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罗马的失落：由两帝共治到四帝共治
公元293年，戴克里先又把两帝共治变成了四帝共治，所增加的两皇帝充作自己和马克西米安的助手。一个是塞尔迪卡（索菲亚）人伽列里乌斯，一个是内索斯（尼什）人君士坦提乌斯，两人都被授予略低于奥古斯都的恺撒称号。戴克里先认伽列里乌斯为养子，并让他和原妻离婚而和自己的女儿结婚。马克西米安认君士坦提乌斯为养子，也让他抛弃妻子，娶自己的女儿。戴克里先希望以这种婚姻纽带来强化政治上的联系。四帝分治帝国的不同部分，戴克里先统治色雷斯、亚该亚和埃及；伽列里乌斯治理伊利里亚、多瑙河诸行省和亚细亚，他的皇宫在马其顿的塞萨塔尼基（萨洛尼卡）；马克西米安统治意大利、西西里和阿非利加；君士坦提乌斯治理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他的总部设在特里尔，他在这里修建的巨大王宫、浴室和城门现在仍可看到。
四帝共治并不是把帝国分成四块，帝国仍是不可分离的统一体，立法以四人的名义签发，这个奥古斯都的法律，也是另一个奥古斯都的法律。两个恺撒必须服从两个奥古斯都。戴克里先这样安排一方面是吸取了帝国分裂的教训，四帝共治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为了杜绝分裂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解决罗马皇帝继承人问题上的无序状态，为了能顺利地交接政权。戴克里先规定，奥古斯都满20年任期后，必须交卸权力，他的继承人恺撒继任奥古斯都，同时任命新的恺撒，即新的继承人。这是罗马历史上皇位继承的第一个明确规定。这种规定是不成熟的，对于大权在握的皇帝不可能有什么约束力。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两个奥古斯都的继承人都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养子。这是罗马独有的皇位继承制度，这里有点共和制的痕迹，在罗马帝国，养子继承比亲子继承更多，也似乎更合传统，但这将会引起亲子和养子之间的皇位争夺。
两帝共治或四帝共治并不是什么创造，但四帝的首府没一个设在罗马，却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元首制成为君主制的一个重要内容。皇帝不在罗马，罗马就失去了其在帝国的中心地位。罗马元老院并没有被取消，但这个没有皇帝参加的元老院事实上已被降格为罗马的城市议会了，它原有的立法权被剥夺了，法律由皇帝签署，皇帝的敕令成了最重要的法律。皇帝东方化了。称呼也变了。从奥古斯都以来，皇帝都称元首。元首在人们的心目中，和元老或行政长官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在礼仪上也没有多少区别。元首的唯一特殊标志是身穿御用的紫袍，元老则佩戴些色绶带，一般市民可与元首随便交谈。元首的权力也是集执政官、保民官、最高统帅、祭司长等多种职务而成的，而这些职务形式上还要由元老院和公民大会授予或批准。
戴克里先用一个新的称呼“多米努斯”（Dominus）取代元首，“多米努斯”的意思是主子，原来只表示对自己家养奴隶握有绝对权力的主人。戴克里先选用这一称号，表示他是对帝国的所有臣民都拥有绝对权力的一国之主，也就是一国之君主。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称号的变换，而是表明披着共和制外衣的元首制转变成了毫不掩饰的君主制了。戴克里先以“多米努斯”这一头衔握有帝国的最高权力。他和马克西米安都戴上了王冠，这本是罗马人十分厌恶的代表皇权的装饰品，戴克里先不顾人民的厌恶而戴上它就是要显示自己的权力，他还穿上了用真丝和金线织成的豪华袍子，甚至鞋上也嵌满了最贵重的宝石。礼仪也愈来愈繁琐，要一睹圣颜变得十分困难了。皇帝的寝宫也和东方君主的宫廷一样，由阉人（中国称太监）看守。中国皇宫用太监，是为了防止宫中的后妃失贞，不知罗马宫廷用阉人是何意。臣民现在要见皇帝，不论地位如何，都必须俯伏在地，按东方的礼仪，向皇帝行跪拜吻袍之礼。把戴克里先和奥古斯都比较一下是十分有趣的，他们两人都富有表演才能，奥古斯都是尽力装出谦卑的样子以赢得人们的赞誉和爱戴。戴克里先则尽力摆出豪华高贵的气派，来使人们畏惧，不敢生非分之想。应当说，奥古斯都的表演更精彩更成功。
戴克里先不只是在穿着上、礼仪上尽量显示皇帝的高贵，而且进一步把自己神化。戴克里先自称是朱庇特，神王；马克西米安自称是赫尔枯勒乌斯，希腊神话里的无敌于天下的英雄。按照他们御用宣传家的说法，世界是在智慧的无所不见的朱庇特的监视下运行，赫尔枯勒乌斯的无敌于天下的铁臂则从地球上消灭掉一切妖魔和暴君。戴克里先的地位要高于马克西米安，前者是智慧的化身，后者是武力的象征。官方还称皇帝为“万能之日”，这是把皇帝作为太阳神来崇拜，是东方式的。戴克里先的君主制无疑是学自东方的，但也有罗马传统的因素，自比朱庇特就是传统的，奥古斯都也曾自认是阿波罗神的化身。四帝共治和其继承规则都是传统的。东方的君主制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说明传统犹太人的遗传因子，无论今天如何发展变化，完全去掉是不可能的。
四帝共治在平定人民起义和防止侵略方面取得了成功，从而得到了贵族和大地主们的支持。君士坦提乌斯平定了不列颠（公元257—296年）和埃及（公元293—294年和公元297—298年）的人民起义。与日耳曼人的战争也取得了胜利，并成功地渡过多瑙河与莱茵河深入日耳曼人地区作战。和波斯人的战争，虽长期处于胶着状态，但最终伽列里乌斯还是赢得了罗马历史上少有的、结果圆满的胜利。
军事上、行政管理上的成功是和戴克里先的军事行政改革分不开的。他把军队分为边防军和巡防军。巡防军用于镇压各地人民起义和进行远征。巡防军有一支主要由日耳曼人组成的骑兵卫队。这支部队被称为“帕拉丁门徒”。帕拉丁是他们集中等待皇帝命令时所在地的门廊的名称。这是支野战部队，分成4个编队，四帝一人统率一个编队。边防军驻守在边境，用于对付外族入侵。边防军后来被称为边境或河岸士兵。戴克里先把军团的数目增多，而把每个军团的人数减少，以便更方便地调度和控制。整个帝国的兵力增加到50万。这样一支庞大的常备军，适应了皇帝统治的需要，却大大增加了人民的负担。
行省的数目由50个增加为100个，每个行省的区域缩小了，同时，在行省实行军政分治，这样一来，行省总督反叛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行省军政分治是罗马在地方行政管理方面一个很大的进步。每10个或12个行省再组成一个大管区。管区的长官由近卫军副指挥兼任，近卫军副指挥的上司是四个分别隶属于四个皇帝的近卫军长官。近卫军长官成了行政的最重要的角色。
戴克里先的君主制是靠军队支撑的，而庞大的军队和增大的政府机构又需要更多的钱来维持，因此，对人民的压榨也相对加重了。繁重的赋税，特别是土地税和人头税成为人民难以忍受的灾难。这种灾难一直延续到帝国灭亡。公民拥有的家什都很少有不要交税的。由于不堪重负，先是农民，然后是商人和手工业者都失去了生产的积极性，经济面临崩溃。
为了复兴经济，戴克里先颁布法令，禁止任何人荒废土地，放弃职业。过去各行各业自行组织的社团、行会，逐渐成了强制性的，不加入某个团体，就不能从事某些职业，一旦成为某团体中的一员，就不能再离开这个团体，就得干这行业一辈子。
曾经享有一定自由的罗马公民处在这种东方式的专制统治下，已没独立生活可言了，最下层的公民都处于政府官员的监视下。粮食交易商、屠夫和面包师等在政府官员的控制和监视下，为公众提供服务。他们永远都不准放弃自己的职业，有时，国家甚至强迫子承父业。
公元304年，戴克里先在他统治的第20年，来到罗马，在这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祝捷大会——凯旋式，来庆祝他和马克西米安在军事上所取得的胜利。两位恺撒虽也战功卓著，却因根据古训，他们的功绩都应归于两位父亲和皇帝的教导。戴克里先这次凯旋式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所展示的来自非洲、不列颠、莱茵河和尼罗河的战利品，也不在于显示战胜波斯，征服了一些重要地区的赫赫战果，而在于它是在罗马城举行的最后一次这样的盛典。在这之后，罗马的皇帝再也不曾攻城略地，罗马城也不再是罗马的首都了，尽管名义上它仍是首都。
戴克里先统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后果就是罗马城失去了其作为首都的特殊地位。虽然罗马的特殊地位早已随着征服地区的日益扩大，随着行省的经济文化发展和帝国境内所有自由民都获得罗马公民权逐渐消失了，但由于古代制度的残余和习俗，罗马皇帝，不管他出生在非洲，还是出生在伊利里亚，全都对罗马城表示一种特殊的尊重，把它看成是他们的权力依据和帝国中心，只有戴克里先统治时，才完全毁掉了罗马城作为帝国中心、帝国首都的地位。他和马克西米安不仅战时不在罗马，和平时期也不在罗马。马克西米安在米兰，而且米兰很快就成了并不比罗马逊色的帝国都城。这里也修建了马戏场、戏院、铸币厂、公共浴池、柱廊、王宫的双层围墙。戴克里先也尽力修建和美化他的王宫所在地——位于欧亚交界处的尼科墨迪亚，使这里在人口数量上仅次于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和安蒂奥克。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除忙于军务或外出巡视外，都待在各自的王宫里。戴克里先几乎从不去罗马，他统治满20年在罗马举行凯旋式可能是他第一次去罗马，而且只在罗马待了13天便由于对罗马的厌恶而离开了，原计划在元老院发表讲话和接受勋章的活动也放弃了。
3.戴克里先君主制：过渡性的军事专制
戴克里先疏远罗马是为了建立君主制，不削弱罗马的崇高地位，就无法毫无阻碍地实行毫不掩饰的君主制。罗马城的一些贵族和元老总抱着他们的特权不放，罗马城的人有根深蒂固的共和传统。戴克里先不仅把罗马撇在一边，而且利用马克西米安对心怀不满的罗马元老大肆迫害，纵容马克西米安以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指控和处死那些不满的元老，占有一座高级别墅或一片良田都成为其犯罪的有力证据，而表面上戴克里先却仍装出对元老十分尊敬的样子。
罗马城的近卫军也是他打击的对象，削减他们的人数，取消他们的特权，最后干脆用伊利里亚的两个被命名为朱庇特团和赫尔枯勒乌斯团的忠诚军团来取代近卫军，担负皇帝的警卫任务。
当然，对罗马城和元老院打击最大的还是皇帝根本不住在罗马城，不在元老院露面。正如吉本所分析的：“只要皇帝还住在罗马，元老院虽可能受到压制，但它却极少可能被全然弃之不顾。奥古斯都的继承者们行使着他们觉得怎么好，或他们愿意怎么便怎么制定他们的法令的权力，但那些法令却都得得到元老院批准。这样在对它的研究和最后颁布的过程中还保存了古代自由的模式，而一些尊重罗马人民偏见的明智皇帝则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采取适合于共和国总行政官或第一执政官的语言或行动。而当他们定居在距首都较远的地方的时候，他们便永远抛开了奥古斯都告诫他的后继者的伪装。在行使司法和行政权力时，君主只是和大臣们商量商量，而不必听取全国性的议会的意见……与皇帝的朝廷和实际行政机构失去联系的罗马元老院，实际上已成为卡皮托林山丘上的一座令人起敬但毫无用处的古迹纪念碑了。”
戴克里先的君主政体正是在摆脱罗马城和罗马元老院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它与奥古斯都的元首制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就是它没有一个像罗马这样被公认的传统的政治中心，这也是后期帝国的一个致命缺陷，没有政治中心的帝国不可能是一个统一的帝国，吉本对戴克里先的君主政体不无嘲讽地评论说，它的第一条原则是炫耀，第二条原则是分割。分割也就没有了政治中心。
公元305年，可能是由于年老多病，也可能是履行他所规定的每一位奥古斯都统治20年就应卸任的原则，戴克里先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退位措施。苏拉曾退隐，但他不是皇帝。自动退位的皇帝戴克里先是第一个，退位时年仅59岁。他主动退位说明传统对他仍有很大影响，他并不完全是个东方式的君主。他的原意可能想让他的退位成为一种榜样，成为一种制度，但实际上后来没有人效法。他退位时，让马克西米安也在米兰辞去皇帝职务，他们两人分别退隐到萨路纳（南斯拉夫的斯普利特）和卢卡尼亚（意大利南部）生活。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和伽列里乌斯取代他们成了奥古斯都。
戴克里先退隐后还活了好几年，公元313年，由于对当时的政治局面感到忧虑而自杀身亡。他的自杀也说明，在君主制下，失去了权势就失去了一切，即使像戴克里先这样一个开创了一个新阶段的皇帝，退位后也对当时的政治局面无法施加任何影响。
戴克里先在几任军人皇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君主制是军事专制。一切大权都掌握在军人手中，四个皇帝都是军事统帅，皇帝的统治其实是把军队的管理推向全国。戴克里先虽在地方上实行军政分治，但最重要的职务仍由军人担任，近卫军长官成了最重要的行政长官。这种军事专制，不仅剥夺了元老院的一切权力，也剥夺了人民的一切权利，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使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但由于成功地抵御了外敌的入侵和镇压了各地人民的起义，国家获得了暂时的稳定，因而得到了贵族和大地主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