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不行，太公开了。到哈姆拉城堡吃中饭吧。”
假如有人在窃听的话，他们的对话未免也太可疑了，但德克斯特怀疑哈伊马角的情报机关不会关心他们的事。
他结账离开宾馆，叫上了一辆出租车。哈姆拉城堡酒店在城外，朝着返回迪拜的方向沿着海岸行驶十六公里，是一座古旧的阿拉伯要塞改建而成的豪华的五星级海滨胜地。
他于中午时到了那里，对于海湾地区的午饭来说，他到得实在太早了。他在圆顶的大堂里找到一把椅子，点了一杯啤酒，观察着进出酒店的拱门。一点钟刚过，科利先生出现了，满头大汗，因为他刚刚从一百米外的停车场走过来。在五个餐厅里，他们选了有自助冷餐的黎巴嫩饭馆。
“有什么问题吗？”他们拿上盘子沿着餐桌走过时，德克斯特问道。
“没有，”这位阿拉伯公务员说，“我解释说我的部门正在联系所有已知的客人，准备向他们寄送关于哈伊马角现在建设的新休闲设施的宣传画册。”
“好极了，”德克斯特笑了，“没人认为很奇怪吧？”
“恰恰相反，空中交通管理的那些官员找出了十二月份所有的飞行计划，并坚持要把整个月的全都给我。”
“你提到那些欧洲业主的重要性了吗？”
“是的，但只有四家或五家不是非常著名的石油公司。我们坐下来吧。”
他们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落座，并点了两杯啤酒。与许多当代的阿拉伯人一样，科利先生并不禁忌饮酒。
他显然很欣赏这顿黎巴嫩菜肴。他在盘子里取了各种不同的食物，把几张纸递给美国人之后就开始吃了起来。
德克斯特浏览了一遍十二月份的飞行计划，以及每架飞机之前在此降落和逗留的时间记录，直至他查阅到十二月十五日。他用一支红笔把十五日至十九日之间出现的商务喷气飞机做了记号。一共有九架。
两架格鲁曼三型，一架四型，是国际闻名的美国石油公司的。一架法国的奇袭和一架猎鹰，都是阿基坦公司所有。那就剩下了四架。
一架小型的李尔喷气机属于一位沙特王子，一架大型的赛斯纳则属于巴林的一位千万富翁。最后两架则是从孟买抵达的以色列制造的西风，以及从开罗飞过来又返回去的霍克1000。有人已经在西风旁边标注了阿拉伯语文字。
“这是什么意思？”德克斯特问道。
“哦，那一架是定期的。主人是一位印度的电影制片商。是从孟买飞过来的，他去伦敦或戛纳或柏林时都要路过这里，都是一些电影节。控制塔一看到就能认出来。”
“那张照片呢？”
科利把借走的照片递了回来。
“这个人，他们认为他是从那架霍克下来的。”
那架霍克1000型的登记牌照是P4-ZEM，根据记录，是百慕大的泽塔（Zeta）公司名下的。
德克斯特向这位报告情况的阿拉伯人表达了谢意，把答应过的另四千美元付了出去。就这几张纸来说，报酬算是很高的，但德克斯特认为这也许就是他所需要的线索。
在坐车返回迪拜机场的路上，德克斯特沉思着他以前曾听说过的一件事。当一个人改变了他的整个身份时，他往往经不起诱惑，还是会保留一个微小的细节，作为对过去时光的怀念。
ZEM正好是Zemun的前面三个字母，也就是佐兰·季利奇从小生长的贝尔格莱德市泽姆恩区。而泽塔（Zeta）正好是希腊语和西班牙语字母Z的发音。
但季利奇肯定会把他自己和他的公司隐藏在多层保护之中，即便那架霍克确实是他的，他也不会去提及他的飞机。
某个地方应该会有相关的记录，但肯定会储存在一般人无法进入的数据库里。
德克斯特的电脑水平很一般，他没有能力侵入到有保护措施的数据库里。但他记得某个人有这种能力。
第十九节 对抗
在事关正确与错误或正义与邪恶时，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柯林·弗莱明是立场鲜明、决不妥协的。他骨子里的“决不动摇”原则，是一百年前从英国的波塔唐跨越大西洋带过来的，此前两百年，他的祖先从苏格兰西海岸把长老会理念带到了北爱尔兰。
在遇上邪恶时，忍耐意味着宽容，宽容意味着姑息，姑息意味着屈服。这是他绝对不会去做的。
他读到私家侦探的报告和那个塞尔维亚人的证词，获悉里基·科伦索的死亡详情后，他下定决心，如果可能，一定要把对此事负责的那个人带到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他的国家，来接受法庭的审判。
在所有读到过那份报告，接到过国务卿鲍威尔和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联名命令的情报机关人员中，只有他几乎把这件事当成了自己的私事在办，但他的部门没有关于佐兰·季利奇目前状况的情报，因此他也没什么办法。
作为最后的一个措施，他把这个塞尔维亚恶棍的一张正面照片转发给联邦调查局驻在世界各地的三十八位代表。
这张照片远比任何新闻媒体资料室存的照片都要清晰，虽然不像南斯拉夫清洁女工提供给复仇者的那张一样是近期的。五年前根据中情局情报站长的命令，有人在贝尔格莱德用一架长焦距照相机拍摄到了季利奇，当时，不喜欢抛头露面的季利奇是米洛舍维奇政权的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
这张照片拍摄到的画面是季利奇刚刚从汽车里出来，正好挺直腰杆，抬头面向四分之一公里之外他所看不见的镜头。在美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联邦调查局从中情局同事那里得到了一张洗印出来的相片，于是两个情报机关都有了相同的照片。
从广义上说，中央情报局在美国之外开展行动，而联邦调查局则在国内活动。除此之外，在反间谍、反恐怖和反刑事犯罪方面，调查局必须积极广泛地与外国，尤其是盟国合作，因此它在国外也派驻法律随员。
看上去，法律随员似乎是某种外交任命，是对国务院负责的。其实不然。这种法律随员其实是美国使馆内的联邦调查局代表。现在，他们都收到了由副局长弗莱明发送过来的这张季利奇的照片，希望能获得一次幸运的突破。这个出乎意料的突破是由本·扎伊德警官带来的。
穆沙·本·扎伊德，要是别人问起来，也会回答说自己是一个好男人。他为自己的酋长，即迪拜的马克土穆酋长服务，忠心耿耿，拒收贿赂，崇敬真主，按章纳税。如果他在暗地里把有用的情报传递给美国使馆里的朋友，那么这只是他的祖国与盟国之间的合作，不能与任何其他事情相混淆。
七月份的这一天，在室外的气温达到摄氏三十八度的时候，他正在美国使馆开着空调的凉爽的大堂里，等待着他的朋友过来带他出去吃午饭。他的目光游离到了那块告示板上。
他站起来，走了过去。那个告示栏通常写着一些事件和活动通知、客人的抵离日程安排，以及参加各种俱乐部的邀请。其中有一张照片，还附有一个问句：“你见过这个人吗？”
“嗯，你见过吗？”在他身后一个欢快的声音问道，一只手也同时搭在了他的肩膀上。是比尔·布伦顿，他的联络人，今天中饭的主人，美国使馆的法律随员。他们友好地互相打了招呼。
“见过，”警官说，“两个星期之前。”
布伦顿的笑容消失了。朱梅伊拉海鲜馆可以等一会儿再去。
“到我的办公室去。”他提议。
“你还记得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吗？”回到办公室里后，调查局的这位代表问道。
“当然记得，大概是十四天之前，我在哈伊马角走访亲戚，当时我正在法赛尔路上。你知道这条路吗？就是城外的那条海滨大道，在老城区和海湾之间。”
布伦顿点点头。
“嗯，当时一辆卡车正倒车驶入一个狭窄的建筑工地。我不得不停车。我的左边是一个露天咖啡馆。有三个人坐在一张桌子边。其中就有这个人。”扎伊德朝放在法律随员办公桌上的那张照片做了一下手势。
“不会搞错吧？”
“不会。就是这个人。”
“他与其他两个人在一起？”
“是的。”
“你认识那两个人吗？”
“一个只知道名字，另一个只见过面，知道名字的那个人叫鲍特。”
比尔·布伦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弗拉基米尔·鲍特实际上并不需要向东方或西方的任何情报官做介绍。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前克格勃少校，摇身一变成为世界上主要的黑市武器交易商，一个头号死亡商人。
他不是俄罗斯人，而是出生于杜尚别的塔吉克斯坦人，但他精通下层社会的手段。对于一个有一半塔吉克斯坦血统的人来说，能毕业于享有盛名的克格勃培训基地——莫斯科军事外语学院，并爬上少校军衔这种地位，确实是不同寻常的。
他被分配到苏联空军的航空运输团，那是一个把军火卖给反对西方政权的游击队，或第三世界政权的秘密组织。他会说葡萄牙语，所以在安哥拉内战中起了重要作用。他还在空军中建立起一些可怕的特殊关系。
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时，局面混乱了好几年，部队的司令官们纷纷把他们能够得到的军事装备廉价卖了出去，军事管理体系分崩离析。鲍特以极其便宜的价格购进了他自己部队的七十六架伊柳辛飞机，开始从事航空包机和运输业务。
到一九九二年，他回到了南方的家乡。阿富汗内战开始了，就发生在他的祖国塔吉克斯坦的国境对面，其中一个主要的权力争夺者，是他的塔吉克同胞杜斯塔姆将军。这位野蛮的将军所需要的唯一“货物”是军火。鲍特提供了。
一九九三年，他在比利时奥斯坦德露面，这里是经由比利时前殖民地、一直战火纷飞的刚果进入到非洲市场的便利之地。他的供应源源不断，苏联庞大的武器库仍在按虚构的体系运转着，他的新客户中有卢旺达和布隆迪大屠杀的凶手。
最后，他把比利时人也搞得坐立不安了，于是他被赶出了奥斯坦德。一九九五年时，他出现在南非，把武器出售给互相交战的安哥拉政府和游击队。但在纳尔逊·曼德拉当上南非总统之后，他在那里的形势也开始变得不利，不得不匆匆地离开了。
一九九八年，他在阿联酋露面并在沙迦安顿下来。英国人和美国人把他的档案放到了阿联酋当局的面前，于是在比尔·布伦顿与本·扎伊德警官一起坐到美国使馆办公室之前的三个星期，鲍特已经再次被撵了出去。
但他只是沿着海岸北上，搬到十六公里以外的阿治曼，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在工商会大楼里搞了一个套房。人口仅四万的阿治曼，没有石油，只有少量的工业，与沙迦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对比尔·布伦顿来说，这次目击是很重要的。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的上司柯林·弗莱明会对这个失踪的塞尔维亚人感兴趣，但这份报告肯定能使他获得胡佛大厦的赞赏。
“那么第三个人呢？”他问道，“你说你见到过他？记得是在什么地方吗？”
“当然了。就在这里。他是你的一位同事吧？”
如果比尔·布伦顿认为他在这一天得到的惊天消息就此结束，那么他错了。他感觉到他的胃部在搅动。他仔细地从办公桌最下面的一格抽屉里拿出一本卷宗。这是使馆工作人员的简明花名册。本·扎伊德警官毫不犹豫地指向文化随员的那张脸。
“就是这个，”他说，“他就是坐在桌子边的第三个人。你认识他？”
布伦顿当然认识他。美国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并不多，但这位文化随员是一个大忙人。这是因为在外交官身份的掩护之下，他实际上是中情局驻阿联酋的情报站站长。
来自迪拜的消息使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柯林·弗莱明怒火中烧。倒不是因为兰利[106]的人跟弗拉基米尔·鲍特那样的人搞在一起。这也许是情报收集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的手段。使他愤怒的是，中情局的某一个高官显然对国务卿柯林·鲍威尔本人，和他自己的上级司法部长说了[107]。这么做显然打破了许多规矩，而且他清楚地知道是谁破了这些规矩。他打电话到兰利，要求紧急会晤。
弗莱明以前见过这个人。他们曾当着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的面发生过抵触和摩擦，但没有伤及感情。对手之间偶尔还能互相吸引，但这次不同了。
保罗·德弗罗是早先马萨诸塞州的贵族后裔。他出生在波士顿的一个文人雅士家庭。
他在上学之前就显示出他的聪敏才智，之后顺利地就读于波士顿高等专科学院，那是美国最负盛名的耶稣会学术机构之一。他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了业。
波士顿高专的导师们对他的评语是，一个优秀人才，如果没有成为资深学者，那么有一天肯定会加入耶稣会。
他攻读的是人文科学的文学学士学位，主攻哲学和神学。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常常与他的资深神学导师一起就教义的概念问题讨论到深夜。
一九六六年时他十九岁。那是冷战的高峰时期，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浪潮似乎能席卷第三世界，把西方留在一个遭到围困的孤岛上。就在那时候，教皇保罗六世恳求耶稣会承担起向无神论挑战的先锋队任务。
对保罗·德弗罗来说，这两者是一回事：无神论并不一定是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一定是无神论。他将为他的国家服务，但不是在宗教界或学术界，而是在另一个领域。在乡村俱乐部里，他父亲的一位同事介绍过来的一个抽烟斗的人，安静地向他提出了这个建议。
在从波士顿高等专科学院毕业后一星期，保罗·德弗罗就宣誓加入了中央情报局。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富有诗意、明媚灿烂、充满自信的开端。丑陋的真相后来才慢慢显露。
由于他的显贵背景和熟人关系，他在这个集团里步步上升，用他的平易近人和聪明才智挫败了其他人的嫉妒。随着时间流逝，他还证明在中情局里他具有比其他人更吃得开的品质：忠诚。因此，其他许多错误都可以得到宽恕。
他在三个主要部门里都工作过，行动、情报（分析）、反情报（内部安全）。但他的生涯随着约翰·多伊奇局长的到来而遇到了阻碍。