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旧社会走循环套
已经讨论了道光、咸丰年间自外来的祸患。我们说过，那种祸患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国无法阻止西方科学和机械势力，使其不到远东来。我们也说过，中国很可以转祸为福，只要中国大胆地接受西方近代文化，以中国的人力物力，倘若接受科学机械和民族精神，中国可以与别国并驾齐驱，在国际生活之中取得极光荣的地位。可是，道光时代的人没有这样。鸦片之役虽然败了，但他们不承认是败了。主战的“剿夷派”及主和的“抚夷派”，在战争之后，正如在战争之前，都未图振作。直到受了第二次战败的教训，然后有人认识时代的不同而思改革。
在没有叙述同治、光绪年间的新建设以前，我们试再进一步地研究道光、咸丰年间中国的内政。在近代史上，外交虽然要紧，但内政究竟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要素。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外交失败了，所以战争也失败了，然而因为德国内政健全，战后尚不出20年，她又恢复她的地位了，这就是自力更生。
不幸到了19世纪，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都已到腐烂不堪的田地。据前清政府的估计，中国的人口在康熙四十年（1701）约有2000万；到了嘉庆五年（1800）增加到3亿。百年之内竟有15倍的增加！这种估计虽不可靠，然而中国人口在18世纪有很大的增加，是毫无疑问的。17世纪是个“大屠杀的世纪”。开初有明朝末年的内乱，后又有明清的交战及清政府“有计划的屠杀汉人”，如扬州十日及嘉定屠城。我们也不要忘记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很多明清史料表明了这一点。其中，有一件是康熙初年四川某县知事的人口年报，那位县老爷说他那县的人口，在大乱之后，只有900余人，而在一年之内，老虎又吃了一大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大乱之后的大治，人口增加是肯定的。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圈套，演来演去，就是圣贤也无法脱逃。
那时的人一方面不知利用科学节制生育，另一方面又不知利用科学增加生产。在大乱之后，大治之初，人口减少，有荒可垦，故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准略为提高。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后来，人口一天多一天，荒地则一天减少一天，而且新垦的地不是土质不好，就是水源不足，于是每人耕地的面积减少，生活水准降低。老百姓莫明其妙，只好烧香拜佛，嗟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士大夫和政府纵使有救世之心，也无救世之力，只好听天灾人祸自然演化。等到土匪一起，人民更不能生产。于是，小乱变为大乱。
中国历史还有一个循环套。每朝的开国君主及元勋大部分起自民间，自奉极薄，心目中的奢侈标准是很低的，而且比较能体恤民间的痛苦，办事也比较认真，这是内政昌明吏治澄清的时代。后来，慢慢地统治阶级的欲望提高，奢侈标准随之提高，因之官吏的贪污也大大地长进。并且，在旧社会里，政界是才子唯一的出路，不像在近代文化社会里，有志之士除做官以外，可以经营工商业，可以行医，可以做新闻记者、大学教授、科学家、发明家、探险家、音乐家、美术家、工程师，且都名利两全，其所得往往还在大官之上。有人说：中国旧日的社会很平等，因为官吏都是科举出身，而且旧日的教育是很不费钱的。这种看法过于乐观。清朝的翰林哪一个在未得志以前曾经下过苦力？我们可以进一步地问，清朝清的翰林哪一个的父亲曾下过苦力？林则徐、曾国藩是清朝有名的贫苦家庭子弟，但是细考他们的家世，我们就知道他们的父亲是教书先生，不是做劳力的。中国旧日资本家有几个不是做官起家？中国旧日的大商业哪一种没有官吏做后盾，仗着官势发财的？总而言之，在中国旧日的社会里，有心事业的人集中于政界，专心利禄的人也都挤在官场里。结果是每个衙门的人员永远在加增之中，而衙门的数目也天天加多。所以每个朝代到了天下太平已久、人口加增很多、民生痛苦的时候，官吏加多，每个官吏的贪污更加厉害，人民所受的压榨也更加严重。
清政府到了嘉庆年间已到循环套的最低点。嘉庆初年所革除的权臣和珅。据故宫博物院所保存的档案记载，他积有私产到9亿两之多，当时官场情形可想而知。经历嘉庆、道光两朝，中国几乎无日无内乱，最初有湖北、四川、陕西三省白莲教徒叛乱，后有西北回教徒之乱，西南苗族、瑶族叛乱，同时东南沿海的海盗也非常猖獗。这还是明目张胆与国家对抗的，至于潜伏于社会的匪徒几乎遍地皆是。
道光十五年（1835），御史常大淳上奏说：“直隶、山东、河南向有教匪，辗转传习，惑众敛钱。遇岁歉，白昼伙抢，名曰均粮。近来间或拿办，不断根株。湖南之永州、郴州、桂阳，江西之南安、赣州与两广接壤，均有会匪结党成群，动成巨案。”
西方势力侵略起始的时候，正是清政府抵抗力量薄弱的时候。到道光年间，清政府的法制有名无实，官吏腐败，民生痛苦万分，道德已部分地失其维系力。中国人一面须接受新的文化，一面又须设法振兴旧的政教——中华民族在近代所遇的难关是双层的。
第二节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上一节所讲的那个时代和那种环境的产物。
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人，生于嘉庆十八年，即1813年。传说，他的父亲是个农民，家境穷苦，但他自幼就入村塾读书，到16岁才辍学，做了乡村教师。这样似乎他不是出身于中国社会的最下层，他并不是个劳力者。他两次到广州去考秀才，两次都失败了。于是，他心怀怨恨。这是旧社会常有的事，并不出奇。洪秀全经验的特别是，他在广州应试的时候，得到了耶稣教传教士的宣传材料。后来，他大病40多天，病中梦见各种幻象，自说与耶稣教义符合，于是信仰上帝，创立拜上帝会。最早的同志是冯云山，也是一位因考试失败而心怀不平的人。他们因为在广东传教不顺利，所以迁移其活动到广西桂平县。
中国自古以来的民间运动都带点宗教性质，西方中古时期也是如此。可是，洪秀全与基督教发生关系，不过是偶然的事。他的拜上帝会也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他称耶和华为天父，耶稣为天兄，自称天弟。他奉天父天兄之命来救世。他的命令就是天父天兄的命令。崇拜耶和华上帝者，“无灾无难”；不崇拜者，“蛇虎伤人”。他的兵士，如死在战场，就是登仙。孔教、佛教、道教，都是“妖术”。孔庙及寺观都必须破坏。
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吸收了许多三合会分子。这个三合会是排满的秘密团体，大概是明末清初时代起始的。洪秀全或者早有种族革命的思想。无论如何，他收了三合会的会员以后，他的运动以推倒清朝为第一目的。他骂满族人为妖人。满族人改变中国衣冠和淫乱中国女子（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是洪秀全的宣传材料斥责的最好对象。
洪秀全除推行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以外，他有社会革命的思想没有？他提倡男女平权，但他的宫廷充满了妃妾，太平天国的王侯将帅也都多蓄妻妾。他的诏书中有田亩制度：“有田共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但是，他的均田主义，虽有详细的规定，并未实行。是他不愿实行呢，还是感觉实行得困难而不愿实行呢？就现在我们所有的史料判断，我们可以说洪秀全对于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是十分积极的，对于社会革命则非常消极。他的党徒除冯云山以外，还有烧炭的杨秀清，后来被封东王；耕种山地的萧朝贵，后来被封西王；曾捐监生与衙门胥吏为伍的韦昌辉，后来被封北王；富豪石达开，后来称翼王。他的运动当然是个民间运动，反映当时的民间痛苦和迷信，以及潜伏于民间的种族观念。
道光三十年（1850）夏天，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兵。9月，他们攻占蒙山县（旧名永安），于是定国号为太平天国，自称天王。清兵进围永安后，洪秀全于咸丰二年（1852）春突围，进攻桂林，未取得成功后，就改为进军湖南。他在长沙遇到很坚强的抵抗，于是向湘江下流进攻。他在岳州得到了吴三桂留下来的军械，并抢夺了不少的帆船。实力得到补充了以后，他率军直逼武汉。他虽打下了汉阳、武昌，但他不留兵防守，设官立治。他一直向长江下游进攻，沿途攻破了九江、安庆、芜湖。咸丰三年（1853）春，洪秀全率军打进南京，并定都于此，名叫天京。在定都南京以前，洪秀全的行动类似流寇，定都南京以后，他才开始他的建国工作。
从道光三十年（1850）到咸丰三年（1853）可说是太平天国的顺利时期。在这时期内，社会对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是怎样应付呢？一般安分守己的国民，不分贫富，都是守中立的。太平军到了，他们顺从太平军，贡献金钱；清军到了，他们又顺从清军，又贡献金钱。他们是顺民。其实，他们是左右为难的。他们对清政府及其官吏，绝无好感，因为他们平素所受的痛苦也够了，而且官军的纪律不好。在这段时期内，太平军的纪律还比较好一点。同时，老百姓觉得太平军是造反分子，使他们不能继续过他们的平安日子。太平军到处破坏庙宇，毁灭偶像，迷信的老百姓看不惯，心中不以为然。各地土匪都趁火打劫，太平军所经过的地方，就是他们容易活动的地方。他们干他们的事，对于清军及太平军无所偏倚。有组织的秘密会社便附和太平军，如湖南的哥老会及上海的小刀会。大多数士大夫阶级积极反对洪秀全的宗教革命。至于“排满”一层，士大夫不是不知道汉族人的耻辱，但他们一则因为洪秀全虽为汉族人，虽提倡种族革命，然而竭力破坏几千年来的汉族文化，满族人虽是外族人，然而自始即拥护汉族文化；二则他们觉得君臣之分既定，不好随便作乱，作乱是容易的，拨乱反正则是极难的，所以士大夫阶级这时对于种族革命并不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