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从鲁迅的《重三感旧》到施蛰存的《〈庄子〉与〈文选〉》而鲁迅再《“感旧”以后（上）》，三个回合下来，又轮到施蛰存发言。他想鸣金收兵了。
《推荐者的立场》是施写给当初请他推荐书目的崔万秋的信，信中主要表达两个意思：改换书目，请贵报取消讨论计划。
本来报纸想把施鲁之间的论争当作一桩公案让读者讨论，施觉得两人的文字战就像两个拳击手，编辑作为裁判总希望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下去，直到其中一个倒下去站不起来为止。施认为这很“滑稽”。并且，他还认为从读者的讨论中也不会产生出真是非。因此，他不仅表示自己退出，而且也请求报纸取消讨论计划。至于改荐书目，施蛰存是这样说的：“我想借贵报一角篇幅，将我在九月二十九日贵报上发表的推荐给青年的书目改一下：我想把《庄子》与《文选》改为鲁迅先生的《华盖集》正续编及《伪自由书》。”陈述了改鲁的理由后，施蛰存又补充道：“本来我还想推荐一二部丰之余先生的著作，可惜坊间只有丰子恺先生的书，而没有丰之余先生的书……我很惭愧我的孤陋寡闻，未能推荐矣。”（注同[8]）
由于这两段改荐文字特别惹恼了鲁迅，因此，我读了不止一遍。觉得施蛰存在这问题上乃一是一非。是，是他改荐了鲁迅的文章。这不奇怪，因为前面他就以鲁迅文章为例说明读古文学的必要，这次从陈述的理由中也看不出什么唐突和不是。非，他至少不必要在改荐鲁迅之后，又推荐什么“丰之余”，还捎带着说坊间没有他的书云云，这明显是寒碜和讽刺。问题是，施蛰存到底知道不知道丰的真实身份呢？我的看法是，以前姑且不知道，比如他读《感旧》和写《〈庄子〉与〈文选〉》时，但现在他应该知道了。因为这篇文章写于10月18日，而第二天他又给黎烈文写信，开头就说“那天电车上匆匆一晤……”，这一晤还不知道“丰之余”是谁？黎是《申报·自由谈》的主编，鲁迅的文章都是经他手发。两人碰见的“那天”，至少也是18号之前，否则就不是“那天”而是昨天了。即使是昨天，也不妨碍施蛰存当天写《推荐者的立场》，是以文中会有“丰之余先生毕竟是老当益壮，足为青年人的领导者”以及“我想我应该在这里‘带住’了”之类的句子。以此来看，施蛰存一会儿荐鲁，一会儿荐丰，就有点皮里阳秋了。推鲁固不错，说丰又何必？尽管我能理解施，因为“丰之余”一直搞迷踪，即使施以鲁迅为正例；但我毕竟不欣赏这种专以攻击为快的杂文法。
六
第四个回合是高潮。
鲁迅的反映是如此的强烈。《推荐者的立场》发表次日，就有了鲁迅的《扑空》。文章吃重处是在后面。
针对施蛰存改荐鲁迅那一番话，《扑空》说：“这一大堆的话，是说，我之反对推荐《庄子》与《文选》，是因为恨他没有推荐《华盖集》正续编与《伪自由书》的缘故。”
且慢，这话是施蛰存说的吗？不，分明是鲁迅。把自己的推理派为人家的潜台，亦即鲁迅不仅自己善于诛心，而且还善于替人家诛。然而，你怎么知道人家的心思呢？
同样，针对施蛰存推荐“丰之余”，《扑空》说：“这一段话，有些语无伦次了，好像是说，我之反对推荐《庄子》与《文选》，是因为恨他没有推荐我的书，然而我又并无书，然而恨他不推荐，可笑之至矣。”笑过之后，鲁迅指责道：“……他竟毫不提主张看《庄子》与《文选》的较坚实的理由……”
轮到我吃惊了，这理由推荐时不就说了吗——“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一推敲，才明白，原来这理由在鲁迅看来“不”较坚实，因此不算。
“……毫不指出我那《感旧》与《‘感旧’以后（上）》两篇中间的错误。”
施蛰存一开始就被动地为自己辩解，哪有心思去指人家的错误。后来也是改了自己的“错误”，把《庄子》与《文选》改成了鲁迅。
两个“毫不”过后，《扑空》一路上飙，“他只有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
我揉了揉眼，又看一遍，还想了一遍，看不出也想不出施蛰存装什么“傻”（莫非是装不知道“丰之余”是鲁迅），更无论“撒娇”。“自己的猜测”？鲁迅不妨是在说自己。“无端的诬赖”？是指前面施蛰存说“丰之余”先生给自己“训诲”而丰先生说我没有？我不知道，真不知道；但我无论如何也读不出《扑空》所说的这些，倒觉得，这些话本身才“无端”，是真正的“扑空”。鲁迅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下面又该怎么办？
“几部古书的名目一撕下，‘遗少’的肢节也就跟着渺渺茫茫，到底是现出本相：明明白白的变了‘洋场恶少’了。”
终于骂了出来！这也是一种本相，或曰“洋场骂相”。
七
骂，是“鲁粹”之一，也是20世纪所形成并绵延至今的一种特殊的（反）文化现象。它通常出现在两种情况下，一是理屈词穷，二是绝对正确。前者是市井层次，后者不骂不足以示其正确，所谓“正义的火气”（胡适语）也。鲁骂当然靠后。但就这个事件和这篇文章，却很难寻出鲁迅骂人的理由。至少，鲁迅是一个长者，1881年出生的他，其时已五十多岁，比1905年出生的施蛰存要大上二十多，而施蛰存那时也不过二十来岁，左不过推荐了两部古书，右不过写了两篇文章辩解，什么劣迹也谈不上，怎么突然就成了“洋场恶少”？身为长者就可以骂人不打草稿，而且骂得如此霸道。当然，一贯呵护青年的鲁迅早就说过：“先前我只攻击旧党，现在我还要攻击青年。”[10]青年不是没有毛病，不是不能批判，但能这样攻击吗？这可是地地道道的“人格攻击”，何况无证据。放到今天，在报纸这样的公共领域中无端诋毁人格是连同报纸都要上法庭的。
这就是开头施蛰存所说的：“因为开书目的事，我有过惨痛的经验。”罪名加骂名，齐了。所以他以后干脆金盆洗手，再也不干开书目的事。但书目可以不开，骂名却未必能抹掉。鲁迅骂过的，大凡就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叫“活该”。我在21世纪读文章，不是还有人弘扬这“鲁骂”并数落施蛰存吗？倒是想看看施蛰存自己在听骂后的表现：“我以前对于丰先生，虽然文字上有点太闹意气，但的确还是表示尊敬的，但看到《扑空》这一篇，他竟骂我为‘洋场恶少’了，切齿之声俨若可闻，我虽‘恶’，却也不敢再恶到以相当的恶声相报了。”[11]真绅士也！施蜇存的“不敢”，令人起敬，人是应有所“不敢”的。否则，无所畏惧很容易一脚就滑向无恶不作。施氏这篇文章叫《突围》，写于《扑空》之后，发出来已是1933年的10月底和11月初。围绕《庄子》与《文选》所发生的风波，历时整整一个月，至此可说告一段落，尽管并未结束。说一个段落，是两人以后都不再一篇比一篇地你来我往了。而没结束，则是两人都各有文字后续。
八
关于这场风波，鲁迅和施蛰存各自都有评价。
鲁迅说：“今年秋天，在上海的日报上有一点可以算是关于文学的小小的辩论，就是为了一般的青年，应否去看《庄子》与《文选》以作文学上的修养之助。不过这类的辩论，照例是不会有结果的，往复几回之后，有一面一定拉出‘动机论’来，不是说反对者‘别有用心’，便是‘哗众取宠’；客气一点，也就‘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问题于是呜呼哀哉了。”[12]鲁迅的话照例是指责施蛰存的，但，正如上面说过，鲁迅往往是只“顾”别人不“顾”自己，这毛病恰恰又犯了。到底是谁在动机论上做文章，在我看来，不是施蛰存，而是鲁迅自己。鲁迅大概忘了二十天前他给姚克信中那句话了：“我看施君也未必真研究过《文选》，不过以此取悦当道……”（注同[3]）“取悦当道”就是讨国民党的好，这已经不是批评，而是指控，可是证据呢？鲁迅说完就走，倒是潇洒。但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说人家推荐古书是因为此？你有内窥镜？为文不应在别人动机上下药，而况没有证据的动机指控形同构陷。“文革”时多少批判文章不都是就动机上纲上线、锻炼罪名（比如那个对1930年代文风如此谙熟的姚氏文元）？而这罪名放在“文革”，不足以致施于死地？
施蛰存呢，他说：“我曾经在《自由谈》的壁上，看过几次的文字争，觉得每次总是愈争愈闹意气，而离本题愈远，甚至到后来有些参加者的动机都是可以怀疑的，我不想使自己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漩涡，所以我不再说什么话了。昨晚套了一个现成偈语：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唯无是非观，庶几免是非。”（注同[5]）施氏前面的话不是指这一次文字争，但这一次却也不外那情况。其实，何止这一次，上海滩的文人争斗，有几多不是争意气，或者就是争话语权。像这样的争斗，不如远而避之。因此，施蛰存的偈语，在一定意义上，我是认同的。那意思不妨诠释为：你有你的是非，我有我的是非，如果不恪守一种唯一的是非，那么就可以免去很多不必要的是是非非。
当然，这里的“无是非”并非简单的取消论，要在看什么问题。设若在人权问题上，极权体制对人的权利的侵犯是最大的非，这一点不能含糊。但在书目推荐之类的问题上，就不是没有是非，而是各人有各人的是非了。比如鲁迅再再认为从古书中寻不出活词汇，即使是对的，但不能认为从古书中寻出活词汇就必然为非。以己之对，非人之对，等于把自己的“对”变成“绝对”，殊不知，此乃非之大者也。为何？绝者，断也。“对”一旦为己垄断（即唯我独对），岂不天下皆非。然而，就对而言，本可以各对其对；因为，“对”本来就是多元的，正如同这个世界是多元的一样。使本来多元的世界变成一元绝对，这绝对的一元就是专制。假设一下，图富强是对的，但因为写篆字、填诗词、做信封、荐古文，这多元形态的东西与富强不合（因而不对），就要被权力者取消，那么，这个因此而富强起来的世界是不是专制世界呢？世界上的专制历来两种，一种是“非”的专制，如传统的帝王专制。还有一种是“对”的专制，如前苏联那样的现代专制。后者作为20世纪最主要的专制形态，委实比前者具有更大的欺骗性、迷惑性和裹挟性，因为它顶着一个“对”的名头，并且“绝”。
九
转眼，“书目”风波已经过去一年有半，但，鲁迅不但没忘却，反而纵情使意让骂升级。针对施蛰存的（其实是庄子的）相对是非观，鲁迅在批评“文人相轻”时非常明确地说：“……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假使被今年新出的‘文人相轻’这一个模模糊糊的恶名所吓昏，对于充风流的富儿，装古雅的恶少，销淫书的瘪三，无不‘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一律拱手低眉，不敢说或不屑说，那么，这是怎样的批评家或文人呢？”[13]
好家伙！然而，张口就骂又是怎样的批评家和文人呢？从富儿、恶少到瘪三，一口气骂了那么多，无不是指施蛰存一人。有他自己以前的话为证：“此君盖出自商家，偶见古书，遂视为奇宝，正如暴发户之偏喜摆士人架子一样，试看他的文章，何尝有一些‘《庄子》与《文选》’气。”（注同[3]）至于“销淫书”则是指当时施蛰存为上海现代书局评点出版删节本《金瓶梅》。
就这一节怒骂而言，又不禁让人想起了《“感旧”以后（上）》的一段话，当施蛰存看到《重三感旧》，“以为丰先生这篇文章是为我而作”时，鲁迅回答说：“倘使专对个人而发的话，照现在的摩登文例，应该调查了对手的籍贯，出身，相貌，甚而至于他家乡有什么出产，他老子开过什么铺子，影射他几句才算合适。我的那一篇里可是毫没有这些的。”熟悉鲁迅故实的人都知道，这段文字所用的词都是20年代“女师大学潮”中陈源隐射鲁迅的。而鲁迅正不屑于此，所以如是说。但，现在鲁迅却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既追索人家出身（商家），又不放过人家相貌（瘪三），就差没说人家老子开过什么铺子了。鲁迅的语言确实尖刻（批了半天，好像不是施蛰存不应该推荐《庄子》与《文选》，而是他不够格），但再尖刻也不必自己戳自己呀。不知道鲁迅有时为什么喜欢和自己过不去。
事情还没完。如果说恶少瘪三虽恶，但还属人的话；那么，这次，在鲁迅笔下，施蛰存却不幸堕落到动物，与畜类为伍了。
1934年7月，鲁迅给徐懋庸的信说了这几句：“《谈言》上那一篇早见过，十之九是施蛰存做的。但他握有编辑两种杂志之权，几曾反对过封建文化，又何曾有谁不准他反对，又怎么能不准他反对。这种文章，造谣撒谎，不过越加暴露了卑怯的叭儿本相而已。”[14]情况没弄清就断骂。到底是不是施蛰存写的，那文章，连《鲁迅全集》的注释都不下确定，只肯说“作者署名‘寒白’”。凭《鲁迅全集》的注释细到这个地步，我想注释者也未必没有查实过，只恐怕是查而未实。果如此，施蛰存就冤了，白替人家做了回狗。寒白的文章我固然读不到，但从题目上看，“大众语在中国底重要性”，似乎不太像造谣撒谎之类。然而，鲁迅骂了，就自然有鲁迅认为的道理。包括下面：“而且‘谈言’自己曾宣言停止讨论大众语，现在又登此文，真也是叭儿血统。”作者是叭儿，报纸也就连坐为叭儿血统。这叫“恨”屋及乌。只是，“谈言”也是《申报》的一个栏目，鲁迅自己的文章，尤其是与施论战的，不都是在《申报》（只是另一个栏目《自由谈》）上发的吗？
文章结束时，鲁迅给姚克信中的两句话颇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