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采访采访，不耐烦中一句话冒出一个奇特人物
那时我并不认识你，甚至连你的名字也没听说过，虽然那时你已颇有了一些名气。中国太大，济南太大，三百几十万人口，顶得上几盏欧洲“明灯”、几个太平洋岛国了。人人皆知的人物实在了了，你自然难能例外。“咱们这些人，就好比天上的一粒浮尘。”你后来引伸说。我赞同你的自知，但我觉得你这粒浮尘与别的有所不同。
为了写一部反映个体户生活的作品，从去年春天开始，我一直在个体王国中遨游。偌大市区，个体户的酸甜苦辣，百万大亨的富丽荒唐，我自觉了如指掌。忽然一天，听说人大、政协正在开会，颇有几位县里的个体大户也在其中，便我赶到会场。于是我知道了你的名字。
那是一个敞亮的会议室，当你从会议室中站起并且向我走来的时候，我不觉惊讶：你天庭饱满，耳方目圆；体态雍裕，颜面祥和；一身笔挺的毛料西服，和一双戴有白金戒指的手。你与城里近年从社会底层暴发起来、并且至今保留着社会底层诸多痕迹的那些人绝缘不同，与我先前访问过的几位乡下新兴的“土财主”，也大相径庭。你更像一位来自港澳或异国他乡的大老板，甚而洋老板。
但我的惊讶一闪即过。钱能给人以种种伪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物现在是越来越多了，何况你的确是一位拥有相当财富的阔老。
我提出，想找时间同你聊聊。你说，你正在发言，会议今天结束，时间只有中午或下午会散之后。
中午我没有来，因为远，也因为对你没有太大兴趣。下午总算来了，依然兴趣淡淡，而且当我看着散会者如蜂离去，对能不能见到你也几乎失掉了信心。
敲门，恰巧你在。但也显然如坐针毡了，收拾好的皮包放在写字台上，司机正坐在席梦思上静候待命。
我照例提出几个问题，你照例作答，语言简约且平淡。这样也没有维持多久，当我再一次提出一个问题时，你说：
“我的情况都有材料，报上也登过，你有时间可以到长清去一趟。”
我领会你的意思并不领受你的“邀请”。长清离市区几十公里，我还不知道你值得不值得深入采访呢，去干什么？
你没有理会我的沉默，而且显然想了结这次谈话，又说：“我那儿有专职政工师，有党支部、团支部、民兵连，你想了解什么，让他们给你介绍就行了嘛！”
什么，专职政工师？还党支部、团支部、民兵连？我触了电似的一个激灵。
“什么时候搞的？”我问。语气平淡，疑惑深沉。
“去年。”
“有多少人？”
“党员六个，团员十几个，基干民兵三十多个。”
“你是党员吗？”
“不是，我是无党派民主人士。”
“……”
我愕然。一个无党派民主人士开办的私营企业中，竟然成立了共产党的支部！真是连海外也绝无仅有的奇谈！
四年前我有幸去过深圳，有幸听过深圳工会方面的介绍。那里的外资企业，对共产党及其党员很忌讳。工人进厂，经营者总要千方百计查清哪个是共产党员；只要查清，甚或只要有千分之一的证据，证明你是共产党员或可能是共产党员，那么等待你的只有一条路：炒鱿鱼——滚蛋吧！
私营企业，无疑是“私”人为“私”而营；而共产党，则是为灭“私”兴“公”而生。这实在是水火难容、冰炭两立的啊！
然而……
你起身下楼，我也起身下楼。从电梯出来，从宾馆大厅出来，铁栅栏外是一片喧腾的闹市。
“咱们是戴过铐子、蹲过大院的。”你不无自得和夸耀地说。说完，朝停在街口的一辆黑色上海牌轿车走去。那是你的坐骑。
足以视苦难和耻辱为自得和夸耀之物的人，必定是一位洒脱的成功者。我问：或许你也是？
“咱们长清见！”你扬扬手，最后送过一句话，旋即消失了。
“咱们长清见！”那一刻我感觉出，你是注定要成为我笔下的人物了。
长清不清，“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你的开山之作
长清是久违了。许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位佩戴领章帽徽的年轻军官时，长清留下过我的足迹。这片背依泰山，襟怀黄河的齐鲁古地，给人的印象同样古老。“西靠黄河东靠山，不是旱来就是淹。西边水漫金山寺，东边还是火焰山。”你的家乡归德恰恰地处黄河岸边。这片土地给予你的最初和最原始的记忆便是黄色了：黄色的土地、黄色的洪水，连天空仿佛也是黄色的。幼年时你多少次诅咒过黄色，然而，毕竟正是黄色铸就了你的生命，承载着你的命运之舟逶迤前行。
这是六十年代一个秋天的傍晚。夕阳沉落，暮霭升腾，别人家的炊烟已经散去，你家的炊烟尚未露面。你的妻子庄延英呆呆地坐在锅灶旁，身边围着几个眼光巴巴的孩子。唉，这日子实在是没法过了！八口之家，孩子们又正处在长饭量的时候，一天下锅的只有四斤地瓜干子；而且钱一文不名，连做饭的盐醋，也经常只好向邻居们讨借。
“世柱，总得想个办法啊！”延英说。她长你几岁，从十七岁时嫁到房家，苦挣苦扎耗尽多少心思。可你终归是当家人和顶梁柱啊！
总得想个办法，的确！可办法在哪儿呢？
你把用废纸烟渣卷起的“炮筒”咬住，用力地吸着、吞着吐着，直到烟火把手指烧得生痛时，才猛地跳了起来：
“只有搞编织一个法了！我找队长去！”
听你嘴里吐出“编织”二字，妻子苦涩的脸上露出一缕阳光：编织，那可是你的拿手把戏，如果不是因为那顶倒霉的“历史反革命子女”的帽子，编织厂厂长你也早就干上了的！
“家里快断顿了，我想请求点救济粮，不知行不行？”你找到队长家，可怜巴巴地说。搞编织那时要算是歪门斜道，队长又是个出了名的“犟牛头”，直来直去非砸了锅不可。
队长眼一瞪：“救济粮？那救济粮是给你这种人准备的？我想请还请不来哩！”
“那总也不能眼看着我一家八口饿死呀！你队长给指条活路吧！”
“球！我一个队长管得了那些事儿？”骂归骂，骂完故作神秘地眨眨眼睛：“你就不会想点歪门子？”
“我能有什么歪门子？我就会点编织手艺，你们又不让！”
“那可是……”队长眼珠子打过几个骨碌，还是泄了气。
“其实干编织并不是坏事，”你不失时机地发起进攻。“对队里也有好处。”
“那可是，队里得买扫帚、筛子、笆子！”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可以向队里交钱。现钱！咱的劳动日每天三毛，我可以每天交队里三块！”
“你他妈少胡弄我！”
“怎么是胡弄！外边好多村都是这么办的！”
队长挑着牙花子不下一分钟，说：“行，人家能那么办咱也那么办。你明儿就出去……”
“那可不行！”你正色道，“我这样出去还不十准是个投机倒把？再要是把祖宗那笔帐翻出来，我没个好，你也得落下个包庇的罪儿。”
“那……那依你呢？”
“依我得公事公办，得大队开个介绍信给我拿着。”
“球！你这不是麦糠揩腚，找着不利索吗？”
“那可不！眼前不利索，出去可管事。反正我说了，没通行证我是掉了脑瓜子也不去！”
“行，开！你去找书记再唠唠……”
“我？我去人家不毙了我？好你这个反革命崽子……”
“行，这个事我去给你办。不过，钱你小子可得准时准卯给我交！”
拿着村里盖着大印的介绍信，你重新操起了编织行当。编织是个灵巧活儿，功夫全在两只手上。同样的竹片柳条，有人编出的家什耐看耐用，有人编出的就不成体统。你曾经是归德编织社的“大拿”，手艺自然不怕没人赏识。开始是你一个人包工包货，不久女儿房君、儿子房文参与进来；又不久，你招收了一批徒弟，并且自己开辟了原料、销售门路；到后来，也就是一两年之后，你手下已经有了二十几个人、十几个加工销售点，遍布长清、泰安、肥城、平阴等几个县市农村。
队伍扩大人员增多，你忙得不亦乐乎。但无论怎样忙，有一件事你必定不忘，那就是每次外出总要带上一封介绍信，而办过事后总还要把介绍信收回来，编上号码，用夹子夹起来，放到柜子里锁起来。你干这件事时的认真古板劲儿，简直到了让人怀疑你得了某种怪癖的程度。
队里村里得到实惠，绿灯一线大开。你也得到实惠，不仅一家人生活大为改观，还断断续续买回二百多盆花木，建起了五间新房。这在当时实在要算是了不起的事情呢。
时间进入一九七六年。“打土围子”、“割资本主义尾巴”喧闹沸腾。地区工作队威风凛凛开进村。你理所当然地成了工作队眼中的第一号“种子选手”。
十几个“种子选手”被集中到一个场屋子里办起“学习班”。吃住不准回家，唯一的任务就是交待自己的罪行和揭发别人的罪行。这与拘留审查没有多少区别。妻子和女儿吓得眼泪扑扑直落，你却出奇地镇静，挟起一床被褥，坦坦然然地报到去了。
审查开始，一位胡子拉碴的工作队员朝张三条腿的桌子前一坐，俨然一副山呼升堂的威势：
“房世柱！老实交待你搞地下黑包工的罪行！”
“这是从哪儿说起！集体的工作我还干不过来呢，哪儿有功夫去搞那些行子？”你胸有成竹，却故意作出副惶惶恐恐的样子。
“胡说！你这几年干了些什么还当我们不知道吗？”
“这就不对了同志。这几年我可是奉了大队的命令出去的，干的全是集体的事儿。不信你们看……”
一叠保存完好的介绍信送上，胡子拉碴的工作队员和其他几位工作队员一齐瞪了眼。学习班办了四十八天，凭着那叠盖着红印的“护身符”的保护，你竟然交了四十八块钱生活费，溜溜达达回家吃团圆饭去了。
这使坐镇公社的工作队队长大发其火：
“他那一叠介绍信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他阴险狡诈老奸巨滑！说明他善于打着红旗反红旗！说明我们更应该抓住他的尾巴不放，穷追猛打！”
这样，两顿团圆饭吃过，你又成了进攻目标。这一次“护身符”成了罪证，首先打的就是你的“打着红旗反红旗”。
“这怎么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呢？村里批准出去的，挣的钱都交村里了，你们可以找干部了解嘛！”你辩解说。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找干部了解？现在关键是要看你的态度！你这是红旗掩盖下的地下黑包工，这一点你不承认是不行的！”工作队队长亲自出马了。
“这我认识不到。我只知道听干部的话，为集体出力应当实份，认识不到听领导的话、为集体出力还有罪！”你忍不住反驳起来。你平素棉棉糊糊，一副没有脾气的样子，实则棉里藏针，脾气大得很、倔犟得很，只是轻易不发作罢了。
“你反动！”工作队队长被激怒了，指着你的鼻子吼：“房世柱，我告诉你！就凭你这个态度，这次如果治不倒你，我们这个工作队就算白来啦！”
你也被激怒了，嚷道：“白来不白来关不着我的事！你工作队是来抓学大寨的，治死我房世柱，也不等于学大寨就上去了！”
“好好！好！”
态度如此，自然无须纠缠，问题进入实质性阶段。
“房世柱，你交代，你家里盖房和买花木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你似乎早已料到这个问题，回答说：“钱都是我从朋友那儿借的。”
“你胡说！”
“怎么是胡说呢。”你不慌不忙，像捧出那叠介绍信一样，又捧出一份借款清单。那清单上的数字加起来，足有几千元的样子。
这怎么可能呢？农村群众，为了盖房借钱拉债情理都通，可那些花花草草呢？有谁肯为了那些玩艺儿增加负债，或者负了债还去捣鼓那些玩艺儿？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查，立刻派人去查！工作队队长作出决断。可是查过一圈回来，债单上字字行行竟然全部属实。
邪啦！邪到家啦！
“房世柱这小子真他妈是个怪物！”工作队队长把一只鲁玉瓷茶杯，直摔了个七零八落。
千古之谜，大院里的饭菜比外面的香甜多了
这恰同一个千古之谜。谜底是任谁也难得猜想出来的：正如你从一开始就留下每一张介绍信一样，从手头显出宽绰时起，你就处心积虑地为自己筑起了一座高高的债台。作为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人物，你对政治风云和自己的命运前途，有着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预见和把握能力。
好戏一经开场就得演下去。那边工作队正如入十里云雾，这边你咋咋扬扬又卖起了家产。桌子、凳子、橱子、衣柜、自行车，包括一张全家人吃饭用的小方桌，统统搬出来，说是要卖了还债。妻子、孩子哭哭涕涕，村邻老少围了一个水泄不通。
“世柱，你不能这么作肆！你总得给家里留个吃饭的地方吧！”邻居一位大爷既生气又同情地说。
“我这也是没办法，”你可怜兮兮一副模样，“谁叫咱欠了人家的债呢。咱总不能让工作队为难哪！”
“嗨！这还让人活不活了！”一声叹息，使得围观的乡亲们几乎便要落下泪来。
手抬肩扛，一队人马从村南直向村北，在傍近公社办公大院的集市上摆起一排“家具展销”。
有人好奇观望，有人打听价码要买。
“这把椅子多少钱？”
“十块。”
“十块？买把新的也不过这个价儿。”
“我这木头好、结实，不是为了还债我还舍不得卖哪。”
“自行车呢？这辆自行车我买了。”
“行，拿一百五十块钱来推走。”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也是一百五。”
“哎！大家看这个卖破烂的！这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车要一百五！你小子不该有什么病吧？”
“我不是为了还债吗？卖五十倒是个价儿，我那一屁股债你替我还哪？”
“得！这家伙是化缘的，咱们离得远点吧！”
“……”
从头午到中午，从中午到散集，“家具展销”只卖出一张八仙桌子；四十块钱，价格公道偏低，买主是与你关系一向不错一位街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