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上确有一些对影片持批判态度的人，可一发表意见就被赞扬派的人打断，形成一边倒的趋向。这里的原因有会议的气氛问题，但更主要的是白桦和彭宁的态度。白桦和彭宁对这部片子是下了工夫的，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珍惜。他们也都属于狂放的人。在片子放映后，有人也说出过不同意见，但是，在白桦和彭宁看来，这就像说他们的孩子不好一样，他们不大能接受。换句话说，给影片提出意见的同志是少数，往往会受到白桦和彭宁以及与会者的反驳。我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之一，觉得这和会议的主旨“民主、争鸣、团结”不合。为此，我们还去说服动员持批判态度的人在会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可无人愿意再充当这种角色。
到了会议的后期，人们听到了对《苦恋》要批判的传闻。因此，主持会议的人似乎有些手足无措了。罗艺军回忆说：
在会议的后半段，巳经有传闻说要批判《苦恋》了。这样，会议的气氛就明显地不好了。按照原定会期，还有五六天才结束，我们主持会议的人，似乎不知道怎样收场了。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林杉同志和我几次到周扬同志那儿去，汇报会议的情况，希望周扬同志能给予指导。可是，周扬同志只听汇报，并不表明态度，对《苦恋》这部片子，我记得他也没有明确的支持或反对的态度。这样，会议就虎头蛇尾地收场了。
会后影协内部进行总结，有人追究《太阳和人》事件责任，疾言厉色，气氛森严，颇有点又要开展一场反右运动的味道。林杉同志未在大会上发过言，总结会上却表示他要承担这个事件的全部责任。我对这位在多次政治运动中挨整的老剧作家勇于承担责任的表态，肃然起敬。如果说这个事件果真是一个重大政治错误的话，别的人且不论，我至少也应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幸而时代巳进入新时期，《苦恋》事件并未发展成一次反右的政治运动，我们也就蒙混过关了。
这样，如同陈播所言，这部片子就不单单是个送审的问题了。如何处理？陈播回忆说：
在这种情况下，中宣部和文化部就更加慎重。这时，文化部是周巍峙同志任代部长，他接手处理这件事。他认为，这部片子是有错误的，我们电影局的意见是对的。另一方面，根据王任重同志的意见，他强调，对这部片子要民主，要修改。
当时，我们担心白桦和彭宁不尊重我们的意见，特意请了陈荒煤、司徒慧敏等电影专家，我们一起与彭宁谈话，谈修改意见。
尽管有电影专家出面，白桦和彭宁还是希望影片不要修改了。面对着一方面是一片叫好声，另一方面是文化部要求继续修改的局面，白桦想到要让中央高层领导看看这部片子。他找到了胡耀邦：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日晚，我求见胡耀邦，唯一的要求是请他看看片子。他可能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拒绝了我的请求。他告诉我：“这部影片在没有审查通过之前，我不看。昨天晚上在中南海放了这部片子，我没有去。听说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我们家看过电影的就是两派。我的儿子是赞同你们的，我的秘书就不赞同。”……他说：“希望你们的电影能够通过，然后也能在电视上放，我会坐在这张藤椅上看。”后来，这部电影一直没有通过。[4]
不过，尽管胡耀邦拒绝了白桦的要求，但在社会上对这部片子沸沸扬扬的时候，还是保持了一种冷静的态度。白桦的文章写道：
巳故的中央党校秘书长宋振庭，在当时打电话告诉我，尽管沸沸扬扬，耀邦在你这个问题上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抵制了那些“左”派同志，重申他的一贯主张：再也不能以一部作品和某些言论加罪于知识分子了，更不能发动一次政治运动。
在这“沸沸扬扬”的时刻，文艺界领导层之间原有的分歧——伴随着对《苦恋》的不同看法——进一步加深。
1981年2月14日，刘白羽致信周扬、王任重，“建议在文艺界党员学习大会上放映《太阳和人》，联系实际，进行讨论”。
周扬、张光年、夏衍、陈荒煤等人，与王任重的意见一样，不枪毙影片，促使作者修改。林默涵和刘白羽虽同意这样的意见，但仍有自己的看法——张光年日记中有生动的记载：
（1981年）2月23日，上午到周扬家开碰头会，着重谈了白桦的电影《太阳和人》修改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白羽、默涵咄咄逼人，碰得夏衍老头气恼不置。[5]
从这则日记可看出，在当时，最起码是相关领导部门中的部分领导同志，对于处理“《苦恋》问题”是相当慎重的，而且，对于《苦恋》的“修改”（即“挽救”）已经基本“取得一致意见”，但是，从张光年笔下刘白羽、林默涵“咄咄逼人”的表现来看，刘、林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刘白羽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领导，这或许也是稍后的“《苦恋》风波”最先起于《解放军报》的重要原因。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苦恋》的作者白桦是部队作家——武汉军区的创作员，这也使得《解放军报》对于他的批评“师出有名”。
在此前后，主持编辑《时代的报告》的黄钢等同志将《太阳和人》产生的过程写成报告，送给中央纪律检査委员会，请求中纪委介入。在“思想问题座谈会”上，苏一平讲话中提到此事：
中纪委对此片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有个同志说：现在电影、小说就是两个题材，一是爱情，一是反右派和“文革”问题，看了以后悲悲惨惨，不能鼓舞和激发人的积极性。这是自己人和自己人对着干，自己拆自己的台，哪天垮台了，宣传部门有责任。他们认为《太阳和人》是否定三十年，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党的领导，是一部很坏的影片，不应公映，必须进行批判。
中纪委讨论后，对此事的处理也是很慎重的。中纪委打电话给中宣部，询问是否要中纪委出面来处理。王任重征求周扬的意见。周扬则召集一个小会讨论。张光年记载说：
3月2日，上午到周扬处参加核心组例会……黄钢借《太阳和人》电影事件向中纪委写报告，要求调查出笼经过，追查支持者。周扬在会上征求意见，默涵支持黄钢，贺赞成调查，陈荒煤和我表示反对，夏衍、赵寻、陆石等也不赞成作为违纪事件处理。我第一次同默涵公开争执。
尽管有些同志赞成，但会议还是认为，中纪委不应介入此事。随后，王任重根据周扬等人的意见回复中纪委：电影正在修改，还是由文艺工作的领导部门来处理，不然会使文艺界更紧张了。
3月27日，邓小平在与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谈话时，讲到第八个问题时，谈到了《苦恋》：
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当然，批判的时候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片面性。[6]
以此为契机，《解放军报》和主要由几个老军人主持的《时代的报告》，开始酝酿对《苦恋》的批判。
《解放军报》与《时代的报告》对《苦恋》的批判
《解放军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报，要组织批判文章，无疑是件极为严肃的事情，自然不会是“一日之功”，而其具体的开始的时间，从我掌握的材料来看，难以确定。
我只知道，刚刚开始时，《解放军报》负责人华楠打电话给中宣部的王任重，商议批判的事情。王任重同意并支持。但是，王任重并未向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同志打招呼。所以，在《解放军报》文章的写作过程中，周扬只是在接到一位文艺界领导人的信后才得知此事。
在现今回望对《苦恋》的批判时，人们通常认为它的缘起追溯至《解放军报》1981年4月20日的社论，有的人甚至只凭记忆，说是黄钢在《解放军报》发表文章开始。其实，黄钢发表批判《苦恋》的文章，是在《时代的报告》而不是《解放军报》，而且，在《解放军报》的4月20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之前，就已经开始批判这部片子了。
4月17日，《解放军报》在头版头条发表题为“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的“社论”，其中有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专门批评了文艺界的“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现象”和“资产阶级化自由化的倾向”。“社论”指出：
有的作品公然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把我们的党和国家描写得一团漆黑，歪曲和糟蹋爱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发泄不满，恶意嘲弄和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像这种在政治倾向上有严重错误的作品，难道不应该批评吗？对那些社会效果不好，不利于安定团结，有损于我们党和国家的形象、有损于人民军队的尊严和荣誉以及对青年起腐蚀作用的作品，难道能够听之任之，不加以抵制吗？
“公然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批判音调已经调准，“山雨欲来”之势，也基本形成。至于“有的作品”姓甚名谁，且借用古典小说故弄玄虚的“下回分解”法，翌日再说“后事如何”。
4月18日，《解放军报》第三版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部队读者批评《苦恋》的三封“来信”。三封“来信”的具体内容不管有何差异，其基本精神都是对前日“社论”的拥护，为其提供“公然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实例。其中来自白桦当时所在的“武汉部队”的信——《一部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作品》，不管从题目还是从内容来看，都较其他两封来信严厉。这封来信并提出了这样的吁请：
我们看了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深深感到这个剧本和党中央一再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背道而驰。对这样有严重错误的作品，我们希望报刊展开批评，使人们具体生动地看到：什么样叫违反四项基本原则，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
有了前日“社论”的“造势”，又有了今日“读者来信”的响应，发表一篇长文对《苦恋》进行批判也就顺理成章了。
4月20日，《解放军报》以近整版的篇幅，发表了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指出《苦恋》“散布了一种背离社会主义祖国的情绪”，是“借批评党曾经犯过的错误以否定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这绝不是爱国主义，而是对爱国主义的污辱”，“它的锋芒是指向党，指向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最后指出：
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的出现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反映了存在于极少数人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以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如果容忍这种错误思潮自由泛滥，势必对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造成危害，也就不可能顺利进行经济调整和四化建设，这是违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我们批评《苦恋》的错误倾向，目的正是为了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保卫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
《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后，《北京日报》在4月23日发表了何洛的《我观〈苦恋〉》（稍后《解放军报》转载）。随后，《时代的报告》、《文学报》、《红旗》杂志、《长江日报》、《湖北日报》（后两份报纸均为白桦武汉军区所在地的党的机关报），也发表了对《苦恋》的批评文章。其中当时在社会上与《解放军报》配合最好、影响最大的是黄钢等人主持的《时代的报告》增刊。
说《时代的报告》配合最好、影响最大，是因为在这一期增刊上，不但发表了黄钢以“电影文艺评论员”的身份写的《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诗”？》、该刊观察员写的《〈苦恋〉的是非，请与评说》，而且还再次发表了《苦恋》的剧本，以供批判用。
这一期增刊是在4月22日面世的。这一天，恰好是黄钢应邀在《中国青年报》第十四次记者会上就“文艺问题”发表演讲的日子。因此，黄钢在演讲中，较多地谈到了对《苦恋》的批判问题，思想根源上深挖作者的创作动机。他说：
在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太阳和人》。当然，我们现在要批判的仅仅是它的剧本《苦恋》，因为《太阳和人》还在修改当中，它也没有上映。它也许改得很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把《苦恋》的问题提到日程上呢？因为《苦恋》这样的剧本，或者类似这样的剧本，都是在当前的形势下混淆敌我关系的，混淆我们的阵线的。大家要是看过了《文汇增刊》去年十月份白桦同志写在《今夜星光灿烂》作者自己表白最后一段，就会记得这样的话，他说他要创新，然后一位老同志说，你为什么要让那么好的同志死掉呢？他说，你弄颠倒了，优秀人物都是会死的……根本的问题是我们今天还能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吗，同志们……他所指的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是指什么样的敌人？什么样的炮火？是指我们上面一段所论述的由于霸权主义掠取进攻姿态，有朝一日发起的全球性的侵略，或新局部战争中已经发生的侵略，如像阿富汗、柬埔寨这样的呢，还是指另外一种炮火？什么敌人？是阻止文艺创新、电影创新的敌人吗？很可惜，白桦同志没有说明。我们期待他对这个问题加以说明。白桦同志准备发表在今年一月号《电影画报》上一篇关于《太阳和人》的创作自白里是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祖国是什么，祖国的象征绝不是历代的帝王和当权者。相反，他们是践踏祖国母亲的人。祖国的女儿和母亲一样受践踏。”这就是说，有人自命为祖国的象征。文章的后半部，他进一步说，我们希望人们从这些破碎的心灵的血浆里看到惨痛的教训，丢掉对自命为祖国象征的那些人的幻想，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那就是说，白桦同志把当权者—所有的当权者，历代的当权者（“历代”是不是要刨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共产党，他没有解释），历代的帝王和当权者，他们是拿自己作为祖国的象征的，我们要对他们抛弃幻想，对他们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按照这个文章来解释，这个当权者们，必然今天还活着，必然不能包括毛泽东，因为他巳经死了好多年。今天新时期，还有我们的当权者，白桦又没有区别，“历代”，到什么时候为止！到孙中山？到袁世凯？到蒋介石？这是不是挑他的字眼儿呢？不是。白桦同志他们拍成的电影作了说明。电影把这样一个庙堂出现了多次，文学剧本里只出现了两次，电影那就不同了。那庙多大，不光有大菩萨、中菩萨、小菩萨，菩萨为什么黑了？因为善男信女的香火把它熏黑了。这个国家为什么这样，就是有香火，有庙堂。不但这个国家是这样，剧本的开头就作了一系列的设计，一系列的烘托。这个小孩生长的街，叫作菩萨街。那么，这个当权者就是佛爷，大佛爷为什么黑了？个人迷信把他们熏黑了。那么我们曾经信仰过我们领袖的人，都是善男信女，都是用迷信来对待自己的领袖。这样对吗？应该对他们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吗？这就是我们要提出关于《太阳和人》的根本原因。
周扬当时曾对这部片子表露过自己的态度，说过作者是有“才华”之类的话一一下文我将提到，所以，黄钢在演讲结束时，专门针对周扬的观点提出了几近严厉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