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在19世纪以前，中国和西方国家没有邦交。西方国家没有派遣驻华使节，中国也没有派大使到外国去。此中的缘故很复杂。
第一，中西相隔很远，交通不方便。西方国家到中国来的船只都是帆船。那时，没有苏伊士运河，中西交通须绕非洲南部顶端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最快也需要3个月。因此，中西商业交流量也不大。西方人从中国买的货物也不外乎丝茶及奢侈品。中国经济是自足自给的，用不着任何西方人的产品。所以，那时中国的国际贸易总有很大出超。在这种情形之下，邦交原来可以不必有的。
还有一个缘故，那就是当时的中国不承认各国平等。西方人到中国来的，当时的清政府总是把他们当作琉球人或高丽人看待。他们不来，中国不勉强；他们如果要来，必需尊中国为上国，以藩属自居。这样，体统问题和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天朝”是绝不肯通融的。清政府那时感觉不到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且“外夷是蛮貊之邦，不知礼义廉耻”，与他们往来有什么好处呢？他们贪利而来，“天朝”施恩给他们，许他们做买卖，以这为手段羁縻与抚绥他们罢了。如果他们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即使政治家分派别，也不过是因为有些主张“剿夷”，有些主张“抚夷”。
那时的通商制度很特别。西方的商人都限于广州一个港口。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西方人曾到过漳州、泉州、福州、厦门、宁波、定海等地。后来一则因为事实的不方便，二则因为清政府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谓“一口通商制度”。在广州，外国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行是清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做买卖的。十三行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清政府的交涉员。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代替转递。外商到广州，照法令不能坐轿，不过在事实上官吏比较通融。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照法令不能随便出游，逢八（农历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领导到河南的“花地”去游玩一次。他们不能带武器进广州。外国女人也不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非常奇怪的禁令是，外国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第一个耶稣教传教士马礼逊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和一瓶毒药，鞋表示他是去买鞋的，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真相，他可以立即自尽。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收税标准原来很轻，平均不过4%。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额外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20%。中国法令规定收税标准应该公开；事实上，官吏都将其当秘密守起来，以便随意征税。外国人每次纳税都经过讨价还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中国官吏不愿过问，那就意味着自动放弃境内的法权。例如，乾隆十九年（1754），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地方官最初竟然是劝他们自己调解。后来因英国坚决要求，地方官才开始处理这件事。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国人杀了外国人，地方官便绝不偏袒，总是杀人者抵命，所以外国人很满意。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件麻烦，中国人要求外国人交出凶手抵命，在18世纪中叶以前，外国人遵守官府处决的占多数，以后就拒绝交出凶手，拒绝接收中国地方官的审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的刑罚太重，审判手续太不高明。
外国人最初对于中国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但觉得既是中国的定章，最终还是容忍了。到了18世纪末年（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外国人的态度慢慢地变了。这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部分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手里。在广州的外国人之中，英国已占领袖地位。英国此时的工业革命已经起始，昔日的手工业都慢慢地变成机械制造。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计民生上一天比一天重要。英国人认为，中国对通商的限制不利于英国的商业发展。同时，英国在印度已战胜了法国，印度次大陆全部被英国控制——以后再往亚东发展也就更容易，因为有印度作前进的根据地。
当时的欧洲人把乾隆看作一个模范的开明君主。英国人以为在华通商所遇的困难都是广州地方官吏造成的。如果有办法使乾隆知道，那么他必愿意改革。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正是乾隆80岁那年，如果英国趁机派遣使者来贺寿，那就能得到一个交涉和促进中英友谊的机会。广州官吏揣摩出了乾隆的虚荣心，竭力怂恿英国派遣使者来祝寿。于是，英国就派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为全权特使来华。
马戛尔尼访华的预备很费苦心。马戛尔尼乘坐头等兵船，并带了卫队。送给乾隆的礼物都是英国上等的产品。其用意不外乎要中国人知道英国是个富强且文明的国家。英政府给马戛尔尼的训令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唯一条件是必须表示中英平等。交涉的目的有好几个：
第一，英国愿意派全权大使常驻北京，如中国愿意派大使到伦敦去，英国皇室必将以最优等的礼仪款待；
第二，英国希望中国加开通商口岸；
第三，英国希望中国有固定的、公开的海关收税标准；
第四，英国希望中国给她一个小岛，可以供英国商人居住及贮藏货物的地方，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门一样。
就乾隆而言，他也十分高兴迎接英国特使。但是，乾隆把马戛尔尼当作一个藩属的贡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礼。马戛尔尼最初不答应，后来有条件地答应。他的条件是：将来中国派使到伦敦去的时候，也必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是中国派员向他所带来的英王画像行跪拜答礼。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平等。中国不接受他的条件，也就拒绝行跪拜礼。乾隆很不高兴，接见以后，就要他离京回国。至于马戛尔尼所提出的要求，中国都拒绝了。那次，英国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败。
18世纪末年和19世纪初年，欧洲爆发了法兰西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英国无暇顾及远东商业的发展。等到战事完了，英国就第二次派使节来华，其目的大致与第一次的相同。但是，嘉庆给英国使者的待遇远不及乾隆，所以英国使者不但外交失败，并且私人对中国的印象也不好。
有了这两次失败，英国人意识到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西方国家不肯给清政府平等待遇。
到了19世纪，清政府只能在国际生活中找出路，但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的中国人，无论是汉族人，还是满族人，仍然闭关自守，力图维持历代在东方世界的光荣地位，根本否认那个日益强盛的西方世界。中国人如果大胆地踏进大世界的生活，政府就需要高度的改革，不然的话，就无法与列强竞争。但是，中国人有与外国人并驾齐驱的人力物力，只要中国人有此决心，就可以在19世纪的大世界中赢得更光荣的地位。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近代史必须了解近代邦交是中国人的大困难，也是中国人的大机会。
第二节英国人作鸦片买卖
在19世纪以前，外国没有什么大宗货物是中国人要买的，外国商船带到中国来的东西只有少数是货物，大多数是银子。那时的经济学者，不分中外，都认为金银的输出是对国家有害的。各国都在想法增加货物出口和金银的进口。在中国的外国商人，经过多年的试验，发现鸦片是一种上等的商品。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奖励种植，统制运销。乾隆初年，鸦片输入每年约400箱，每箱约100斤。乾隆禁止内地商人贩卖鸦片，但是没有效果。到了嘉庆初年，输入竟加了10倍，每年约4000箱。嘉庆下令禁止鸦片进口，但是因为官吏腐败和查禁困难，鸦片的销路还是继续增加。
道光对鸦片是最痛心的，对禁烟是最有决心的。即位之初，他就严申禁令。可是，在道光时期，鸦片的输入增加最快。道光元年（1821）输入只5000箱，道光十五年（1835），就加到了3万箱，价值约1800万元。中国银子流出，换回这些有害无益的鸦片。全国上下都认为是国计民生的大患。广东有一帮土绅士认为禁烟绝不能实行，因为“法令者，胥役之所借以为利也，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他们主张，一面加重关税，一面提倡种植，用国货来抵制外国货，久而久之，外商无利可图，就不运进鸦片了。道光十四、十五年时，这一派的议论非常得势，不过，除许乃济一人外，没有一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公开提倡这种看法。
道光十八年（1838），黄爵滋上了一封奏折，大声疾呼地主张严禁。他的办法是严禁吸食鸦片。他说，没有人吸食鸦片，就没有人卖，所以吸食鸦片者应治以死罪——“请皇上严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止，准给一年限戒烟，倘若一年以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查旧例，吸食鸦片者仅枷杖，其不指出兴贩者罪止杖一百，徙三年，然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徒杖，故甘犯明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更苦于断瘾，臣知其情愿绝瘾而死于家，不愿受刑而死于市。唯皇上既慎用刑之意，诚恐立法稍严互相告讦，必至波及无辜，然吸食鸦片是否有瘾无瘾，到官熬审，立刻可辨，如非吸食之人，无大深仇，不能诬枉良善，果系吸食者，究亦无从掩饰。故虽用刑，并无流弊。”
这封奏折上了以后，道光令各省督抚讨论。他们虽不公开反对黄爵滋，总觉得他的办法太激进。他们说，吸食者只害自己，贩卖者则害许多别人，所以贩卖者的罪重于吸食者的罪，广州是鸦片的总进口港口，大贩子都在那里，要禁烟应从广州下手。唯独两湖总督林则徐完全赞成黄爵滋的主张，并建议各种实施办法。道光决定吸食者与贩卖者都严加禁止，并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迅速赶到广州禁烟。林则徐是当时政界声望最好、办事最认真的大员，士大夫信任他，他的自信也不小。他虽然以前没有办过涉外事务，但他对外国人说：“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
事实上，当时的人对禁烟问题都带几分客气。在他们的私人信件中，他们承认禁烟困难，但是在他们的奏章中，他们总是逢迎上峰的意旨，唱高调。这种不诚实的行为是中国士大夫阶级的大毛病之一。其实，禁烟是个极复杂、极困难的问题。纵使没有外国的干涉，禁烟已极其困难，何况在道光年间英国人绝不愿意中国实行禁烟呢？那时鸦片不但是通商的大利，而且是印度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英国对于清政府独自尊大、闭关自守的态度已不满意，要想和清政府算一次账，如果清政府因鸦片问题给予英国任何发动战争的借口，英国是绝不惜以武力对付中国的。
那次战争中国人称之为鸦片战争，英国人则称之为通商战争。两方面都有理由。关于鸦片问题，清政府力图禁绝，英国则希望维持原状：我攻彼守。关于通商问题，英国力图获得更大的机会和自由，清政府则要维持原状：彼攻我守。就世界大势来说，那次战争是不能避免的。
第三节东西对打
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行抵广州。经一个星期的考虑和布置，他动手了。他谕告外国人说：“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将尔国不食之鸦片烟带来内地，骗人财而害人命乎？”他要外国人做两件事：第一，把已到中国而尚未出卖的鸦片“尽数缴官”；第二，出具甘结，声明以后不带鸦片来华，如有带来，一经查出，甘愿“货尽没官，人即正法”。外国人不知林则徐的品格，以为他不过是个普通官僚，到任之初，总要出个告示，大讲什么礼义廉耻，实际上是为了讨价还价装腔作势，价钱讲好了，买卖就可以照常做。因此，他们就观望，就讲价。殊不知林则徐不是那类的人，坚决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到了二月初十，外国人尚不肯交鸦片，林则徐就下命令，断绝广州出海的交通，派兵把十三行围起来，把行里的中国人都撤出，然后禁止一切出入。换句话说，林则徐把十三行作了外国人的监牢，并且不许人卖粮食给他们。
当时在十三行里约有350个外国人，包括英国商业监督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在内。他们在里面当然要受相当的苦，煮饭、洗碗、打扫都要自己动手。但是，粮食还是有的，外国人贮存了不少粮食，行商又秘密地接济，义律原想妥协，但是林则徐坚持他的两种要求。是时，英国在中国洋面只有两只小兵船，且船上的水兵无法到广州。义律不能抵抗，只好屈服。他屈服的方法很值得注意。他不是命令英国商人把鸦片烟交给林则徐，而是教英商把鸦片烟交给他，并由他以商业监督的身份给各商收据。一转手之间，英商的鸦片变为英帝国的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