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体制方面，“礼”首先是建立在宗法制度之上的等级制度。宗法制度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按血缘亲疏远近形成等级阶梯。在政治上，周王是“天子”，是普天之下最高的统治者；在宗族中，周王又是姬姓宗族的“大宗”，即最大的族长。因此他既代表社稷，又主持宗庙祭祀。历代周天子都是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保持天下“大宗”的正统地位，不得僭越。其他诸子或受封为诸侯，或分有采邑（食邑），他们在各自的封地内建立宗庙和政权，成立臣属于周王朝的诸侯国。在诸侯国内，国君是最高统治者，也是最大的族长，国君君位和爵号也由嫡长子继承，其他诸子可以分封采邑或建立卿大夫之家。卿大夫之家也由宗族宗主统领，实行贵族身份世袭制。这种层层相属的宗法血缘关系，把族权和政权结合起来，形成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制度。
在国家机构和职官设置方面，《尚书》中的《立政》、《周官》叙述得比较完备。周王身边的重要职官主要有太师、太傅、太保，合称“三公”或“师保”。成王时，周公为师，召公为保，共同辅政。在朝廷中，直接辅助周王管理政事的是“太宰”，成王时，周公以太师兼太宰的身份“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太宰以下，有众多卿士，其中重要的职官有司徒、司马、司寇、司空等诸有司。这些职官也大多由姬姓贵族担任，成王时，在武王同母弟八人中，除周公为太宰之外，还有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这些职官各司其职，手下有众多僚属听从调遣。总体来说，随着周朝统治权力不断加大，国家机构和职官设置也逐渐复杂起来。
在军事制度方面，周王朝设置了庞大的常备军，宿卫宗周的有六师，称为“西六师”；在成周镇慑东方诸侯的有八师，称为“成周八师”，共有常备十四师兵力，一师为一万二千五百人，十四师共为十七万五千人，这已远远超过商朝常备军的规模。此外，各诸侯国也配备一定的武装力量，但一般不得超过三军规模，否则就僭越礼制。
在税赋制度方面，周王朝实行的是“彻”，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所谓“什一”，就是按实际收获的十分取一。《左传·哀公十一年》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鲁国季孙氏打算“用田赋”，即改变原来的税赋制度，以增加赋税收入，但是他怕孔子反对，就让孔子的弟子冉有去征求孔子意见。孔子私底下对冉有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这里所说的“周公之典”应当就是周公所作的“周礼”，我们虽然无从得知其具体内容，但是孔子却道出其基本原则：“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这对于我们了解周公制定税赋制度的基本思路是极有帮助的。
此外，“周礼”在祭祀先祖、朝觐聘会、宴飨应酬、婚丧嫁娶、日常起居以及道德规范等方面都有详尽的礼仪规范，几近繁缛。关于“周礼”的作用，后人将其视为治国法典：“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左传·昭公五年》。）。”当然，“周礼”是在总结夏、商两代统治经验的基础上整理汇集而成的，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周公是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集大成者。
四
周公在现实政治中是一位积极有为的政治家，他勤勉履职，日夜操劳，常常是“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史记·鲁周公世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勤于思考、善于总结的思想家，孟子说：“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孟子·离娄章句下》。）。”他对商周之际的社会历史变革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和总结，在传统的宗教天命观中加入了“德”的观念，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宗教政治伦理观，进而形成了“敬天”、“明德”（“敬德”）、“保民”的思想体系。
原始的天命观是商周两代的主导思想。人们普遍认为，“天命”是最高的主宰力量，决定人世间的一切。历史更替、周朝灭商也是由“天命”决定的：“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有命自天，命此文王；……笃生武王，保右（佑）命尔，燮（协）伐大商《诗经·大雅·大明》。）。”“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与）厥邦厥民《尚书·康诰》。）。”从周朝灭商的历史教训中，周公得出的结论是“天命”不可违背，“天命”不可不敬，否则将会受到上天惩罚。这就是“敬天”思想。
“天命”是不可违抗的主宰力量，同时“天命”也不是恒常不变的。即所谓“天命靡（无）常（《诗经·大雅·文王》。）”。“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信）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适，使不挟于四方《诗经·大雅·大明》。）。”这就是说，君王的德行，明明在下，同时也赫赫在上，为上天所知。商纣虽然是上天之子，但是他不敬天命，恶德上闻，因此失去天命佑护，使他的政令不能通行四方。而周朝之所以能够兴旺发达，取代商朝，因为周文王“克明德慎罚”，“既勤用明德《尚书·康诰》等篇。）”，上天是没有私心的，它只佑护那些有德行的君王，因而授命于周，令其替代商朝统治四方。显然，经过周公改造后，这里的“天命”已经不是麻木不仁、善恶不辨的了，而是以“德”为标准来实施赏罚的，“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这就对君王“敬天”提出了具体要求——“明德”（“敬德”）。因此周公反复强调：“王其疾敬德”，“不可不敬德”，“王其德之用，祁天之命《尚书·召诰》等篇。）”。
“明德”（“敬德”）的要求已经提出来了，那么君王如何才能做到“明德”（“敬德”）呢？或者说如何才能体现上天的意志呢？按照“敬天”、“明德”（“敬德”）的逻辑关系一步步推演，周公又提出了“保民”思想。“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这就是说，上天判断君王是否“明德”（“敬德”）是以民为监的，这里又引入了一个“民”的概念。“天畏（威）棐（非）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尚书·康诰》。）。”君王想要一统天下，就必须做到“保民”。如何才能“保民”呢？周公在《尚书·无逸》中说了一番大道理：“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民否则厥心违怨，否则厥口诅祝。”他告诫君王不要贪图安逸享受，要了解田间劳作的艰辛，否则就会受到万“民”诅咒和上“天”惩罚。当然，周公的“保民”思想是从保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出发的，他所说的“保民”是保持奴隶主贵族对奴隶的占有权和使用权，但在客观上却维护了奴隶的部分生存和劳动权益，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因此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周公把“敬天”、“明德”（“敬德”）、“保民”三者联系起来，“明德”（“敬德”）是“敬天”的具体要求，“保民”则是“敬天”的具体体现。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清晰明确，表现出较高的思辨水平。周公关于“敬天”、“明德”（“敬德”）、“保民”的思想对后来的儒家学派影响很大，因此他被视为儒家思想的奠基人。
周公辅佐成王七年，身贵而愈加谨慎谦恭，家富而愈加勤勉节俭，他每日夙兴夜寐，鞠躬尽瘁，因而赢得了天下人的敬重。成王长大后，“周公归周，反籍于成王，而天下不辍事周（《荀子·效儒》。）”，因为周公已经完成了维持周王朝统治的天下布局和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