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担任官职的财产资格限制已大大缩小，除完全没有财产的劳动阶层外，所有公民都可担任执政官。高层官员不再通过选举产生，而是从所有合格的公民中抽签推举。结果，过去地位显赫的国家官员，现在变成了轮流坐庄的“贵族”，因而也就没什么大影响。但是，有一个重要的职务是不能通过抽签产生的，那就是统率军队的将军。这样的将军共有10位，每年选举一次，可以连选连任。伯里克利就多次连任。但是，一个雅典人在这次战役中是将军，而在下一场中却是普通士兵的事，是毫不奇怪的。这是城邦的“轮番为治”民主观念的突出反映。不过，由于是雅典唯一推选出来的官员，是唯一要考虑其才能能否胜任的官员，由于这些职务如此重要，将军们在城邦的作用和影响力是巨大的。伯里克利正是通过长期担任将军一职来领导雅典的。
雅典人不仅政治上享有较大的民主，能直接参加国事活动，他们的文化生活也具有广泛的民主性，丰富多彩。每个公民都享受国家提供的娱乐活动。雅典人最具民主性的，也是雅典人最喜欢的文化活动是祀神庆典和看戏。和在政治上没有君临一切的专制君主一样，在宗教上希腊也没有代表最高道义的宇宙主宰。希腊的神和凡人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们有和凡人一样的喜怒哀乐。名为最高神的宙斯，也常常钟情人间的美女，犯凡人所犯的错误。由于希腊神具有这种人性化的特征，雅典的祀神活动就和世俗的娱乐活动结合在一起。例如，四年一度的雅典娜女神祀祝大节，全雅典公民都可参加，一连几天都要举行赛车、竞走、合唱、舞蹈、音乐比赛和朗诵比赛，这样的祀神活动，与其说是一个庄严的宗教仪式，不如说是一种世俗性的公民群众娱乐。每年春季举行的酒神庆典在国家建造的规模宏大的剧场中演出各种悲剧和喜剧，国家给每个公民发“观剧津贴”，让每个公民节日都有钱去看戏。雅典的学术文化也十分活跃繁荣，在雅典全盛时期，在公民群众经常聚集的运动场附近，经常举行各种哲学、社会和人生问题的讨论。雅典公民在公开的政治生活和广泛的文化生活中获得广泛的知识，受到其他城邦人民得不到的教育，从而产生了许多杰出的人物，希腊各地的知识分子也纷纷来到雅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雅典一直是希腊文明的代表和中心。
当然，雅典的昌盛和繁荣是离不开奴隶的，没有奴隶的劳动，也就不会有雅典的文明。据希腊史的权威学者戈麦（A.W.Gomme）教授估计，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阿提卡约有12.5万个奴隶，其中6.5万个是用于家务劳动，有5万个被用于手工业，有1万名用于采矿。同一时期雅典的18岁以上的男子人数约为4.5万人，由此推断，当时雅典的总人口是10万人多一点。奴隶在创造雅典文明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3.斯巴达的阵营：伯罗奔尼撒同盟
雅典的强盛和繁荣招致了斯巴达的嫉恨。斯巴达本是希腊最强大的国家，希波战争中，它是希腊联盟的领袖，盟军的统帅。但在希腊本土全部解放后，它不愿出兵海外，放弃了对盟军的领导，退出了战争。是雅典领导希腊人民把希波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雅典的势力和威望有压倒斯巴达之势，一山不容二虎，斯巴达是不容许有雅典这样的对手威胁它的，而雅典也早有称霸希腊甚至称霸世界的野心，要称霸就必须打败斯巴达，从地米托克利到伯里克利都有这样的愿望。当然，雅典也有主张与斯巴达友好的人。贵族派的代表人物奇蒙就主张雅典和斯巴达友好相处，雅典称霸海上，斯巴达则在陆地称雄，从而在希腊世界平分秋色，两不相悖。奇蒙的主张既背离了实际局势的发展，也不合大多数雅典人的心意。谁也无法把雅典的霸权限制在海上，而斯巴达和它的盟国也不容许雅典独霸海上。
其实，雅典和斯巴达的矛盾和冲突是多种多样的，是全方位的。既有利益上的，也有制度上的，甚至还有感情上的、观念上的。斯巴达虽对海外商业不感兴趣，但它所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也有科林斯、迈加那这样的注意向海外发展的城邦，它们在爱琴海北岸卡尔克底半岛、在西西里岛都有殖民和商业利益。提洛同盟成立后，雅典不仅把科林斯在卡尔克底的殖民城市纳入同盟，控制了东北爱琴海的航线，而且要向中部地中海地区扩张其势力，并力图控制科林斯的西部港口。这样一来，雅典的扩张就严重地侵犯了科林斯等城邦的利益。作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首领，斯巴达自己虽对海外发展没有兴趣，却理所当然地要维护其盟国的利益。事实上，正是科林斯劝说斯巴达向雅典挑战的。
在制度上，雅典和斯巴达也是水火不容的。雅典爱好民主制，要它的所有盟国都以它为榜样，实行民主制，而不容许其他政体存在。这种霸道作风引起了一些盟邦的不满。斯巴达和它所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则对寡头政体情有独钟，或至多能容忍有限的民主制度。希腊的民主分子纷纷投靠雅典，而贵族寡头政体的拥护者则向斯巴达求援。
在感情、观念和生活方式上，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也是格格不入的。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正如科林斯人在劝斯巴达向雅典宣战时所说的：“你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雅典人是怎样的一种人，他们同你们完全不同。他们是革新者，他们敢于制定新的计划并付诸实施；而你们满足于现有的一切，甚至不愿做那必须去做的事情。他们大胆、乐观、富有冒险精神；你们谨小慎微，无论对自己的力量还是自己的判断力都缺乏信心。他们喜欢去海外冒险，而你们讨厌这样，因为他们认为离家愈远，所得愈多，而你们认为任何动迁会使你们已有的东西丧失。”科林斯人说的这段话，反映出他们对雅典人是既佩服又嫉恨的。让这样的人继续扩张他们的势力，对于伯罗奔尼撒同盟来说，是可怕的。雅典施加于它的盟国身上的“暴政”就是鲜明的例子。
伯罗奔尼撒同盟诸国和所谓的雅典帝国在人种上也是不同的，虽然他们都是希腊人，但伯罗奔尼撒同盟诸国是多利安人，而雅典帝国多为伊奥利亚人。当然，这种区别不是很重要，因为，作为希腊人，他们曾经联合起来和波斯人作战。导致伯罗奔尼撒同盟和提洛同盟打起来的根本原因，是两大同盟之间的利益冲突，是斯巴达和雅典争霸。
4.相煎何太急：两大同盟开战
公元前431年，两大同盟之间的战争爆发了，史称这场战争为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是一场和希波战争完全不同的战争，希波战争是希腊人联合起来反击波斯侵略的战争，战争的进程和结果都显示出希腊城邦向上发展的生命力，显示出它比东方君主制优秀的一面。而这场战争却暴露了希腊城邦无法克服的缺陷。希波战争导致希腊城邦发展到顶峰，而这场战争实际上使希腊城邦走到了终点。这场战争从公元前431年开始，断断续续一直打到公元前404年，前后持续了27年之久。战火几乎燃遍了希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双方的人力、财力都消耗殆尽，特别是雅典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战争以雅典的全面失败和斯巴达霸权的确立而告终。
战争的结果是完全出乎雅典人意料的，他们之所以不惜和斯巴达人一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他们的财力、物力都是斯巴达所不及的，他们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控制了海上，他们在精神上也优于斯巴达人。伯里克利就十分看不起斯巴达人，他说：“我们的敌人为了备战从小就受到非常艰苦的训练；我们过我们的安逸生活，但面对危险我们信心百倍。事实上，没有其同盟的帮助，斯巴达从不敢单独地向我们进攻。我们的勇敢来自于天然的气质，而不是法律的强迫，因而，我们拥有两方面的好处，一则我们无须基本的艰苦训练，二则当考验来临时，我们做得同他们一样好。”伯里克利的这种观点是得到大多数雅典人赞同的。由于雅典拥有强大的海军，因此伯里克利为雅典制定的战略是，把自己当成是海上居民，放弃土地和房屋，保卫海疆和城市，而不要为守卫阿提卡做无谓的冒险。这样，雅典就是不可战胜的。
伯里克利的战略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这是建立在过高估计雅典人的牺牲精神和忍耐性和对丢失阿提卡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的基础上的。战争开始后，在斯巴达军队侵入阿提卡、蹂躏那里重要的乡村和市镇时，雅典人的态度改变了，他们对伯里克利不作正面抵抗，而是按兵不动、等待时机的做法不满了，他们忍无可忍了，强烈要求伯里克利领导他们出击。他们甚至因丢失阿提卡而责怪伯里克利，伯里克利的领导权威开始受到怀疑。
伯里克利看到雅典人陷入愤怒和非理智的状态中，害怕召开公民大会会导致作出错误的决定，便没有召开大会来讨论大家的要求。但雅典的事情是不能由个别人决定的，威信再高，意见绝对正确，没有得到大家的赞同，还是不行。战争期间，城邦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仍和过去一样，所有重要的事情无一例外都要由公民大会决定。选举将军、开辟新战场、讨论和平条件、审核和分析来自前线的报告等都是公民大会的事。雅典人这样做，反映了他们对城邦制度的坚定性，说明他们把个人的权利和民主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这是令人钦佩的，但也是十分幼稚的。战争期间把一切重大事情的决定权交给人数众多的、人人都有发言权的公民大会，是非常可怕的。现在的一切国家，在面临国家生死存亡的战争时刻都会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取消或限制人民的某些权利。战争需要集权，而不是民主。只有美国战争期间仍坚持总统选举，但这是在战争没有威胁本土安全的情况下。事实上，雅典后来犯的一系列错误，不能说和雅典坚持城邦民主没有关系。
战争的第二年，一场可怕的瘟疫席卷雅典，人口大量死亡，甚至出现了尸骸遍地、无人收葬的惨象。瘟疫激发了雅典的内部矛盾，农民把战争所带来的灾难都归罪于伯里克利，不满的贵族乘机煽风点火，一些人甚至提出了停战议和的要求。伯里克利虽然在公民大会上说服了大家，并被继续授权领导雅典人民坚持战斗，但威信受到很大的损害。不幸的是，伯里克利本人不久也死于瘟疫。伯里克利的突然死亡，是雅典的巨大损失，雅典再也没有出现他这样的领导人物。修昔底德认为，他的继任者都无法和他相比，“出于个人野心和为了个人利益，他们在处理雅典和同盟两方面的事务时，都遵循了有害的政策，干了不少对赢得战争毫无益处的事情。即使这些事情成功了，那也不过是给某些个人带来荣誉和利益；而如果失败了，这对城邦赢得战争是有害的。”
由于没有了伯里克利这样的领导，雅典的民主政体无法形成强有力的领导和影响，管理陷入一片混乱。领导者都是些工商业主，他们既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又没有政治家的才华，更没有赢得平民的信任和尊敬的领导品质。同时，他们也缺少伯里克利那样的指挥军队和舰队的经验和能力。他们今天一个政策，明天一个政策，结果却是一个比一个更糟。一些不满雅典的盟邦也趁机发动叛乱，转而投靠斯巴达，雅典不得不分兵镇压。这样，雅典虽有海上优势，陆地上却受制于斯巴达，战争成相持不下的局面。公元前421年，雅典在一个叫尼西亚斯的贵族领导下，和斯巴达签订了一个为期50年的停战和约，双方都同意放弃新近占领的领土，而只保留原来的属地。
5.城邦局限：雅典人的致命错误
由于和约并没有解决引起战争的矛盾，和平仅仅维持了5年，战争又起。新的战事的起因，是雅典对西西里岛的远征。这次远征充分暴露了雅典体制的缺陷和领导人的无能。远征军的指挥权被毫不负责地授予了亚西比德和尼西亚斯，亚西比德本要接受审判，公民大会决定让他远征回来再审判，但在远征军到达西西里后，却又突然传令他回来接受审判。亚西比德得知后，投奔了斯巴达。雅典公民大会出尔反尔的决定，使雅典的远征刚开始就失去了一位指挥官，而使敌人得到一位极有价值的参谋人员。
当雅典的庞大舰队来到西西里的叙拉古时，又没能乘叙拉古没作好防御准备之机，立即发动进攻，从而贻误战机。在叙拉古得到斯巴达的支援，远征军已无法攻陷该城时，雅典的领导人又不准远征军撤退，并派了一支新舰队和一支庞大的陆军去增援。由于指挥无方，得到增援的雅典军队还是一败涂地，全军覆没，几乎没有生还者，有7000人做了俘虏。叙拉古人对俘虏极其残酷，他们或把俘虏作为奴隶卖掉，或赶进叙拉古的采石场当苦力，多数人就死在那里。雅典的远征就这样悲惨地彻底失败了（公元前413年）。这次失败和公元前430年的瘟疫一样，对雅典的打击是致命的，大量年轻人的被俘和战死，使雅典陷入了人才匮乏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