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鲁公（伯禽）
《论语·微子》：“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善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周公东征时遇到最强劲的对手是归属于商的古奄国，它与徐人联合淮夷和东方其他邦国结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抗周联盟，周公“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孟子·滕文公章句下》。）”。所以周初大封建时，周公亲自受封于此，“因商奄之民”，在“少皞之虚”建立鲁国。《孟子》说：“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孟子·告子章句下》。）。”可见鲁国当时的封地并不大。后周公因武王病逝，成王年少，他要留守宗周辅佐成王，故而未能就封，而是命其长子伯禽前往封地。《诗经》中有明确记载：“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诗经·鲁颂·宓宫》。）。”
伯禽（？—公元前998年），姬姓，名禽，字伯禽，亦称禽父，周公旦的长子，封地为鲁，爵位为公，故称“鲁公”。周初因“周公之代成王治”，所以他亦“代就封于鲁”，成为西周初年鲁国的开国国君。伯禽就封之前，周公谆谆教导他道：“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史记·鲁周公世家》。）。”孔子这里也记录了周公对伯禽说的另一段话：“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善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论语·微子》。）。”这段话主要说的是用人问题。其中“施”字最难解，考“施”、“弛”二字古多通用，当解为“弃忘”。周公首先要求伯禽一定重视用人问题。周公以自己为例，他即便在洗澡吃饭的时候，有人来访，他也要“捉发”、“吐哺”，“起以待士”，因为贤人难求。如果得到贤人辅佐，为政就不难了。在任用贤人的同时，还要注意依靠“亲”与“故”，要利用宗法血缘关系来维持统治。对于血缘关系亲近的老臣和故善，不要求全责备，他们也许不能成事，但至少不会坏事。
按照惯例，周公对于受封诸侯，一般都会代表成王发布诰令，康叔受封于卫，周公作《康诰》、《酒诰》、《梓材》，对他加以诫勉；唐叔受封于河东建立晋国，周公“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据《左传》记载，伯禽受封之时，周公也作《伯禽之命》，对他提出许多忠告《左传·定公四年》。）。《伯禽之命》今已佚失，据后人推测，孔子曾见过《伯禽之命》，“周公谓鲁公”这段话也许就出自其中。与《康诰》、《酒诰》相比，周公对伯禽的诰令要温情许多，而且内容也很实在。当然，父亲对自己的儿子格外关切，这也是人之常情。
伯禽就封鲁国时，周公特意把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等“殷民六族”作为种族奴隶分给他，供他驱使，又专门为他配备了“祝、宗、卜、史”之类的专职人员，帮助他在鲁国推行“周礼”，还分给他大量的“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同上。）”，因此鲁国在诸侯国中一直是保存周朝典章制度最完备的国家。春秋时期，晋国韩宣子在鲁“观书”，吴国公子季札在鲁“观乐”，都大开眼界，叹为观止。
伯禽到鲁国之后，建邦立国，发展经济，用了三年时间来彻底改变殷奄遗民的风俗，不折不扣地推行周朝礼制。而和他同时受封于齐的太公姜尚则“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一切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只用了五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建国任务。后来太公听说伯禽三年之后才报政于周公，不禁感叹道：“呜呼，鲁后世其北面而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史记·齐太公世家》。）。”意思是说，以后鲁国将北面称臣于齐国了，因为伯禽过分拘泥于繁复的周礼，未能考虑到东夷地区的实际情况，齐国则简易其政，因势利导，便利百姓，所以归附者日众。孔子也曾对此事发表过评论：“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所谓“道”，即周文王的“王道”。孔子以“王道”为标准，认为“齐”—“鲁”—“道”三者呈渐进梯次，因为齐国急功近利、重刑轻礼的做法只能算作“霸道”，而鲁国崇尚仁义、移风易俗的做法则接近“王道”。
伯禽建鲁，定都于曲阜，围绕都城划定“郊”（城外近处曰郊）、“遂”（城外远处曰遂）区域，并按照宗法血缘关系实行分封，逐步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鲁国初创时期，占据东郊费邑附近的徐戎、淮夷残余势力经常发起挑衅，伯禽不得不发兵讨伐。在一次规模较大的征伐中，伯禽动用“三郊三遂”的全部兵力，并作《费誓》进行战前动员。《书序》中载：“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作《费誓》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二册中认为，《费誓》是鲁僖公讨伐淮夷时所作。）。”他在《费誓》中要求“三郊三遂”所有参战人员必须穿戴好盔甲，准备好戈矛和弓箭，在甲戌日这一天随他一起讨伐那些叛乱的徐戎、淮夷。大家都要奋勇当先，勇敢杀敌，否则将会受到军法处罚《尚书·费誓》。）。鲁军在这场战争中攻克了东郊重镇费邑，基本消灭了徐、夷残余势力。伯禽后来将费邑分封给与公室血缘关系最近的季氏家族镇守。至此环绕曲阜四周的“郊”与“遂”全部连通。
平定徐、夷叛乱后，伯禽开始把精力转向国家治理方面，他遵照周公的教导，寻访天下贤士，推行周朝礼制，教化国内百姓，提倡忠孝仁义，从而使鲁国成为闻名的“礼仪之邦”。在为政措施上，他划定四“郊”四“遂”，按照宗法关系实行分封，组建军队，发展生产，鲁国国力逐渐增强，周边许多小邦国纷纷归属鲁国，鲁国的控制区域也越来越大，在较短时间内发展成为藩卫周王朝的一个强盛大国。
伯禽在位共四十六年，周康王十六年卒，死后归葬于周。他在位期间积极贯彻周公的“礼制”思想，为鲁国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周朝思想文化传播做出了杰出贡献。
21.齐桓公
《论语·宪问》：“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论语·宪问》：“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问：‘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一
关于“王霸”问题，先秦时期各家各派均有所论及，观点不一。《管子·兵法》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话：“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大概是因为《管子》书的真伪问题，很多人都忽略了这段话。我认为这段话的价值在于作者通过总结历史、考察现实，归纳出来一个由高级到低级的政治理想序列：“皇”、“帝”、“王”、“霸”。其中，“皇”与“帝”在政治上已经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这些都是远古时期的传说，不具有现实意义。“王”与“霸”则是低于“皇”与“帝”的政治形态，这是可以通过人为努力而实现的理想境界。从理论上说，“王道”是实行礼治的必然结果，而“霸道”则是推行法治的必然结果；“王道”是通过施仁布德来征服人心的，即所谓“通德者王”，而“霸道”则是通过武力威慑来逼迫就范的，即所谓“谋得兵者霸”。因此先秦时期，儒家学派言“王道”而黜“霸道”，而法家学派则言“霸道”而黜“王道”。
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首，他依靠武力实现了春秋首霸，“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史记·齐太公世家》。）”。儒法两家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对齐桓公的霸业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评价。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齐国游学时，齐宣王特意召见他，向他请教治国方略。齐宣王向他请教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齐宣王是齐桓公的后代，齐桓公的霸业在当时被传为美谈，齐宣王当然希望听到孟子的赞誉之辞，同时也明确表达了他强兵富国的执政理念。然而孟子并不买账，他回答道：“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这一点倒是事实，《孟子》书中对‘桓文之事’几乎绝口不提）。无以则王乎《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在孟子看来，齐桓公依靠武力所成就的霸业与儒家学派所倡导的以德服人的“王道”相比，实在不值一提！他在另外一个场合又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孟子·告子章句下》。）。”意思是说，崇尚武力的“霸道”相对于崇尚仁德的“王道”而言，是一种背叛和犯罪；法家学派的政治立场与儒家学派不同，他们从齐桓公的争霸实践中总结出许多成功经验，进而形成了具有综合倾向的法治主义思想体系，即主要保存在《管子》书中的齐法家思想。齐法家对齐桓公的霸业推崇备至，并把锐意推行法治改革的管仲视为法家学派的先驱之一。韩非子是战国时期三晋法家学派集大成者，他对齐桓公的评价也很高，多次称颂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霸）长”的功绩《韩非子·十过》等。）。
不同的学术派别，不同的政治主张，会对历史作出完全不同的评判。因此我们在使用史料时，首先必须分析材料的来源以及作者的政治立场，否则就难以保证客观公正。
二
齐桓公（？—公元前643年），姜姓，吕氏，名小白，太公吕尚的第十二代孙，齐僖公的庶子，春秋时期齐国第十五任国君，春秋五霸之首。
春秋初年，周室衰微，大国崛起，诸侯各国之间必须凭实力说话。齐国自太公姜尚立国以来，经过十几代君主的苦心经营，逐渐发展成为黄河下游地区的诸侯强国。第十三任国君齐僖公在位时期励精图治，齐国疆域又有所拓展，国力也有所增强，在东部地区已具备争霸的实力。齐僖公有三个儿子，长子公子诸儿，是嫡出，次子公子纠和少子公子小白都是庶出，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人，而公子小白的母亲是卫国人。齐僖公去世后，嫡长子公子诸儿继位，是为齐襄公。齐襄公昏庸无能，为政无常，在位期间做了许多荒唐事情。当时辅佐公子小白的太傅鲍叔牙说：“国君怠慢百姓，民怨日积月累，齐国不久将发生叛乱。”因此他辅佐公子小白跑到卫国的附属国莒国避难去了。公子纠也在管仲、召忽的辅佐下跑到鲁国避难去了。
鲁庄公八年（公元前686年），齐国国内发生叛乱，叛乱的起因是被派往葵丘戍卫的大夫连称、管至父因戍期已过，齐襄公仍不派人去接替他们，他们心中怨恨，于是与襄公之弟公孙无知等人勾结，发动叛乱，杀死了齐襄公，公孙无知自立为齐君。第二年，齐大夫雍廪又杀死公孙无知，齐国一时竟出现权力真空的局面。
齐襄公和公孙无知相继被杀后，此时具有继承君位资格的只有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他们二人都是庶出，血缘亲疏关系相等，但当时他们都在国外避难，这就意味着谁先返回齐国，谁就可以抢先继位。齐国国人比较憎恶公子纠的母亲，而同情年少丧母的公子小白，齐国贵族国、高二氏派人赶往莒国给公子小白报信，让他赶紧回国继位。同时鲁国也派出军队护送公子纠赶回齐国。为了阻拦公子小白回国，公子纠派管仲率人到莒国通往齐国的路边伏击。管仲等人赶到莒国边境时，正好遇见公子小白一行人，他便拿出弓箭，对准公子小白射了一箭，这一箭恰好射中小白腰间的带钩，没有伤及身体。公子小白假装中箭，大叫一声，倒在车中。管仲以为小白被射死，立即派人给公子纠送信。公子纠得知公子小白已被射杀，觉得再也没有人与他争夺君位了，于是行进速度慢了下来，行程足足延缓了六天。而公子小白诈死骗过管仲后，一行人日夜兼程，抢先赶回齐国国都临淄。齐国贵族国、高二氏立即拥立小白为国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齐桓公。
齐桓公即位后，打算委任太傅鲍叔牙为太宰，主掌国政，但是鲍叔牙推说自己才能平庸，难当大任，他竭力向齐桓公举荐管仲。齐桓公说：“管仲射我一箭，若不是腰间的带钩帮忙，我早就没命了！他与我有一箭之仇，我怎么能重用想杀我的仇人呢？”鲍叔牙说：“其实管仲本人对国君并没有仇恨，因为他是公子纠的太傅，所以不得不尽忠尽责。如果国君尽释前嫌，委以重任，他对您也会尽忠尽责的。”齐桓公是一个志向远大的君主，此前他对管仲也有所了解，知道他是“天下之才”，如果能得到管仲辅佐，必将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因此他用武力逼迫鲁庄公杀死公子纠，召忽自刎以殉，管仲则被关在囚车里押解回齐国。
管仲回到齐国后，齐桓公“三爨”、“三浴”，亲自到郊外迎接，拜他为相国，委以治国重任。管仲受拜国相后，担心自己人微言轻，政令难以推行，于是有意向齐桓公提出三个难题：“贱不能临贵”，“贫不能使富”，“疏不能制亲”。齐桓公使他“立于高、国之上”以显贵，“有三归之家”以富足，“立为仲父”以亲近（《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这件事情充分表现了齐桓公的雄才伟略，他与管仲此前虽有过节，但是为了成就霸业，能够尽释前嫌，用人不疑，充分授权，为管仲施展治国才能创造一切便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