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批评“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19]
这年5月，胜利已成定局，周恩来在中南海召集左翼文化人开会，就即将召开的“文代会”交代政策：“这次文代会是会师大会，团结大会，团结的面要宽，越宽越好，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不单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和大后方文艺工作者要团结，对于过去不问政治的人要团结，甚至反对过我们的人也要团结，只要他们现在不反共、不反苏，都要团结他们，不要歧视他们，更不该敌视他们，假如简又文、王平陵还不走，也要争取他们，团结的总方针是凡是愿意留下来的、爱国的、愿意为新中国工作的人，都要团结，都要争取，这是一个‘闻道有先后’的问题。”他而且郑重表示这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党中央的决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要花大力气团结旧艺人。[20]
周恩来向即将南下接管上海、主持上海文化接管工作的夏衍交代任务时说：“对文化教育等等方面，上海是半壁江山，那里有许许多多全国闻名的艺术家、科学家，所以要尊重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是不是都在上海，你们到了上海之后，一定要一一登门拜访，千万不要随便叫他们到机关来谈话，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要比你们新文艺作者大得多。二是除旧政权的‘留用人员’外，各大学、科学单位、图书馆、博物馆等等的工作人员，除极个别的反共分子外，一律让他们继续工作，维持原职原薪，这样做可能有人反对，但一定要事先做好思想工作；三是对一切接管机关，必须先作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等大局稳定下来之后，再提改组和改造的问题。”[21]
周恩来的话虽然多少表明了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新政权初创时期一切都从稳定大局出发的谋略，但毫无疑问对于无数知识分子在历史转折点上的选择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那时，中国的文化中心还在上海，那里真正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出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不仅以其儒将风采倾倒了无数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知识分子，而且确实执行了周恩来、***他们的意图，一切都要等到政权稳定下来再说。陈毅对夏衍交代文教界的接管工作时说：“你们的对象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教授、专家、文学家，所以情况不摸清楚就不要乱管，先让他们安心，然后和他们谈心，交朋友，千万不要居高临下，你先把这个意见告诉文管会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不仅要平等待人，而且要谦虚谨慎。”[22]所以在整个接管上海过程中，没有禁过一出戏，更没有禁止过一本书。不仅是上海，其他地方的情况大致上也差不多。
基于“团结”、“争取”这样的政策取向，在大变动的前夜，各地、各大学乃至文化、新闻、出版机构的中共地下党对重要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做过工作，希望他们留下来。共产党人诚意眷眷地做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责之以民族大义，这对那些骨子里都怀抱着爱国情结的知识分子来说，很少有不动心的。这和国民党官员的傲慢骄横、飞扬跋扈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在北大，就在国民党方面动员沈从文南下、北大校方送来了直飞台湾的飞机票之时，中共地下党员、北大学生乐黛云及左翼进步学生李瑛、王一平等人也先后登门，“希望他不要去台湾，留下来迎接解放，为新时代的文化教育事业出力”。[23]
在浙江大学，1949年元旦前夕，杭州的中共地下党用“中国共产党杭州工作委员会”的名义给竺可桢以及一批开明教授寄贺年信，希望竺可桢坚持工作，保卫人民财产，恳切地希望他留下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用地下党组织名义发信，这在杭州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
这些工作到底对沈从文、竺可桢等最终没有走有多大关系，已经无法猜测，但在心理上不会没有影响的。
还有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王芸生，就在他感叹前路茫茫、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时，地下党身份的李纯青，接着是奉命专程从美国赶回来的女共产党人杨刚及时给他做了工作。当他得知是毛泽东亲自邀请他参加新政协时，他马上就作出了留下的决定，取道台湾到香港，亲自安排了《大公报》香港馆的起义，开始踏上“向人民投降”之路。对王芸生来说，那是他个人和《大公报》最好的出路，毕竟当时有过口头的保证，报纸的民间性质不变，报名不变。
本来《大公报》到1948年还连续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国际第三方面势力的抬头》、《政党·和平·填土工作》等一系列社评，提出走自由主义的“中间路线”等主张，和知识界的胡适等人呼吸相通，他们的基本观点包括：“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并重”、“相信理性与公平”、“反对意气、霸气与武器”、“以大多数的幸福为前提”、“赞成民主的多党竞争制”、“反对任何一党专政”，概而言之就是“公平、理性、尊重大众、容纳异己”。这些文章或出自王芸生的手笔，或者是他所同意的。但是时局的变化之大超过了任何预测，国民党在前方兵败如山倒，一溃千里，在后方也是糜烂腐败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眼看着呼啦啦大厦将倾，《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已经为这份报纸的出路而忧心忡忡，以他阅世之深，他对时势的敏感要在王芸生之上。1948年初，他花大量经费在美国创办了英文版的《大公报纽约双周》，3月15日，他又全力以赴恢复《大公报》香港版，作为今后的出路。他的打算是以香港为退路，以后再到新加坡、美国办报。这些安排如同当年他在香港沦陷前安排好了《大公报》桂林版的退路一般，确是未雨绸缪之举。他说自己“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这次香港复刊恐怕是我对事业的最后开创”。不料4月4日他就积劳成疾突然病倒，只得回上海养病，从此卧病在床，辗转一年之后，1949年4月14日黯然谢世。《大公报》的前途已不由他决定，在彷徨之中深感迷茫的王芸生一旦得到中共地下党方面的承诺，尤其是毛泽东的邀请，如同柳暗花明一般，让他迅速作出了选择。当然他作出决定的后面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那就是国民党方面对他的打压与围攻，《中央日报》“三查”王芸生，给他带上了“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等红帽子。在这样的处境下，中共地下党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自然就奏效了。李纯青生动地记下了1948年冬天几度登门和王谈心的情景——
有一次对话如下：
“没有出路了！”他喟然长叹。
“想想办法吧——柳暗花明……”
另一次：
“国民党完了！”他说。
“为什么不找共产党呢？”我说。
他感到奇怪，朝我瞅了一眼。
又一次：
“共产党不会要我这样的人。”他自叹。
……[下一次]“如果共产党要你呢？”
“那绝不会，不可能的事。”
再下一次李纯青告诉他，有人正式邀请他参加新政协会议，当他得知是毛泽东邀请他时，他有点惊讶，沉默了许久，似乎不太相信。期间，从美国回来的杨刚以中共“使者”的身份和他有过多次彻夜长谈，杨刚再三承诺《大公报》四馆不易名、不换人，按原样出版，他动心了。最后他对李纯青表示：“甚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包括我本人和我所能代表的《大公报》。”[24]
五
1949年春天，当钱穆谢绝荣氏集团中人的挽留，与同事、哲学家唐君毅一起告别江南大学，接受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之聘南下时，江南已风雨飘摇，百万雄师正在长江北岸枕戈待旦。作为历史学家、信奉传统文化的旧式读书人，钱穆已嗅到了那种让他难以接受的空气。“余念于人事素疏，上下无交际，一旦战氛渡江，脱身非易，不如借此暂避，以免临时惶迫。”这和当时许多人的看法是有距离的，“是当时人亦知政局可急切转移，惯于生活在日军占领时之沦陷区，意谓此乃国内政权相争，更无逃避必要，故言之安详如是也”。[25]
其实他对国民党的统治也不是没有看法的，他曾说：“其实抗战八年，留在沦陷区者，惶恐困厄，与逃避后方等，初无大异。及胜利回都，沦陷区乃如被征服地，再教育之呼声，甚嚣尘上，使沦陷区人民心滋不安。又以金圆券市价朝夕变动，生活无瞬息之安。乃于此翻天覆地之事，转若熟视无睹，亦良可喟叹也。”[26]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啊，连钱穆都对国民党的腐败“恨其不争”。但他毕竟还是与这个政权在情感上更接近些，当上海即将易手时，国民党政府早已迁至广州，弃数十年老巢而去的“山西王”阎锡山时为行政院院长，一次邀请一批党外人士座谈，主要是追随国民党的两个小党派青年党、民社党的成员，以大学教授资格被邀请的只有钱穆一人，他即席发言：“当抗战时，军队占最前线，政府居中指挥，教育界知识分子在最后方，唯受蔽护。今日形势已非，前线军队在崩溃中，恐不可恃。政府远退在此，知识分子教育界可以人自为战，深入民间，当转上第一线。俟人心有定向，国事庶可挽回，政局可重建基础，然后军事始再可振作。”他说自己的意思只是希望存亡危急中国民党政权“多方注意国内知识分子，至少在当时负群望为众情所归者，须及时多联络，设一妥善之安排”。[27]可惜无人理睬，不过是天真的书生放一番空言罢了，不过我们从中却不难看出钱穆之所以离开大陆、到香港办学的端倪来。
他在香港办新亚书院多年，曾邀请吴宓来，也曾多次促陈寅恪来，都被谢绝。他在《师友杂忆》中提起那时熊十力无意离开大陆，梁漱溟、杨树达等都不愿出走时，不无感慨——“如此之类，难于缕举”。
“根株浮沧海”的痛苦只有每个人自己咀嚼，胡适在离开大陆前曾反复吟诵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1948年的最后一天，胡适与傅斯年两人在长江边喝酒，也是一边背诵这首诗，一边禁不住泣下。“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雷震认为“正为国民党今日处境之写照”。实际上恐怕没那么简单，对胡适他们而言，哀伤的首先不是国民党这个政权的败亡，而是他们热切向往的渐进变革之路的中断，他们深感以和平方式播撒文明的种子、推动社会进步的一切努力即将付之流水。对国民党他们也有一肚子的不满，从抗战时期到1947年，傅斯年对权势显赫的孔、宋家族都有过激烈的抨击，写下了一系列震慑一时的檄文，因此而被誉为“傅大炮”。胡适从《新月》时代以来对国民党也多有批评，一度关系紧张。他们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群虽也有入阁做官的，但总体上并没有依附于国民党这个体制，他们的主要角色还是知识分子。他们的主要兴趣的还是学术工作，是办大学，办刊物，是从文化上担负起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尽管胡适在1949年的转折关头再次踏上抗战时走过的赴美游说之路，并说过“在道义上站在蒋一边”这样的话，但他不愿从政做官这一点没有什么改变，这可不仅仅是珍惜自己的羽毛。其中固然有他个人性情、趣味、学养、经历等方面的因素，也有他对知识分子应始终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清醒认识有关。1949年3月7日，他看到石涛画册自题“不识乾坤老，青青天外山”，曾感叹“遗民不肯抛弃希望的心事”。在他流亡美国的日子里，他是否也有类似的心事？他的所有哀伤都包含在陶渊明的诗和石涛的画里，但他的哀伤又岂是生活在古代的陶渊明、石涛所能体会的。“根株浮沧海”，“青青天外山”，在胡适的后半生，这样的哀伤几乎一直在他的心头萦回不去。
六
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新政权充满了真诚的期待，以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主要是可以洗刷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耻辱，赢得民族独立，实现国家统一，走向经济富强。张元济的这种心态就很强烈。1949年10月1日，在身历天安门广场的盛典之后，他百感交集，提笔给毛泽东写信，并送林则徐的《林文忠政书》一套：
昨日会推元首，我公荣膺之选，为吾人得人庆也。英伦三岛昔以雅[鸦]片强迫售我，林文忠焚毁，乃愿辄于半途，酿成《辛丑条约》之惨。桎梏百年，贫弱日甚，后虽设禁，终多粉饰。我公发愤为雄，力图自强，必能继前贤，铲此毒，一雪此奇耻。[28]
作为一位经历了近代以来风风雨雨的知识分子，张元济心中永难忘记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之耻，民族独立与尊严始终是他解不开的一个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