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人神色暗淡地点了点头。他在马尔佩斯感到痛苦，因为人家把他孤立于村庄活动之外；而在文明的伦敦他也感到痛苦，却是因为无法逃避社会活动，无法获得平静的孤独。
“你记得《李尔王》里的那段话吗？”野蛮人终于说道，“‘诸神是公正的，他们使我们的风流罪过成为惩罚我们的工具；他在黑暗淫亵的地方生下了你，结果使他失去了他的那双眼睛。’这时爱德蒙回答道——你记得，他受了伤，快要死了。‘你说得不错，天道的车轮已经循环了过来，所以有了我。’这怎么样？这不很像有一个掌握万物的上帝在奖善惩恶吗？”
“真的吗？”这一回是总统提问了，“你可以跟一个不孕女尽情地寻欢作乐，绝不会有被你儿子的情妇剜去双眼的危险。‘车轮已经循环过来了，所以有了我。’现在的爱德蒙会怎么样呢？他坐在气垫椅里，搂着姑娘的腰，嚼着性激素口香糖，看着感官电影。诸神无疑是公正的，但是他们的法律归根到底却是由社会的组织者口授的；上帝接受着人的指令。”
“你有把握？”野蛮人问，“你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坐在气垫椅里的爱德蒙不会遭到跟那个爱德蒙同样严厉的惩罚——那个受伤流血快要死去的爱德蒙？诸神是公正的……他们难道不会因为他寻欢作乐、成为邪恶的工具而贬斥他？”
“在什么地方贬斥他？作为一个快乐、勤奋、消费着商品的公民，这个爱德蒙无懈可击。当然，如果你要采用跟我们不同的标准，你也许可以说他被贬斥了，但是我们应该坚持同一套规则，不能按玩汪汪狗崽离心球的规则玩电磁高尔夫。”
“但是价值不能够凭私心的爱憎决定，”野蛮人说，“一方面这东西本身必须确有可贵之处，另一方面它还必须为估计者所重视。它的价值必须这样来确定。”
“好了，好了，”穆斯塔法·蒙德抗议了，“这不离题太远了吗？”
“如果你让你自己想到上帝，就不会让自己因为风流罪过而堕落。你必须有理由耐心地承担一切和鼓起勇气做事。这，我在印第安人身上看见过。”
“我肯定你看见过，”穆斯塔法·蒙德说，“但我们不是印第安人，我们没有必要让文明人承担什么严重的折磨。至于鼓起勇气做事——福帝禁止这种念头进入人们的头脑。如果每个人都独行其是，整个社会秩序就会被打乱了。”
“那么对自我否定你们又怎么看呢？既然有上帝，你们也就有自我否定的理由。”
“但是必须取消了自我否定才会有工业文明。必须自我放纵到卫生和经济所能容忍的最高限度，否则轮子就会停止转动。”
“你们有理由需要贞操！”野蛮人说这话时有点脸红了。
“但是贞操意味着激情，意味着产生神经衰弱，而激情和神经衰弱却意味着不安定，从而意味着文明的毁灭。没有大量风流罪过就不可能有持久的文明。”
“但是上帝是一切高贵、善良和英勇的源泉。如果你们有上帝的话……”
“亲爱的年轻朋友，”穆斯塔法·蒙德说，“文明绝对不需要什么高贵和英雄主义，这类东西都是没有政治效率的病症。在我们这样的有合理组织的社会里，没有人有机会表现高贵或英勇。这种机会只能够在环境完全混乱时出现：在战争的时候，在派别分化的时候，在需要抵制诱惑的时候，在争夺或保卫爱的对象的时候——显然，在那种时候高贵和英雄主义才会有点意义。可是现在是没有战争的。我们为防止对某一个对象爱得太深，做出了极大的努力。我们这里没有派别分化这个东西。你的条件设置又让你忍不住要做你应该做的事；而你应该做的事总体说来又是非常愉快的，能够让你任意发泄你的种种自然冲动，实际上不存在需要你去抵抗的诱惑。即使由于某种不幸的意外确实出现了不愉快的事情，那好，还有唆麻让你远离现实去度唆麻假。永远有唆麻可以平息你的怒气，让你跟敌人和解，让你忍耐，让你长期承受痛苦。在过去，你得做出巨大的努力，经受多年艰苦的道德训练。现在只需吞下两三个半克的唆麻就行了。现在谁都可以道德高尚，一个瓶子就可以装下你至少一半的道德，让你带了走。没有眼泪的基督教——唆麻就是这种东西。”
“但是眼泪是需要的。你还记得奥赛罗的话吧？‘要是每一次暴风雨之后都有这样和煦的阳光，就让狂风恣意地吹，把死亡都吹醒了吧。’有一个印第安老人常告诉我们一个故事，是关于玛塔斯吉的姑娘的，小伙子要想跟她结婚必须到她园子里去锄一上午地。锄地好像很容易，但是那儿有许多许多有魔法的蚊子和苍蝇。大部分小伙子都受不了叮咬，受得住叮咬的得到了那姑娘。”
“这故事很好听！但是在文明的国家里，”总统说，“你可以用不着替姑娘锄地就得到她，也没有苍蝇蚊子叮咬。我们好多个世纪以前就消灭了蚊蝇了。”
野蛮人皱起双眉点了点头。“你们把苍蝇蚊子消灭了，把一切不愉快的东西消灭了，而不是学会忍受它们。‘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面对着苦海，拿起刀子做个一了百了。’可是你们两样都不做。既不‘默然忍受’，也不‘一了百了’，只是把毒箭取消，那太容易了。”
他突然沉默了，想起了他的母亲。琳达在她三十七层楼上的房间里曾经漂浮在一个弥漫着歌声的海里，那儿有光明和馨香的爱抚——她飘走了，飘到空间以外，时间以外，飘到她的回忆、习惯和她那衰老臃肿的身子的囚牢以外去了。而托马金，以前的孵化及条件设置主任托马金，现在还在唆麻假期里——那摆脱羞辱和痛苦的唆麻假，在一个他听不见嘲弄的话和讽刺的笑、看不见那张奇丑的面孔、感觉不到那两条湿漉漉的肥胳膊搂住自己脖子的世界里——美妙的世界……
“你们需要的是，”野蛮人继续说道，“换上点带眼泪的东西。这儿的东西都不如眼泪值钱。”
（“造价一千二百五十万元，”在野蛮人对他提起这话时，亨利·福斯特曾经抗议过，“一千二百五十万元——那是新的条件设置中心的价值，分文不少。”）
“勃勃的雄心振起了他的精神，使他蔑视不可知的结果，为了区区弹丸之地，拼着血肉之躯去向命运、死亡和危险挑战。这里头不是还有点东西吗？”他抬头看着穆斯塔法·蒙德问道，“与上帝无关——当然，上帝也可能是理由之一。危险的生活里不也有点东西吗？”
“有很多东西，”总统回答，“男人和女人的肾上腺素每过一些时候都需要受到点刺激。”
“什么？”野蛮人莫名其妙地问。
“那是身体完全健康的条件之一。因此我们才把接受V.P.S.治疗定为义务性的。”
“V.P.S.？”
“代猛烈情素。每月固定接受一次。我们让肾上腺素弥漫了整个生理系统。从生理上说，它完全和恐怖与狂怒相等。它所能产生的滋补效果跟杀死苔斯德蒙娜和被奥赛罗杀死相同，却丝毫没有它的不方便。”
“可是我却喜欢那种不方便。”
“可是我们不喜欢，”总统说，“我们喜欢舒舒服服地办事。”
“我不需要舒服。我需要上帝，需要诗，需要真正的危险，需要自由，需要善，需要罪恶。”
“实际上你要求的是受苦受难的权利。”
“那好，”野蛮人挑战地说，“我现在就要求受苦受难的权利。”
“你还没有说要求衰老、丑陋和阳痿的权利；要求害梅毒和癌症的权利；要求食物匮乏的权利、讨人厌烦的权利；要求总是战战兢兢、害怕明天会发生些什么的权利；要求害伤寒的权利；要求受到种种难以描述的痛苦折磨的权利。”良久的沉默。
“这一切我都要求。”野蛮人终于说道。
穆斯塔法·蒙德耸耸肩。“那就照您的意思办吧。”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