争，在盖约死后不到10年，在朱古达战争时期（公元前111—前105年），又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
公元前118年，罗马非洲行省的近邻、昔日和迦太基作战的盟友、被保护国努米底亚王国的老国王死了，按照罗马的安排，他的两个儿子瓜分了这个王国。其中一个叫朱古达，曾在罗马统帅小斯奇比奥麾下服务，在西班牙立有战功，是个非常能干的军人。他对于自己只得到王国的西邻不满意，出兵占领了整个努米底亚，并把在努米底亚的为当地人所愤恨的罗马和意大利商人、高利贷者全都杀了。虽然有不少元老接受了朱古达的贿赂，不想追究，但在民主派的强烈要求下，公元前111年，元老院向朱古达宣战。
战争一开始，罗马共和国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的腐败就暴露无遗。朱古达之所以敢公然向罗马挑衅，除了贪婪之外，也是看穿了罗马统治者的无能。他确信这样一条“真理”：“在罗马，任何事物都是可以买到的，钱能通神。”他甚至这样说：“如果我能找到买主的话，整个罗马城也可以卖出去。”朱古达的话既显示他十分蔑视罗马，也说明罗马已腐败到何种程度！元老院里那些把金钱看得比公道还重的人占了上风，他们接受朱古达的贿赂，尽力包庇纵容他。派到前线率兵与朱古达作战的司令官也接受了朱古达大量贿赂，有意不尽力作战，因而屡遭失败。
前线的失败，使罗马的平民和骑士十分不满。平民害怕这位被称为“沙漠之狮”的朱古达，会成为另一位汉尼拔，骑士则因为他们在国外的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受到损害。当然，战争的拖延和失利，受打击最大的是平民。平民和骑士对贵族将领已完全丧失了信心。公元前107年，他们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措施，选举盖乌斯·马略（公元前157—前86年）为前107年的执政官，并授予他在北非指挥作战的全权。
马略是一个出身地道农民的“新人”，没有担任过任何高级官职的先人，少年是在乡村度过的，没受什么教育。成年后，投身行伍，因作战勇敢，能吃苦耐劳，受到统帅赏识，得以步步高升，担任过参将和军队财务官。后来，马略转入政界，公元前119年当选为保民官，接着，又先后担任过行政长官和西班牙行省总督。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马略才得以跻身骑士行列，并与古老的贵族世家联姻，娶了恺撒的姑母尤利娅。朱古达战争期间，马略在军中任副将。在战争迟迟不能结束的情况下，马略利用自己的威信，营造了只有他才能胜利结束这场战争的舆论。他渴望担任执政官，全权指挥北非战争。按罗马的传统和惯例，马略的这种愿望似乎是无法实现的奢望。过去从没有一位“新人”，会由于其勋业而出名或显赫，人们认为他没有资格担任执政官。让这样一位“新人”任执政官好像会玷污这一职位，执政官职位一直在贵族中传来传去。但马略对这种传统不屑一顾，毅然向统帅请假，回罗马竞选公元前107年的执政官。尽管元老院不愿意，在平民和骑士的热情支持下，马略还是在公民大会上成功地当选了。马略这位“新人”在元老院的反对下当选为执政官意味着罗马的寡头统治快要寿终正寝了。
2.军事改革：马略扭转战局
马略一就任执政官和北非罗马军队的统帅，立即着手进行军事改革。他一反旧制，放弃了早已难以执行的对兵役财产资格的规定，改征兵制为募兵制。规定凡是志愿而又符合服役条件的公民（无财产的公民也包括在内）都可以应募入伍，士兵入伍后，必须服役16年，服役期间由国家供养，并发给薪饷和武器，老兵退役后，还分给份地。这一军事改革，不仅解决了罗马的兵源问题，而且使平民争取土地所有权的斗争也和服兵役结合在一起了。马略军事改革的某些内容，虽然早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就开始出现了，但在马略改革以前，都是作为一种临时的应急措施，而且大都是统帅的个人行为，征兵制的各项规定并没废除。马略的改革从法律上把传统的征兵制度和兵农合一的制度彻底废除了，或者说，把早已存在，但不那么合法的募兵从法律上加以肯定了。马略的军事改革实际上铲除了罗马共和制的基础，为罗马从共和帝国过渡到军事帝国创造了条件，为帝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当然，马略的本意并不是要破坏共和制的基础，他改革的目的是军事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他的目的是要扩大兵源，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在这一点上，他的目的其实和格拉古兄弟是相同的，只是采用了不同的途径而已。格拉古是要恢复过去的公民兵制，增强有土地的公民数量和把公民权扩大到拉丁人和意大利人。而马略则是在看到募兵取代征兵成必然趋势的情况下干脆把征兵制改为募兵制，取消服兵役的财产资格限制。格拉古兄弟是逆流而上，马略则是顺势而下。
由于马略的改革，军队得到大量补充。作为北非罗马军队的统帅，马略狠抓了军队的训练，使军队适应北非酷热缺水的环境。军队的战斗力提高了，战场上便连连获胜，使朱古达陷入困境。公元前105年，朱古达被马略的副将苏拉活捉，朱古达战争宣告结束。
3.转战北部：日耳曼人的挑衅
北非战事结束后，马略又转战高卢地区。早在朱古达战争尚未结束时，罗马北部的边境就遭到两股日耳曼部族辛布赖人和特乌托涅斯人的严重威胁。这两股日耳曼人原来居住在波罗的海沿岸，由于人口过剩的压力和海上民族的侵袭，被迫离开故土南下。在阿尔卑斯山北边和西边几次打败罗马军队。公元前105年，由两个无能的执政官率领的罗马军队遭受了一百多年来最严重的军事灾难。八万多罗马士兵被辛布赖人歼灭于阿拉乌西奥（奥伦治）。消息传到罗马，朝野震惊。危急关头，人们又一次把希望寄托在尚在北非指挥作战的马略身上。公民大会不顾法律传统，推选他为公元前104年的执政官，委托他管理高卢行省，抗击日耳曼人的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