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订了条约以后，美法两国派代表来华，要求与中国订约。“抚夷”派的人当然不愿意与美国人、法国人又打仗，所以他们自始就决定给美国人、法国人平等的待遇。他们说，倘若中国不给，美国人、法国人就可以假冒英国人来做买卖，反正也没有法子查出。这样做下去，美国人、法国人既靠英国人，势必与英国人团结一致，来对付我们。假使中国给美国人、法国人通商权利，那美国、法国必将感激中国。我们或者还可以联络美国人、法国人来对付英国人。并且，伊里布、耆英诸人以为中国的贸易是有限的。这有限的贸易不让英国人独占，让美国人、法国人分去一部分，与中国并无妨碍，中国何不作个顺水人情？英国为避免别国的妒忌，早已声明她欢迎别国平等竞争。所以，美国人、法国人竟能和平与中国订约。
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当时中国人无知，一部分由于当时清政府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水准。
第六节剿夷派又抬头
在鸦片战争以前，广州与外国人通商已经300多年，好像广州人应该比较知道外国的情形，比别处的中国人应该更能与外国人相安无事。其实不然，五口通商以后，唯独广州人与外国人感情最坏，冲突最多。此中原因复杂。
第一，英国人在广州受了多年压迫，无法出气，等到他们打胜了，他们觉得他们出气的日子到了，他们不能平心静气地原谅中国人因受了战争的痛苦而对他们自然不满意，自然带几分的仇视。
第二，广东的地方官商最感觉《南京条约》给他们私人利益的打击。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外通商集中于广州，地方官吏，不分大小，都有发大财的机会。《南京条约》以后，他们的意外财源都禁绝了，难怪他们要恨外国人。商人也是如此。在战前，江浙的丝茶都由陆路经江西，过梅岭，然后由广州的十三行卖给外国人。据外国人的估计，伍家的怡和行在战前有财产8000多万，恐怕是当时世界上最富的资本家。《南京条约》以后，江浙的丝茶，外国人可以直接到江浙去买，并不经过广州。五口之中，上海日盛一日，而广州则日形衰落。不但富商受其影响，就是劳工直接间接受影响的都不少，难怪民间也恨外国人。
仇外心理的表现之一就是杀外国人。他们到郊外去玩的时候，乡民出其不意就把他们杀了。耆英知道这种仇杀一定要引起大祸，所以竭力防御，绝不宽容。他严厉地执行国法，杀人者处死。这样一来，士大夫骂他是洋奴。他们说：官民应该一致对外，哪里可以压迫国民以“顺夷情”呢？因此，耆英在广东的地位一天困难一天。
在广东，还有外国人进广州城的问题。照常识看来，允许外国人到广州城里去似乎是无关大要的。在外国人方面，不到广州城里去似乎也没任何损失，可是这个入城问题竟成为和战问题。在上海，全无这种纠纷。《南京条约》以后，外国人初到上海的时候，他们在上海城内租借民房。后来，他们感觉城内街道狭小，卫生情况也不好，于是请求在城外划一段地作为外国人居留地区。上海道台也感觉华洋杂处不便管理，就划出洋泾浜以北的小块地作为外国人住宅区。这是上海租界的起源。广州十三行原在城外，鸦片战争以前，外国人是不许入城的。广州人简直把城内作为神圣之地，外国人进去就好像与尊严有损。外国人也是争意气：他们以为不许他们入城就是看不起他们。耆英费尽苦心调停于外国人与广州人民之间。不料，双方愈演愈起劲。
道光二十七年（1847），英国人竟兵临城下，要求入城。耆英不得已，答应在两年后允许外国人入城，希望在两年之内，或者中外感情就可以改良，入城就不成问题。但当时的人攻击耆英的非常多。于是，道光调他入北京，而提升广东巡抚徐广缙为两广总督。道光给徐广缙的上谕很清楚地表示他的态度：“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迁就，有失民心。至于变通参酌，是在该署督临时加意权衡体察。总期以诚实结民情，以羁縻办夷务，方为不负委任。”
徐广缙升任总督以后，就写信问林则徐“驭夷之法”。林则徐回答说：“民心可用。”道光的上谕和林则徐的回答都是士大夫阶级传统的高调和空谈。仅以民心对外国人的炮火，当然是自杀。民心固不可失，可是，一般人民懂得什么国际关系？执政者应该负责指导舆论。如不指导，或指导不生效，这都是政治家的失败。徐广缙也是怕“清议”的指责，也是把自己的名誉看得重，把国家的事看得轻。当时，广东巡抚叶名琛比徐广缙更顽固。他们继承了林则徐的衣钵，他们上台就是“剿夷派”的抬头。
道光二十九年（1849），答应在两年后允许外国人入城的约定到了期。英国人根据条约提出要求。广州的士大夫和民众一致反对。徐广缙最初犹疑，后来也无可奈何，只好顺从民意。叶名琛自始就坚决反对履行条约。他们的办法分两层：第一，不与英国人交易。第二，组织民众。
英国人这时不愿为意气之争与中国决裂，所以除声明保存条约权利以外，没有别的举动。徐广缙和叶名琛认为这是他们的大胜利。事后，他们报告北京说：“计自正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二十日，居民则以工人，铺户则以伙伴，均择其强壮可靠者充补。挨户注册，不得在外雇募。公开筹备经费，制造器械，添设栅栏，共团勇至十万余人。无事则各安工作，有事则立出捍卫。明处则不见荷戈持戟之人，暗中实皆折冲御侮之士。（朱批：朕初不料卿等有此妙用。）众志成城，坚逾金石，用能内戢土匪，外警猾夷。”
为了纪念胜利，道光赏了徐广缙子爵，世袭双眼花翎，叶名琛男爵，世袭花翎。道光又特降谕旨，嘉勉广州民众：“我粤东百姓素称骁勇。乃近年深明大义，有勇知方，固由化导之神，亦系天性之厚。朕念其翊戴之功，能无恻然有动于中乎！”
道光三十年（1850）年初，道光皇帝死了，咸丰皇帝即位。在咸丰年间，国内有太平天国起义的内战，对外则“剿夷派”的势力更大。这年五月，有个叫曹履泰的御史上奏说：“查粤东夷务林始之而徐终之，两臣皆为英夷所敬畏。去岁林则徐乞假回籍，今春取道江西养疾使此日英夷顽梗不化，应请旨饬江西抚臣速令林则徐赶紧来京，候陛见后，令其协办夷务，庶几宋朝中国复相司马之意。若精神尚未复原，亦可养疴京中，勿遽回籍。臣知英夷必望风而靡，伎俩悉无可施，可永无宵旰之虑矣。”
咸丰很佩服林则徐，当即下令让林则徐来北京。林则徐的运气真好：他的病大重，不久就死了，他的名誉借此保存了。
第七节剿夷派崩溃
林则徐死了。徐广缙离开广东去打太平天国起义军去了。在广东肩负外交重责的是叶名琛。他十分轻视外国人，自然不肯退让。在外国人方面，他们感觉到已得的权利不够，他们希望加开通商口岸。旧有的“五口”只包括江、浙、闽、粤四省海岸，现在他们要深入长江流域，要到华北，其次他们要派公使进驻北京。此外，他们希望中国地方官吏不拒绝与外国公使领事往来。最后，他们要求减轻关税并废除厘金。这些要求除最后一项外，并没有什么严重的性质。但是，咸丰年间的中国人反而觉得税收一项倒可通融，至于北京驻使，长江、华北通商及官吏与外国人往来各项，简直有关国家的生死存亡，绝对不可妥协的。
咸丰四年（1854），英美两国联合要求修改条约。当时，中国没有外交部，所有外交事务都由两广总督办。叶名琛的对付方法就是不交涉。外国人要求见他，他也不肯接见。英美两国的代表跑到江苏去找两江总督。两江总督劝他们回广东去找叶名琛。他们后来到天津，地方当局只允奏请皇帝施恩稍为减免各种税收，其余一概拒绝。总而言之，外国人简直无门可入。他们知道，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
咸丰六年（1856），叶名琛派兵登上香港注册的亚罗号商船上去搜查海盗。这一举给了英国人开战的口实。不久，法国传教士马神父在广西西林被杀。叶名琛不好好处理，又得罪了法国。于是，英法联军来和清政府算总账。
咸丰七年（1857）冬天，英法联军首先进攻广东。士大夫阶级所依赖的民心竟毫无力量抵抗。英法联军不但打进了广州，而且把总督、巡抚都俘虏了。总督叶名琛后来被押送到印度，死在喀尔喀塔（即加尔各答）。巡抚柏贵出来做英法的傀儡维持地方治安。民众不但不抵抗，还帮助英国人把藩台衙门的库银抬上了英国人的船。
咸丰八年（1858），英法联军到了大沽口。交涉失败，于是他们发起进攻。清政府迫不得已，与之订《天津条约》，接受了英法的要求。于是，英法撤退军队。
清政府对于北京驻使及长江通商始终不甘心，总要想法挽回。清政府派桂良和花沙纳到上海，名为交涉海关细则，实则想取消《天津条约》。为达到这个目的，清政府准备出很大的代价。只要英、法放弃北京驻使和长江开通商口岸，清政府愿意以后全不收海关税。幸而桂良及何桂清反对这个办法；所以《天津条约》未得挽回。清政府另一方面派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布防。僧格林沁是当时著名勇将之一，办事极认真。
咸丰九年，英、法各国代表又到大沽口，预备进京去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证书。他们事先略闻中国要修改《天津条约》，并在大沽口设防，所以他们北上的时候，随带了相当的海军。到了大沽口，看见海河已堵塞，他们啧啧不平，责怪中国失信，并派船拔取防御设备。僧格林沁就令两岸的炮台出其不意同时开炮。英法的船只竟然无法抵抗。陆战队陷于海滩的深泥，也不能登岸。他们只好宣告失败，等国内增派军队。
咸丰九年（1859）的冬季及咸丰十年（1860）的春季，正是清政府与太平天国内战最紧急的时候。苏州被太平起义军包围，危在旦夕。江、浙的官吏及上海、苏州一带的绅士得知北方又与英、法开战，简直惊慌极了，因为他们正竭力寻求英法的援助来对付太平军。所以，他们对北京再三请求“抚夷”，说明外国人兵力之可畏及长江下游局势之险急。清政府虽不许他们求外国人的援助，恐怕示弱于人，但外交政策并不因大沽口的胜利而转强硬。北京此时反而愿意承认《天津条约》。
关于大沽的战事，清政府的辩护也极有道理。如果英法各国代表的真意旨是在进京换约，何必随带重兵？海河既为中国领河，中国自有设防的权力，而这种防御或者是对太平军，并非对外仇视的表示。海河虽阻塞，外国代表尚可在北塘上岸，由陆路进北京。清政权根据以上理论的宣传颇生效力。大沽口之役以后，英法并不坚持要报复，要雪耻。他们只要求赔偿损失及其他不关重要之条约解释与修改。这种《天津条约》以外的要求于是成为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的起因。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由侧面进攻大沽炮台，僧格林沁不能支持，连天津都不守了。清政府又派桂良等出面在天津交涉。格外的要求答应了。但到签字的时候，一则英、法代表要求率卫队进京，二则因为他们以为桂良的全权证书不合格式，怀疑他的交涉不过是中国的缓兵之计，所以又决裂了。英法的军队直向北京推进。清政府改派怡亲王载垣为钦差大臣，在通州交涉。条件又讲好了，但英国使者的代表巴夏礼在签字之前声明，英使到北京后，必须向中国皇帝面递国书。这是国际间应行的礼节，但那时的中国人认为这是“外夷的狂悖，其居心叵测”，中国绝不能容忍。载垣乃令军队捕拿英法代表到通州来交涉的人员。这一举激怒了外国人，军事又起了。
咸丰原想“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可是，通州决裂以后，他就逃避到热河，派恭亲王奕留守北京。奕是咸丰的亲弟，这时只28岁。他当然毫无新知识。咸丰八年（1858）天津交涉的时候，他竭力反对长江通商。捕拿外国交涉代表最初也是他提议的，所以他也是属于“剿夷派”的。但他是个有血性的人，且真心为国图谋。他是清朝后百年宗室中之贤者。在道光、咸丰时代，一般士大夫不明天下大势是可原谅的，但是战败以后而仍旧虚骄，如附和林则徐的“剿夷派”，或是服输而不图振作，不图改革，如附和耆英的“抚夷派”，那就不可救药了。恭亲王奕把握政权以后，天下大势为之一变。他虽缺乏魄力，但有文祥做他的助手。文祥虽是亲贵，但他的品格可说是中国文化的最优代表——他为人十分廉洁，最尽孝道。他可以做督抚，但因为有老母在堂，不愿远行，所以坚辞。他办事负责而认真，且不怕别人的批评。我们如细读《文文忠年谱》，我们觉得他真是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政治家。
奕与文祥在“元首逃难，京都将要失守”的时候，接受大命。他们最初因无外交经验，不免举棋不定。后来，把情势看清楚了，他们毅然决然承认外国人的要求，与英法订立《北京条约》。条约签订以后，英法退军，中国并没丧失一寸土地。
咸丰八年（1858）的《天津条约》和咸丰十年（1860）的《北京条约》是三年多战争和交涉的结果。条款虽很多，但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乎从此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更密切了。这种关系固可以为祸，也可以为福，关键看我们振作与否。奕与文祥绝不转头回看，留恋那已去不复回的闭关时代。他们大着胆向前进，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我们研究近代史的人所痛心的，就是这种新精神不能出现于鸦片战争以后，而出现于20年后的咸丰末同治初。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族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