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老人虽列身政府，仍保持平民作风。穿着虽换了人民装，但依然布履。七尺场钱宅，锡人可以直接去造访，他广泛倾听来访者意见，转达有关部门后，往往追问不舍，务必取得结果。锡人口碑相传，感念不已。
老人性格依旧，从不趋利避害，明哲保身。土改中，根据苏南的土地占有情况，他认为江南没有纯粹的地主，地主大都兼营工商业，要政府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宜一刀切。在当时这可是惊人之论，自然遭来反对，几临群起而攻的场面，他侃侃置辩，决不阿意曲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提出应严格掌握政策界限，要防止滥捕滥杀。幸而当时政情宽松，尚能听进不同意见，老人不仅顺利过关，更有荣衔降身。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当选为民建中央委员。
“性格即命运”。过了初一，过不了十五。1957年，钱孙老终于没能迈过这个槛儿，侃侃而谈的结果，换来了一顶“右派”帽子，本兼各职一概撤去，所幸的是免却了皮肉改造，从此闲居在家。
然而噩运并不就此为止，到了“文革”，这样一位有忠胆义肝，并把自己儿子献给革命（四子锺仪，1942年在浙江瑞安被国民党枪杀）的老人，竟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75年12月31日含冤去世。终年八十八岁。
七
建国后，我原服务的《人报》，开始时有复刊之说，我被留下，但最终还是没有复刊。既不从事新闻工作，便不再有亲承钱孙老謦欬的机会，却意外地得以过从钱孙老次子锺汉先生。
大概是1951年，吾师冯晓钟先生与锺汉先生在无锡创办《新经济》周刊，我的文章多次被刊用，更得总编辑锺汉先生奖勉，因而聘为特约撰稿，常聆锺汉先生教言。此后我离开无锡，又是运动频仍，求生不遑，也怕惹出事来，所有师友均不敢主动联系，因而只偶尔在报纸上看到无锡师友们的消息。钱孙老遭噩运就是在《新华日报》上看到的，当时再也不信钱孙老会是“右派”会是“反革命”，如果是，那他在解放前的种种表现又如何解释，然而这想法只能深埋，哪敢表露。后来老人含冤去世，风闻之下，只有暗地洒泪，心香遥祭。
已记不清哪年，我因公有无锡之行，去圆通路谒冯师晓钟，锺汉先生风闻后，翌日设宴于当时锡地最高档的一家饭店（店名再也无法忆起），暌违已久，畅谈甚洽，不知怎样说到钱孙老庭训之严。锺汉先生已是无锡市副市长，公余自不免有应酬，或在晚间有活动。钱孙老自己一生操守清白，任何场合从不越轨。某次儿子回府已是深夜，刚敲大门，门就开了。开门者竟是严父。原来钱孙老对儿子夜深归来不满，深怕儿子入官场后有所逾矩，亲自持凳坐于门内等之。如此身教，虽老人未发一言，锺汉先生从此谢绝一切夜间活动。一滴水里看太阳，即此一事就足以说明钱孙老的为人。
钱孙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彻底平反昭雪，这本是应得之义，不过迟了时日。老人暝目与否，无从得知。
又过去了多少年，而老人当年拍案而起，慷慨陈词的形象至今仍常在我脑际浮现。
郑孝胥与严复交往始末
潘静超
郑孝胥，字苏戡，一字太夷，是著名的书法家、诗人，一直活跃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历任驻神户大阪领事、张之洞幕僚、广西边防事务大臣、预备立宪公会会长等职，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当寓公，不再出任任何职务。但在晚年时，却出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结果招致骂声遍野。严复，字幼陵，翻译家、教育家、海军创始人之一，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北洋水师学堂、安徽高等学堂、复旦公学、北京大学等校任职，以教育救国为己任。此外，翻译了许多西学名著，成为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辛亥革命后，因卷入“洪宪”帝制，为世人所诟病。
郑孝胥和严复同为侯官（今福州）人，共同经历清季民初的几场变革——变法维新、立宪运动、辛亥革命、洪宪闹剧、张勋复辟……二人从相识到深交再到最终关系的淡漠，反映了清季民初动荡激变下保守派文化精英的不同走向。
一、1885～1894年
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十五岁的郑孝胥投直隶总督李鸿章幕下。6月22日到津，两天后与严复相遇。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十二日，雨。晤严幼陵。”时严复三十二岁，他留学英国二年毕业回国后，于光绪六年（1880年），被李鸿章从马尾调至天津，在新创设的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而郑孝胥则在水师营务处做事。
自从郑孝胥同严复在天津会面后，两人交往甚多，互吐心曲。在郑孝胥日记中有多处与严复交往的记录：“日来但与稷臣、幼陵纵谈。”“幼陵归，剧谈半日。”“晚，严幼陵请至天端轩饮……二鼓始归。”“旋至义和成饭庄，幼陵亦至。”“幼陵来谈，索余遗诗。”……
在日记中，郑氏记述了对严复的印象：“观幼陵文，天资绝高，而粗服未饰”，从一开始，郑孝胥就对严复赞赏有加，认为他天资绝高，只是文采修饰略逊一点。“阅稷臣文一首。其人好深思，可与诣古，视严幼陵气不如而思路过之。”
六月初一日（7月12日），“作诗赠幼陵。诗曰：慷慨怀不志，平生行自哀。嗟君有奇骨，况复负通才。时事多荆棘，吾侪今草莱。天津桥上见，为我惜风裁”。“严得之大悦。”从郑的日记中可看出严复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大学问家，但未得到李鸿章的重用，任职五年职务未升，这对于严复实在是大材小用。郑孝胥甚为之感惜。在写给严复的诗句之中表达了自己的惋惜之情，因此严复得之大悦，深引其为知己。三天后（初四日），“幼陵酬诗二首”。
初七日（7月18日），“严幼陵如辞行。幼陵奉母归，且应乡闱……幼陵以其儿璋未得代师，嘱余为之暂督，诺之”。第二天，“幼陵行，送之岸侧”。隔天，就开始“入斋，督幼陵儿读。儿十二岁，名璋”。由此可知二人关系非同一般，二人相识至今只有二十多天，严复便把儿子托付郑孝胥帮忙督促，可见对其是很信任的，对其才华学识也是极其赞赏认同的，不然不会把长子的学业交代给他。两人可以说是一见如故，相识恨晚啊！这从郑孝胥五十岁生日时，严复写来的贺诗也可以看出来：“早岁天津桥，长揖识公始。与公俱少年，双眸对秋水。清言多摆落，高论颇历诋……”
同年十月初二，郑孝胥到水师营务处，“见颂岩、仲容等，幼陵已醉卧”。这时，严复刚刚经历了第一次科举考试的失败。此后二人多次往返交谈，直到十一月初郑孝胥去了北京城。分别后，二人开始书信往来，十一月廿六日，“得严幼陵信”；十二月初四日，复幼陵信。四月，郑孝胥南归路过天津，与严复有短暂的会晤，之后，一南一北，间有书信往来。
1891年5月至1894年9月郑孝胥出使日本，这段时间，天各一方，二人暂时断了消息。
在郑孝胥的日记里，录下了自己写给严复的完整的一封信件，可以说明这段时期二人的交往。1890年7月5日，《与严幼陵书》：
幼陵仁兄大人足下：
去冬过津，惊闻足下丁内艰归……昨奉手书，承转寄眼镜，即已收到……然足下、弦龛之于我，相得之意，非泛然交游之列，相重之雅，又非山川之所能疏也。纵暌违老大，阻隔泥云，宁改故时之尔我哉！倘能不惮作字，常惠楮墨，则足下、弦龛之踪迹，吾可咨而得之也。至于学术之进，识力之增，旁人所不能道者，吾奚从而闻之？岂虑其阙于报命耶。祗候素履，惟起居慎卫，晤弦龛，幸以示祗，致念无。
严复寄信件和眼镜给郑孝胥，这在二人的日记和文集中都不见有记载，说明了两人留下来的资料都没有能够详备记录二人的交往，二人之间的交往只有比郑孝胥的日记记的更多，这在后来严复的日记和郑孝胥的日记比较后可以得到印证（如1909年）。严复写信给郑孝胥，还在遗憾两人阔别太久了（“详味语气，若憾契阔之太久者”），郑在回信中亦表达了自己的无限思念之情，同时认定他们之间的交往，“相得之意，非泛然交游之列，相重之雅，又非山川之所能疏也。纵暌违老大，阻隔泥云，宁改故时之尔我哉”！
此段时期，二人都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慨（尽管郑孝胥初出茅庐就得到重视，但他的抱负极大，所以也是很不满足的），惺惺相惜，但又忙于各自公务，很难有交错的时间。
二、1895～1911年
回国后，郑孝胥入张之洞幕，很受张的赏识，被时人称为张之洞的“郑总文案”，甚至有“当代范增”之誉，他参与策划了张之洞的几乎所有政治、经济、文化的活动。严复仍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习，但受甲午海战失败的刺激，从1895年开始，在天津的《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等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了对西洋的精深认识，介绍了许多西学理论。同时致力于译述以警世，翻译了一系列作品。1898年6月，《天演论》正式出版发行。严复迅速成为思想界的一颗耀眼的新星。
1897年，严复对“保教”的公开冷漠招致了张之洞的反感，据《侯官严先生年谱》载：4月12日（三月十一日），《时务报》转载先生《辟韩》一文，张之洞“见而恶之，谓为洪水猛兽”。命屠仁守“作《〈辟韩〉驳议》”，先生“且罹不测，嗣有向张督解围者，其事始寝”。有人说若非郑孝胥为严复解围，张甚至一度还想加害于严复。我想并非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当时郑是张的红人，而且和严复的关系又很好，不能排除他会出来替严复说情。但严复没有提及，郑的日记也没有提及，因此不能确定究竟是谁替严复解的围。
1.戊戌变法时期
观1897年郑孝胥的日记，和变法名将谭嗣同来往甚密，而康有为和其弟康广仁亦前往拜会郑孝胥，可知他对变法是支持的。洋务维新是他的一贯主张，他在张之洞幕府里所从事的也都是洋务维新的活动，因此，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廿九日（1897年8月26日）《荐举人才折》中极力推荐郑孝胥：“江苏候补同知郑孝胥，该员学识清超，志趣坚定，曾充任出洋随员，讲究洋务，骇通透彻，能见本源，于商务尤为考求详实。臣前在江南，备知其才，委充商务局委员，其时初拟筹办商务，尚无端绪，尚未能尽展其才。今日时艰方亟，讲求富强要政，如该员之才，实不易，可否恳恩敕令送部引见，以备录用。”（《张之洞全集·荐举人才折并清单》第二册，第1256页）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1898年8月2日），郑孝胥得鄂督署来电，督办亦送来电稿，云：“盛京堂，郑苏龛：总署来电，‘奉旨：张之洞奏览悉。分省补用知府钱恂，江苏候补同知郑孝胥，著该督即饬该二员来京预备召见。钦此。寒。’等因，特奉达。何日启程北上？即候电复。洞。咸。”因此，郑孝胥得到了入京接受皇帝召见的机会。
到京后，郑发现严复也得到保荐来到北京，“阅昨日《京报》，陈宝箴保举陈伯潜，王锡蕃保举沈翊清、严复、林旭，皆饬预备召见”。二人又一次得以会面了。
七月廿三日（9月8日），“归寓，严又陵到馆，林季鸿同来。夜，与又陵谈，观所为《上皇帝书》，文词深隽，诚雅才也”。以前郑认为严复之文“粗服未饰”，现在则是“雅才”，说明对严复更加欣赏了。之后二人又有几次会晤，9月18日，郑专程“诣通艺学堂听严又陵演说西学门径，听者约四十人”。想过去二人所谈，无非变法维新大事。
但是，维新变法只进行短短的百日就结束了，对于郑孝胥和严复来说，亲身经历的就更短了，因为他们两人受到召见的时间都比较晚（郑孝胥是9月5日受召见，严复是9月14日受召见，离9月21日的戊戌政变都不远了），还没来得及参与到变法中。9月22日，严复就黯然回天津去了。过了一个多月（10月29日），郑孝胥也离开了北京。
对于变法，郑孝胥一直都是担忧的。他认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改革的大环境。在入京前，郑孝胥特意拐去见了张之洞，谈及自己的见解：“余极论宜及时破蠲积习以作天下之志气，因言：‘举世方共保护积弊，非变法之世也。今京师元黄颠沛，是非溷淆，观朝中士夫皆不足有成；两湖，天下之中，亟当养士、劝商、兴工、励吏，以待北方之变。’”他认为当时当政者“皆不足有成”，而且朝廷吏治混乱，是非不清，在这种情况下，变法怎能成功（“非变法之世也”）。而且，通过以前和康有为等维新人士的交往，对于他们的激进态度郑孝胥也是极不赞成的，他的观点是“养士、劝商、兴工、励吏”等先来，一步一步地渐进地进行改革维新，等时机成熟了再行变法，如果仓促进行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严复也倾向于曲线救国，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刊行。他宣传西学，认为只有效法西洋，才能使中国富强，在京演说西学门径。在整个维新运动时期，严复在理论上对维新运动做了这么几方面的贡献：（1）、透视西洋世界；（2）、研判中国时局；（3）、提出应变方略；（4）、介绍西学理论。同时，严复也积极参与维新运动中，他协助成立了通艺学堂，创办了《国闻报》，等等。严复对维新运动不仅是支持的，而且还积极参与，不像有些人说的：被康有为等排斥压抑的心态导致严复对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更多的是一种旁观者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