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律共交出20280箱，共计200多万斤。这是一网打尽。这是林则徐的胜利，道光也高兴极了。他批林的奏折说：“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外国人尚不完全相信林则徐真要禁烟，他们想林则徐这一次发大财了。林则徐在虎门海滩挑了两个池子，“前设涵洞，后通水沟，先由沟道引水入池，撒盐其中，次投箱中烟土，再抛石灰煮之，烟灰汤沸，颗粒悉尽。其味之恶，鼻不可嗅，潮退，启放涵洞，随浪入海，然后刷涤池底，不留涓滴。共历二十三日，全数殆尽销毁，逐日皆有文武官员监视，外国人之来观者，详记其事，深赞钦差大臣之坦然无私。”
义律当时把上缴鸦片烟的经过详细报告英国政府以后，静待政府的训令。林则徐的大功告成，似乎可以收手了。朝廷调他去做两江总督，可是他不去。他说：“已到的鸦片，既已销毁，但是以后还可以来。”他要彻底禁止鸦片，方法就是要外商人人写下保证书，以后不做鸦片买卖；这个义律不答应，于是双方又起冲突了。林则徐自觉极有把握。他说，英国人的战斗力也不过如此，英国人“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虎门的炮台都重修过。虎门口，他又拿很大的铁链封锁起来。他又想外国人必须有茶叶、大黄。他禁止茶叶、大黄出口，就可以致外国人的死命。那年秋冬之间，广东水师与英国两只小兵船有好几次冲突。林则徐报告朝廷，中国大胜。因此，全国都是乐观的。
英国政府接到义律的信以后，就派全权代表懿律（Admiral George Elliot）率领海陆军队来华。这时，英国的外相是巴麦尊（Lord Palmerston），有名的好大喜功的帝国主义者。他不但索要鸦片赔款，军费赔款，并且要求一扫旧日所有的通商限制和邦交的不平等。懿律于道光二十年（1840）的夏天到广东洋面。倘若英国深知中国的国情，懿律应该在广州与林则徐决胜负，因为林则徐是主战派的领袖。但英国人的策略并不在此。懿律在广东，并不进攻，仅宣布封锁海口。中国人的解释是英国怕林则徐。封锁以后，懿律北上，派兵占领定海。定海并无军备，中国人觉得这是不武之胜。以后，义律和懿律就率主力舰队到大沽口。
定海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清政府愤懑极了。道光下令调陕西、甘肃、云南、贵州、湖南、四川各省的兵到沿海各省，全国脚乱手忙。上面要调兵，下面就请饷。道光最怕花钱，于是对林则徐的信任就减少了。七月二十二日，他的上谕骂林则徐：“不但终无实际，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
是时，在天津主持交涉的人是直隶总督琦善。他下了一番知己知彼的工夫。他派人到英国船上借交涉之名去调查英国军备，发现英国人的船坚炮利远在中国之上。他国的汽船，“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他们的炮位之下，“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需移转磨盘，炮即随其所向”。回想中国的设备，他觉得可笑极了。山海关的炮，尚是“前明之物，勉强蒸洗备用”。所谓大海及长江天险已为外国人所据，“任军事者，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所以，他决计“抚夷”。
英国外相致中国宰相书很使琦善觉得他的“抚夷”政策是很有希望的。那封书的前半都是批评林则徐的话，说他如何残暴武断，后半提出英国的要求。琦善拿中国人的眼光来判断那封信，觉得它是个状纸，林则徐待英国人太苛刻了，英国人不平，所以要皇帝替他们申冤。他就将计就计，告诉英国人：“上年钦差大臣林等查禁烟土，未能体仰大皇帝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唯其事全在广东，此间无凭办理。贵统帅等应即返棹南还，听候钦差大臣驰往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申冤抑。”至于赔款一层，中国多少会给一点，使英代表可以有面子回国。至于变更通商制度，他告诉英国人，事情解决以后，英国人可照旧通商，用不着变更通商制度。懿律和义律原不愿在北方打仗，就答应了琦善回到广州去交涉，并表示愿撤退在定海的军队。道光高兴极了，觉得琦善三寸之舌竟能说退英国的海陆军，远胜林则徐。于是，他下令让内地各省的军队概归原防，“以节糜费”，同时撤林则徐的职，让琦善去代替他。
琦善到广东以后，他发现自己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英国人坚持赔款和割香港或加通商口岸，琦善以为与其割地，不如加开通商口岸。但是，他怕朝廷不答应，所以只好慢慢讲价，拖延时日。英国人不耐烦，遂于十二月初开火了。大角、沙角失守以后，琦善于是和义律订立条约，赔款600万元，割香港与英国，以后给予英国平等待遇。道光不答应，骂琦善是执迷不悟，革职锁拿，家产查抄入官，同时调大兵赴粤剿办。英国政府也不满意义律，另派代表及军队来华。
从这时起，中英双方皆一意主战，彼此绝不交涉。英国的态度很简单：中国不答应她的要求，她就不停战。道光也很倔强：一军败了，再调一军。中国兵士有未出战而先逃的，也有战败而宁死不降不逃的。将帅有战前妄自夸大而临战即后退的，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如关天培、裕谦、海龄诸人。军器不如人，自不待说；纪律不如人，精神不如人，亦不可讳言。有些人甘做汉奸，有些人为饥寒所迫，投入英军做苦力。
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夏天，英军快要攻南京的时候，清政府知道没有办法，不再抵抗，于是就接受英国要求，签订《南京条约》。
第四节民族丧失20年的光阴
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理由是中国落后。中国的军器和军队是中世纪式的军队，中国的政府是中世纪式的政府，中国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世纪式的人民。我们虽然拼命抵抗但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的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然后去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如果将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那么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20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改写。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才意识到非学西方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20年的宝贵光阴。
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维新改革呢？此中缘故虽极复杂，但是值得我们研究。
第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中国文化有了这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是不容易的。
第二，中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人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
第三，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只好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林则徐其实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是百战百胜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国的古法。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国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英国人在林则徐被革职之前，不敢在广东交战，等林则徐被革职后，当然就开战。所以士大夫认为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的古法不行，是因为奸臣误国。当时的士大夫有这样的一种印象，也是很自然的——林则徐的奏章充满了自信，可惜自道光二十年（1840）夏天定海失守以后，林则徐就没有得着机会与英国比武，难怪中国人不服输。
真的林则徐慢慢地觉悟了的。他到广东以后，就知道中国的军器不如西方，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最后给了魏源。魏源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日本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林则徐虽有这种觉悟，但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地提倡。清政府把他谪戍到伊犁。他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唯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这是他的私人信件，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写的。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不要别人知道他的本来面目。难怪他后来虽然又做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时，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
林文忠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就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诸人虽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地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
第五节不平等条约开始
道光二十二年（1842）八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所订的《中英条约》不过是战后新邦交及新通商制度的大纲，次年的《虎门条约》才规定细则。战后的整个局面，我们应该把两个条约合并起来研究。
我们应该注意的有下列几点：
第一，赔款2100万两；
第二，割香港；
第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
第四，海关收税标准详细载明于条约，非经两国同意不能修改，是即所谓协定关税；
第五，在中国的英国人只受英国法律和英国法庭的约束，是即所谓治外法权；
第六，中英官吏平等往来。
当时的人对这些条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他们觉得外国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已经不易防范，现在有五口通商，那么外国人久可以横行天下，防不胜防。直到前清末年，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后来的祸根。五口之中，他们又以福州为最重要，上海则是中英双方所不重视的。割让土地当然是时人所反对的，也应该反对的。但是，香港在割让以前毫无商业的或国防的重要性，英国人初提香港的时候，北京的当权者还不知道香港在那里。时人是反对割地，不是反对割香港。
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些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却并不这样看治外法权，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目光中，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他们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至于协定关税，他们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办法。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地载于条约，那就可以省去争执。负责交涉条约的人如伊里布、耆英、黄恩彤诸人知道战前广东地方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起战争原因之一，现在把收税标准明文规定岂不是一个釜底抽薪，一劳永逸的办法？而且，新的收税标准平均到5%，比旧日的自主关税还要略微高一点。负交涉责任者计算以后的海关收入比以前还要多，所以他们洋洋得意，以为他们的外交是成功的。其实，他们牺牲了国家的主权，贻害不少。总而言之，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的，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
我们与英国订了这种条约，实因为万不得已，如别的国家来要求同样的权利，我们又怎样对付呢？在鸦片战争的时候，国内分为两派：“剿夷”派和“抚夷”派。前者以林则徐为领袖，后者以琦善为领袖。战争失败以后，“抚夷”派当然得势了。这一派在朝廷中的代表是军机大臣穆彰阿，在地方的代表是伊里布和耆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