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单凭一点小资产阶级的才华，是不能办无产阶级宏伟事业的。从被据称为有一些才华，但其阶级的根性[不]是我无产阶级的，这样的才华是没有真正的用的，必须经过极大的改造，必须经过痛苦的历程，必须把自己的缺点暴露出来以后，然后严肃正视自己的缺点和弱点，必须向自己的缺点进军……因此，把十分明白的世界观问题、政治方向性的错误问题说成是艺术形式的探讨，说成是偶然的失误，既不能帮助文艺运动前进，更不能帮助犯错误的作者。从这里、从每个人的经历里，应该取得教训。就是说，不要模糊问题的性质，不要模糊问题的根源。这样才是无产阶级的坚定性。
在这样的场合对周扬这位中宣部副部长的不点名的批评，黄钢对周扬对《苦恋》的“包庇”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震惊国内外的轩然大波
《解放军报》对《苦恋》的批判，以及《时代的报告》等媒体的密切配合，确实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那时，“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刚刚过去，人们对“文革”的创痛仍记忆犹新。面对《解放军报》“上纲上线”的批判，知识分子们在惶恐的同时，更多是压抑不住的反感甚至是愤怒。
且看当时刚刚由“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骨干分子”获得平反的贾植芳的日记：
1981年4月23日夜
前天《解放日报》转载了《解放军报》批白桦《苦恋》的文章，帽子一大堆，上纲法又来了，好像又回到了50年代或“文化大革命”前夕。
4月30日夜
小魏送来登载白桦剧本《苦恋》的《十月》。晚上看竟，作者显然缺乏题材所包括的真实生活，凭借想像，有些情节、场景以及细节都不够真实，但他概括“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它的主题却是真实的。听说，《解放军报》的批评文章，执笔者是刘某，人家把这篇文章比之为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
5月11日夜
礼拜五，小顾、王戎来，在此午饭。这两天为《解放军报》事，议论很多，据说学校也出现了一些学生的小字报，表示抗议，北京大学学生贴了三条标语，一曰“白桦是人民的作家”，二曰“白桦何罪之有？”，三曰“《苦恋》万岁！”……
5月21日夜
昨日学生送来《解放军报》（本月19日），上有某人写的一篇评《苦恋》的文章，这是近来轰动国内外的一件大事，有人又想点火，但柴湿了，会燃不起来，反而熏起满天大雾，熏得点火的人满眼是泪。[7]
且看张光年的日记：
1981年5月7日
周扬同志主持召开的老作家座谈会，我没去，从电话中得知，王健、沈一帆代表民盟中央邀集的文艺座谈会（我辞谢了）成员王瑶、黄药眠、朱光潜、李何林等，这次都参加了。老教授们对解放军报批白桦文章很紧张，北大师生大都反感。
5月19日
今天耐心地看了《时代的报告·增刊》上黄钢批《苦恋》的长文（此文上纲过高，增刊在大街叫卖，引起群众和文化界惊异）及其他几篇文章。
关于《时代的报告》增刊在大街上叫卖的情况，张光年没有记叙，倒是金山在“思想问题座谈会”的发言中有所提及：
《时代的报告》增刊出版后，王府井大街南口的卖报人高声叫道：“哎！快来看反动作家白桦用眼泪向社会主义进攻……”好像对作者已经定性了。
朱子南对此也有深刻的印象（5月9日，作者来京，正要去访问丁玲）：
我一到北京，就见到到处有报贩在叫卖《时代的报告》增刊，上面刊载有供批判用的《苦恋》。但报贩的吆喝是颇有意思的：快来看《苦恋》！我买了一份，报贩对我说：应该给《苦恋》的作者发稿费吧？语气带有揶揄的味道，意思是这份增刊是靠了剧本才销得出去。
见到丁玲后，自然要谈及《苦恋》。作者记叙了丁玲的看法：
丁玲的谈话，也就从批判《苦恋》开始。她说，黄钢同志这篇文章可惜了，怎么能这样写？这样写怎么能说服读者？你去告诉他，说这是我说的（事后，我打电话给黄钢，转告了丁玲这番话，黄钢说：丁玲是前辈作家，她的话是有道理的。我对她是尊重的。他又要我把这话转告丁玲）……丁玲又说道，有家报纸的批判文章像是棍子，像是梁效写的。文章可以署作者的名字，为什么要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呢？
丁玲说起了白桦所写的《苦恋》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这题材抓得好，问题是要把账算在谁的身上？算在祖国身上？算在人民身上？那不能么！但是，现在这种批判，不能服人。我本来也想写文章谈一下看法的，一看“特约评论员”文章的架式，没法写了，调门这么高了，还怎么写？《苦恋》这一点抓住了人，我们正是《苦恋》着的，吃了苦，也不埋怨，还是相信我们的祖国一定会好起来的。[8]
且看胡绩伟的回忆：
当时，《苦恋》这本书和《太阳和人》这部影片都被禁止发行和禁止放映，人们根本不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这篇批判文章一登，社会上以为“狼来了”，“文革”式的大批判运动又要来了，国内国外都引起震动I纷纷猜测我国的政治动向。文艺界更是议论纷纷，甚至有一些恐慌。[9]
且看唐达成的回忆：
当时，《解放军报》登了黄钢一篇大文章，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批判作者反党反社会主义。文化界思想界都很受震动。文艺界的不少同志看了很不满意。《苦恋》与《太阳和人》虽然水平不高，有重大缺陷，但不能这种批判法。大家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惊恐感，好像“文革”又来了，大批判又来了，言谈之中，都很不以为然。文艺界在“文革”中饱受摧残，本来就是惊弓之鸟，心有余悸，好不容易恢复了一点元气，再搞一次大批判怎么得了？[10]
且看牧惠的回忆：
这时，我以《红旗》杂志文艺部两位代表之一的身份参加了一次由中宣部召开的、记不得叫什么名目的文艺干部会议，中央有关部门大约有上百人参加。会上围绕着《太阳和人》该不该批、如何批以及对文艺和自由化怎样看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上的交锋很尖锐……小组会上，发言人无一例外地反对以黄钢为代表的《时代的报告》和《北京日报》无限上纲地对《苦恋》的讨伐。韦君宜的发言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在公共汽车上，人们说，是不是姚文元放出来了？！”……黄秋耘从旧金山给韦君宜来信说，海外华侨听说又要批《苦恋》，怕发展为反右运动，十分忧虑。并要求她向有关同志反映。由于有了这些呼声，加上胡耀邦、周扬、张光年等人的工作，事情得以让《文艺报》发表一篇比较讲理的署名文章告一段落。[11]
在这沸沸扬扬的时候，海外一些媒体，也从不同的目的出发，用“《苦恋》风波”大作文章。
在《解放军报》的文章发表以前，海外媒体就刊出了要将白桦开出军籍的消息。日本媒体更是把这一事件与中国政治联系在一起。在《解放军报》文章发表后，台湾也大肆炒作。李瑛在“思想问题座谈会”的发言中有所提及：
最近一些日子，台湾一直在鼓噪，要支援大陆“反共作家”。台湾“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王升说：在大陆“攻击共产党”、攻击共产主义的文学中最突出的是白桦的《苦恋》；国民党的“国家文艺基金会”主任、“中央文化工作会”主任周应龙则一连几次在集会上发表演讲，大谈《苦恋》，说它是“主题无疑是大陆作家内心反暴行的代表作”，8月19日，他又在台北大会上朗诵了《苦恋》中借诗人谢秋山的嘴朗诵的那首诗：“既然是同志、战友、同胞，何必给我设下圈套？既然打算让我戴上镣铐，又何必面带微笑？既然你准备从我背后插刀，又何必把我拥抱？你们在我们嘴上贴满了封条，我们自己的脑袋上挂满了问号……”认为这诗“不仅是白桦内心苦闷的象征，更是他满怀激愤的反共心声”。
国际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媒体对《苦恋》的炒作，反馈到内地，出现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是加强了一些人的敌情观念——应该承认，那时我们处理这类事情的经验远不如现今自如。比如，8月11日，军队的一位同志就致信胡耀邦，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看了《苦恋》和叶文福、丁一石的讲话摘要，令人愤慨。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完完全全是坚决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应该采取组织措施，不是批评教育所能挽救得了。他们有拥护的人，可能上下都有（当然程度不完全一样），不能小看。不然可能形成匈牙利、目前波兰事件的重演，那就不好收拾了。那就可能是我们党垮台，他们上台，全国革命的人民就会责备我们。我建议将这些分子进行严厉处理。
另一情况是，针对海外媒体的鼓噪，采取积极措施，尽快结束这一场轩然大波，以当时的文艺界领导周扬等人来说，所采取的是慎重处理的办法。但是，另外一些同志则对此有不同的意见。这就有了在“文艺骨干座谈会”上两军对垒的阵势。
“文艺骨干座谈会”上两军对垒
在前面的叙述中，我已经提到，文艺界领导人之间对《苦恋》的看法存在分歧。在《解放军报》发表批判文章后，这种分歧也在进一步加深。
在我看来，在对待《苦恋》的问题上，周扬、张光年等人与刘白羽、林默涵在总体的看法上，区别并不大。比如，张光年认为，《苦恋》及据其拍摄而成的电影《太阳和人》是“不好”、“太过分了”，[12]分歧加深的原因，在于对文艺形势是应当反“左”还是反右的认识上。而具体到一部作品，尤其是对《苦恋》这部“不好”的作品，浅层的争议是，是否应该上纲到“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高度，还有，对这部作品的批判，采取怎样的方法。
1981年2月，由中宣部召集的在京的文艺界党员领导骨干会议召开。这些骨干包括中宣部、文化部、全国文联暨各协会的领导人。出席会议的开始是一百二十人，逐步扩大到学习结束时近二百人。会议由周扬主持，中心论题是讨论贯彻年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
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是稳定经济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政治思想工作问题。由于前些年的洋跃进，经济上发生了新的比例失调，财政上赤字增长，物价高涨，通货膨胀，因而提出经济上要大调整，一些工厂企业要关、停、并、转。影响所及出现了一些地方闹事，再加之国际上发生了团结工会上台的波兰事件，中央一位领导人提出警告：一个经济，一个宣传（新闻、文艺），搞不好要“翻船”。另一位领导人严厉地批评宣传工作有严重缺点，对“四项基本原则”宣传不够，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批判斗争不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会上就有所谓的“三四左右”之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与“四项基本原则”的争论。其实，“四项基本原则”与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理应是统一的，但是会上有的则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侧重反右；有的则强调三中全会精神，仍应反“左”。形势有些严峻。
此时，王任重批评“文艺界某些人自由化倾向严重”。针对周扬说过“《假如我是真的》（话剧）、《在社会的档案里》（电影剧本），在台湾即使被拍成电影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话，1981年1月28日，王任重在讲话中说：“《骗子》（即《假如我是真的》）、《在社会的档案里》已在台湾开拍，这说明什么问题？过去进步作家就因为一篇文章，被国民党抓起来坐牢、杀头，为什么现在有些人写的作品受国民党赞扬？这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文艺作品中反映反右派、反右倾搞错了、反映冤假错案的内容，前一段写一些是可以理解的，有的也是好的；但今后不宜写得太多……党是妈妈，不能因为妈妈错打了一巴掌就怨恨党。”当时担任部队文艺领导工作的一位负责人，明确地说，“第四次文代会以后，文艺上有方向、路线错误”。他责问道：“你们这几年把文艺引导到什么地方去了？”另一位文艺界领导人也明确宣称：当时经济上要反“左”，文艺上要反右。这是这次会议的背景。会议开的时间很长，历时三个月，小组会多次，大会十余次。之所以这样长，《苦恋》成为人们谈论的一个焦点，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顾骧回忆说：
会议期间，发生了《苦恋》事件。中央某单位有一份专门的简报，说《苦恋》是“四反”作品，也就是说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如何对待这部影片，有一种处理意见：禁演，或拿出来公开批判示众，如同当初批《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等一样。这显然不是正常的文艺批评。后来电影没有准许公演，但批判欲罢不能。怎么办？总不能“缺席审判”吧？结果是将在一年前《十月》杂志上发表的电影剧本《苦恋》端出来的以儆效尤。[13]
4月8日，林默涵作了一个长篇发言。在着重阐述反右的重要性时，他专门念了顾骧讲到的中央某单位“专门的简报”的内容：
我想念念上面一份通报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说：“应该看到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活动很猖狂，不是我们不容忍他们，而是他们不容忍我们，要推翻我们。他们的基本观点是老一代犯了错误，不能挽救，要由他们起来改正。他们认为中央书记处、国务院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只有他们才代表人民的利益，这种观点是极其反动的。对这些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极少数的坏人如果采取宋襄公的态度，听任其发展，那我们就要犯罪，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在我们手上丧失。”通报中接着又说：“处理这类问题，有关方面特别是报纸要负起责任，文艺界、理论界也要负起责任，要积极配合中央的方针。近几年来，报纸的宣传中是有错误的，宣传界的同志是好同志，但必须指出他们的错误，否则改变不了现在这种状况。”
接着，林默涵在谈到文艺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时，特意将《苦恋》作为一个例子“拉出来”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