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米托克利的主张可能是当时唯一可以使希腊反败为胜的策略。他巧妙地设计了一个圈套让薛西斯来钻。就像中国古代周瑜骗曹操那样，他派他的私人奴隶到波斯人的营地去诈降薛西斯，传递一个假情报，说他从地米托克利处来，地米托克利私下是站在波斯人一边的，希腊舰队将要偷偷地夺路溜出海湾，让波斯人及时阻截。薛西斯果然中了地米托克利的诱敌之计，不顾萨拉米斯海湾是否有利于波斯舰队作战，就贸然下令出击。
9月20日，波斯海军开进萨拉米斯海湾，拦截希腊海军。正如地米托克利所料，波斯舰队由于船大、数量多，挤在狭窄的水域，互相碰撞，根本无法调动，希腊人还没发动攻击，就已经乱成一团。而雅典舰队行动自如。这样一来，波斯舰队只有挨打的份，连逃跑的空隙都没有。薛西斯坐在可以俯瞰萨拉米斯湾的山顶上，看着他的舰队被希腊人摧毁，束手无策。
战斗持续了一整天，当夜幕降临萨拉米斯湾时，波斯舰队几乎被全歼。这是一次令人震惊的决定性胜利，波斯人失去了制海权，雅典成了海上的霸主，可以说，雅典的海军拯救了希腊，地米托克利也使自己成为希腊最伟大的政治家。
萨拉米斯战役的结果，实际上也显示了希波战争的结局，失去制海权的波斯人已无法打赢这场战争。但波斯人仍不甘心，虽然由于给养不足和疾病，薛西斯被迫撤退到赫勒斯滂，接着又退回亚洲，却把他的大将马都尼斯和一支约5万人的军队留在希腊境内，仍对希腊各城邦造成很大的威胁。马都尼斯知战争无望，便想用外交手段获取胜利，他向雅典提议，波斯交还雅典原有的土地，重修庙宇，免除惩罚，并接纳雅典为波斯帝国的一个自由盟邦。有个雅典人表示赞成这个提议，结果，不仅他本人被愤怒的群众杀死，他的一家人也被大家用石头砸死了。公元前479年，希腊联军和波斯军队在陆地进行了决战，波斯军大败，统帅马都尼斯阵亡，靠骑兵的掩护，才有一些残余部队逃出了希腊，回到亚洲。同时，希腊海军在米利都的麦加拉半岛摧毁了波斯的残余舰队，波斯的威胁彻底消除了。
公元前478年，雅典海军独力夺取并占领了赫勒斯滂海峡的重镇塞斯图斯，从而控制了欧洲到黑海的通道。对于雅典来说，塞斯图斯战役胜利的意义不亚于萨拉米斯战役，因为占领塞斯图斯，为雅典的对外扩张铺平了道路。被西塞罗誉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的名著《历史》一书，正是以雅典人攻陷塞斯图斯作为全书的结尾的。至此，希波战争实际上结束了，希腊人不仅解放了全希腊，彻底解除了波斯的威胁，而且把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也从波斯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了。但是，直到公元前449年，雅典及其同盟的军队在塞浦路斯大败波斯军，波斯才同希腊缔结了和约，承认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的独立，希波战争才正式结束。
5.民主对专制：希波战争的意义
希波战争可能是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战争，其历史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这是一场两种制度的较量，是希腊城邦制度和东方君主制度的较量。古代文明，不管是埃及、两河流域还是中国和印度，都是在君主制下创造的，城邦制，在希腊兴起前，从来没有成为历史的主流，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在历史上起什么积极主动的作用。在希腊城邦兴起前，城邦国家不是被大国兼并，就是成为大帝国的附庸。因为，这样的国家都是小国寡民的，根本无力抵抗大国的侵略，而它们的“老死不相往来”或自治、自足的特点，又使它们有一种自满感，无法发展成大国。中国的老子和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都把这种小国寡民看成是最理想的国家形式。老子的观点在中国没有代表性，而亚里士多德却反映了希腊大多数人的观点。这正是中国与希腊的不同之处。希腊城邦的兴起，得力于天时、地利和人和。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希腊地区既适合城邦又便于向东方的古老文明学习，希腊周围地区几个世纪都没有大国和强国，更给希腊城邦的发展提供了绝无仅有的天赐良机。但是，希腊如果没有希波战争的胜利，希腊城邦的历史就会终结，希腊以至人类历史都要重写。正是希波战争的胜利，才显示出希腊城邦的优越性，才激发了希腊人更大的自豪感，希腊城邦才会发展到它的顶峰，希腊人才能继续创造他们令人惊叹的文明。
希波战争的结果证明，新兴的希腊城邦制要优于古老的君主制，希腊文明正在发展，而以埃及、两河流域为代表的东方古文明，到波斯帝国时已停滞不前。
希腊人一直认为，只有他们才是文明人，其他民族都是“野蛮人”，他们要比“野蛮人”强得多，他们的自由民主制度，要比亚洲的君主制好，亚洲的君主靠专制权力、靠折磨和鞭笞迫使人们服从，而他们却靠辩论和劝说来作出决定。希波战争强化了他们的这种观点，事实也是如此。但是，希波战争的胜利却也正是克服了城邦制的一些固有缺点，才取得胜利的。如果希腊各城邦在战时仍互相敌视，彼此争夺，他们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如果它们仍像在小亚细亚希腊城邦掀起反波斯统治的起义时，除了雅典出兵援助外，其他希腊城邦都认为事不关己，而置之不理那样，结果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如果不是在强敌入侵下被激起的高昂的爱国热情，使全希腊团结起来，结成联盟，如一人似的协同作战，希腊人是无法打败波斯人的。不幸的是，这样的团结一致，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希波战争一结束，希腊各城邦就卷入互相争霸的漩涡中，而不能自拔。
三、争霸泥潭：两极格局的形成
1.雅典的阵营：提洛同盟
希波战争中，雅典的作用和贡献最大，所受的影响也最大。雅典人被战争所激起的爱国热情和胜利后的自豪感，是任何其他希腊人所无法比拟的。斯巴达一直是希腊最强大的国家，希波战争中也一直是希腊联盟的领袖，联军的统帅，但由于斯巴达所固有的传统保守的特点，由于它是个纯粹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国家，在希腊本土解放后，它对解放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毫无兴趣，不愿意出兵亚洲，因而自动放弃了对希腊联军的领导权。这样，反波斯、解放亚洲希腊城邦的责任就落在雅典身上。
雅典在希波战争中赢得了巨大的威信，拥有了强大的海军，俨然成了可以和斯巴达并列的领袖。因此，为了完成新的任务，为了向海外扩张，公元前478年，雅典组织了一个新的同盟。由于同盟国家开会、集合的地点设在爱琴海上的提洛岛，故称提洛同盟。
参加同盟的有爱琴海上的所有岛屿和赫勒斯滂海峡以及亚洲的所有希腊城邦。同盟的成员国最多时有将近300个大大小小的城邦。同盟继续对波斯作战，有联合海军，有共同的金库，金库设在提洛岛上的阿波罗神庙中。
在形式上，这是一个平等自由的同盟，所有成员国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在同盟的会议上有同等的发言权。参加同盟的城邦按国力的大小为同盟提供一定数额的船只和人员，如果愿意也可用同等价值的金钱来替代。但实际上，这个同盟是雅典的同盟，雅典在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雅典拥有由300艘船组成的舰队，这个舰队超过同盟中所有盟邦舰队的总和。雅典的威信和作用是其他城邦无法比拟的。因此，有的史学家认为，同盟一开始就有雅典帝国的倾向，这是很有见地的。这种帝国倾向不是指雅典在同盟中的突出地位和重要作用，而是指：一是盟约是以雅典为一方，而以雅典以外的一切盟国为另一方订立起来的；二是盟邦的义务是由雅典决定的。也就是说，盟邦为联军提供船只和人员的多少，或为免除这项义务所要交纳金钱的多少，全由雅典决定，而所交的金钱实际上成了向雅典缴纳的贡赋。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波斯威胁的解除，有的城邦要求退盟，这就出现了盟邦有没有退盟权的问题。这本不是问题，参加自愿，退出也应自愿。第一个要求退盟的是纳克索斯岛。这是个繁荣富裕的城邦。雅典认为纳克索斯的要求是反叛行为，遂出兵镇压，强迫它交出舰队，并交纳一笔贡赋。此后，凡要退盟的，一律以同样的方式处理。同时，没有加入同盟的爱琴海城邦也被强迫加入，理由是它们得到了同盟的保护。这样一来，同盟已是徒有虚名了，实际上已是实实在在的雅典帝国了。
为了强化同盟的帝国性，雅典还做了两件事：一是把同盟的金库从提洛岛转移到雅典，理由是很冠冕堂皇的，什么金库在雅典“管理更方便、安全”等，而实际上，这样做的唯一理由就是利于雅典掌握，使同盟的金库成为雅典的金库。随着金库转移到雅典，金库司库也成了雅典国家的官职。二是盟国之间的争执纠纷交雅典法庭审理。同盟不见了，只有雅典帝国了。这个帝国极盛时，有大小不等的城邦近300个，人口总数达1000万至1500万。
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帝国看成是如同中国秦帝国那样的帝国。秦帝国有一个集权于皇帝一身的中央政府，下面是完全受中央政府控制的郡县地方政府。雅典帝国其实是一个以雅典为中心的城邦集团，雅典仍是一个城邦，加盟的各个盟邦也仍是自给自足的城邦，它们仍有各自的可以独立处理内部事务的政府和法律。这些城邦与过去不同的是，它们的对外政策已不能自行决定，而必须听命于雅典，它们要为同盟（其实就是为雅典）的舰队提供船只、人员或交纳钱款，它们的政体要和雅典一样，实行民主制，而不能实行其他政体，否则就会遭到雅典的干涉。
当然，雅典虽然仍是个城邦，却也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它现在是帝国的中心，因此，它除了有本城邦的事务外，还有许多帝国范围内的行政事务与司法事务要由它处理，帝国的这些事务也就成了雅典的事务，这样它就需要更多的公职人员，其中不少成为有报酬的。它还有一支主要由雅典公民组成的庞大的帝国武装部队，雅典公民服兵役这时是领薪饷的，大量雅典公民成了领薪饷的战士，雅典城邦成了“战士共和国”。虽然公共开支增大了，雅典的国库仍很丰裕。因为希波战争后，雅典的工业和农业有很大的发展，商业发展更快，雅典跃升为世界首要的商业中心，关税和其他税收数额巨大，加上盟邦为使它们的公民不服兵役而每年交纳的贡款，雅典不缺钱。雅典之所以成为帝国的中心，不仅有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原因，也因为它是工商业中心。
2.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民主全盛期
雅典对盟邦虽很霸道，在城邦内部，民主制却发展到了顶峰。和中国与波斯不同，雅典不是靠特权阶级或行政官僚来履行它的帝国领导职能的。它的民主制不仅没有因帝国而削弱，反而更向前发展了。事实上，雅典帝国存在的短暂时期，正是希腊城邦的极盛时代。
雅典不是靠个人而是靠公民集体来进行统治的，正如雅典人自己所认为的那样，他们是靠辩论和劝说作出决定的。个人有再大的功劳和威信，得不到公民的支持，也不能担任任何官职。公民大会可以流放任何他们不满意的人。地米托克利在希波战争中立有大功，但在他颇有远见地反对和斯巴达结盟时，因没有赢得公民大会的赞同，而被流放，后来又被以莫须有的叛徒罪被判有罪，结果，只好逃亡国外。流放地米托克利也许是错误，但这是民主制下公民集体的错误。继地米托克利为雅典领袖的奇蒙，因在对斯巴达的政策中犯了错误，也在公元前461年被公民大会流放了。奇蒙是贵族的代表人物，平民把流放他看成是平民对贵族的胜利。继奇蒙而成为雅典领袖的是伯里克利。伯里克利出身贵族，却和工商业有密切的关系。他希望建立一个辉煌的雅典帝国。他自视为进步势力的领袖，逐步扩大平民的权力。他也因此获得了平民的信任，连选连任执政官。从公元前460年起，他当政了30年，直到他突然死去。
伯里克利当政时，雅典的民主达到了它的极盛时代，实际上也是希腊城邦制的极盛时代。
由于平民的斗争，到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由贵族组成的元老院的政治权力已被剥夺殆尽，只保留了审判谋杀案和解决宗教问题的权力。它原来的职权转给了五百人议事会、陪审法庭和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获得了大部分政府事务的管理权力。它按50人一组，分成10组，每个组的服务时间每年有一个月多一点。议事会成员不得连选连任，因此，雅典公民的1/3，在一生中有机会担当议事会的成员。陪审法庭的人数增加到6000人，6000人被分成更小的陪审法庭，有陪审法官501人，为了有利于贫穷公民参加陪审法庭，法律规定为陪审工作提供报酬。公民法庭的权力愈来愈大，最终成为国家的最高立法机构，在公民大会的协作下，开始颁布法律。公民会议是雅典的最高权力机关。公民会议的开会地点在雅典卫城以西的广场上，希腊人喜爱室外活动，在广场开会正投其所好。这是一片微微倾斜的广场，坐在最后面的人，也可以看到讲台上的发言人。公民会议大约在每36天中开4次。开会的通知一般会提前5天就在市场公布。参加会议的公民都可上台发言，但任何人都只能发言一次。表决多半用举手方式，选举官员或要放逐谁，则多用投票方式。公民会议负责表决五百人会议提出的议案，选举国家官吏，制定法律，决定战争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